新興市場出口呈“結構性高增長”态勢、而中國對亞非拉地區出口的拉動作用也日益上升。“亞非拉”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北非、中東、拉美和南亞地區統稱，2021年總人口占全球54%（42億），GDP占全球16%。近年，亞非拉成為中國企業和投資出海和商品出口重要目的地，2022年占中國總出口21%左右。本文解析中國對亞非拉出口高增長的驅動因素，對總出口及行業影響，及其可持續性。同時，由于讀者對亞非拉經濟體經濟發展階段和結構的熟悉程度可能不及歐美，本文也提供該地區較詳細的“經濟畫像”。
核心觀點
中國對亞非拉地區貿易呈現哪些特征？
1.出口總增長較快，占比快速上升。2012-19年中國對亞非拉地區出口年複合增速為4.3%，2020-22年間加速至15.7%，同期中國總出口的年複合增速為3.5%和13%。
2.出口商品多樣化、彰顯中國制造“全産業鍊”優勢。中國對亞非拉地區出口中機電及光學儀器出口超4成，但較低附加值産品占比高于總出口。其中，對非洲出口中，消費品、如紡織服裝等占比較高；對中東出口中，金屬制品以及汽車、高鐵、船舶等獨占鳌頭；對拉美出口中，化工占比更高；而南亞對中國制造的消費電子産品更為青睐。
3.中國從亞非拉進口以資源品、農産品和基礎原材料為主。
中國對亞非拉貿易高增長背後有哪些驅動因素？
1. 中國制造的“極緻成本效益”優勢近年更為突出，其中包括原材料、物流、産業鍊分工、及人力資源等各個方面（參見《中國出口産業鍊的更新與重塑》2023/4/16）。
2. 亞非拉發展階段、需求結構與中國已有産能完美對接。人均消費水準層面，非洲和南亞大體對标加入WTO前夕的中國，而中東和拉美大體對應中國5-10年前，為中國現有産能提供“下沉市場”。同時，亞非拉地區基建的密度和技術水準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3. 企業主動出海、一帶一路政策加持。在國内産能使用率偏低、全球地緣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環境下，企業主動出海。此外，一帶一路倡議降低貿易壁壘和交運、交易成本，為企業出海打開利潤空間。
對亞非拉出口的高增長是否可持續？
從亞非拉地區進口需求、中國國家戰略及企業行為等方面看，對亞非拉出口有望保持較高結構性增長。1）亞非拉地區的消費、基建和制造業投資均有較大的更新潛力，配合非洲和南亞等地區城市化和工業化、以及中東基建更新等趨勢蘊含投資和貿易機會；2）一帶一路等有望進一步驅動中國和亞非拉地區的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3）中國企業對亞非拉地區投資（FDI）高速增長，将進一步與商品和服務出口互相促進、正向循環。
然而，與亞非拉國家經貿合作的波動性和不确定性猶存。不可回避的是，與亞非拉地區的經濟合作面臨較高的交易成本，投資的波動性和風險溢價都可能高于發達國家——相對東盟和發達國家，亞非拉國家經濟增長波動性更大、債務風險更高，中國與亞非拉的經貿合作，需要更多關注對手方需求波動和信用風險等因素。同時，中國與亞非拉保持較高貿易順差，需處理好“失衡”帶來的可能沖突。
風險提示：亞非拉經濟發展不及預期；亞非拉通脹與地緣政治風險超預期。
目錄
1. 中國對亞非拉地區貿易呈現哪些特征？
2. 中國對亞非拉貿易高增長背後有哪些驅動因素？
3. 對亞非拉的出口未來是否可持續？
3.1 亞非拉地區的消費、基建、以及制造業投資均有較大的更新潛力
3.2一帶一路等戰略的驅動可能會持續推動中國對亞非拉地區的出口
3.3 中國企業對亞非拉地區投資（FDI）高速增長，将進一步與商品和服務出口互相促進、正向循環
4. 與亞非拉國家經貿合作的波動性和不确定性猶存
5. 風險提示
附錄：非洲、中東、南亞與拉美分地區詳細畫像
正文
1. 中國對亞非拉地區貿易呈現哪些特征？
美歐以及東盟以外的亞非拉國家人口是中國的3倍，經濟規模接近中國的九成。從人口來看，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後文簡稱“非洲”）、中東與北非（後文簡稱“中東”）、拉美與南亞四個地區（後文将上述四個地區簡稱為“亞非拉”）的總人口為42億（圖表1），是中國總人口的3倍，占全球總人口的54%，勞動力的45%。從GDP規模來看，2021年非洲、中東、拉美和南亞的名義GDP合計為15.2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的85%，占全球GDP總量的16%。
近年來亞非拉國家是中國企業“出海”和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中國對亞非拉出口總增長較快，占總出口額的比重快速上升，從2000年的8.8%上升至2022年的20.8%。2000-2011年亞非拉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快速上升，從8.8%升至18.3%。2012-19年中國對亞非拉地區出口仍維持較快增長，年複合增速達到4.3%，2020-22年間加速至15.7%，同期中國總出口複合增速為3.5% 和13%（圖表2），亞非拉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則進一步上升，2022年底達到20.8%。2023年以來，在全球出口整體低迷的背景下，中國對亞非拉地區的出口表現亮眼，1-5月累計增速達到8.1%，高于中國整體的出口增速（0.3%），亞非拉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有望在2023年繼續提高。分地區來看，2022年非洲、中東、拉美和南亞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分别為3.5%、5.5%、7%和4.9%（圖表3）。此外，本輪企業出海中民企占比上升，市場自發驅動因素更強，整個出口和需求的市場化閉環在形成（企業出海詳情參見第3.3章中國對外投資拉動經貿往來）。
分品類看，中國出口至亞非拉的商品呈現多樣化的特點、彰顯中國制造“全産業鍊”優勢。中國對亞非拉地區出口中機電及光學儀器出口超4成，但較低附加值産品總體占比高于總出口。中國對亞非拉的出口中，機電和光學儀器占比為41%，低于對美國和歐盟出口的46%和49%（圖表4）；而較低附加值産品占比高于總出口和對美歐出口，例如化工與金屬制品等傳統工業品占29%，高于對美國和歐盟出口的15%和17%。中國對亞非拉出口産品偏向低附加值産品，可能是和亞非拉經濟發展水準有關；近年來，機電産品占比維持在40%左右，随着亞非拉經濟發展和消費更新，機電産品占比有望上升（圖表5）。
分國别來看，中國對非洲、中東、南亞以及拉美地區的出口産品品類、增長趨勢各有特點。具體看，
- 中國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對非洲出口中，消費品、如紡織服裝等占比較高。2000-2022年中非貿易規模從80億美元上升至1578億美元，接近美非貿易規模的4倍；2022年對華貿易占非洲貿易總額的17.5%，略低于歐盟（19.5%），為非洲最大的單一貿易夥伴（圖表6）。同期，非洲在中國出口中的份額也持續回升，2022年達到3.5%（圖表7）。南非、奈及利亞、肯亞、加納等是中國對非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圖表8）。中國和非洲貿易整體維持均衡，2022年中國對非洲的貿易順差為32億美元。中國對非洲的出口中，對非洲出口中，消費品、如紡織服裝等占比較高。以南非為例，對南非的出口中紡織服裝等輕工産品的占比相對更高，化工、金屬制品等傳統制造業産品的比重也高于其在整體出口的占比，而機電、光學儀器等高技術産品占比更低（圖表9）。
- 2000年以來，中國與中東之間的貿易規模不斷增長，對中東出口中，金屬制品以及汽車、高鐵、船舶等獨占鳌頭。2000-2022年中國與中東地區的貿易規模從141億美元上升至4260億美元，是美國與中東貿易規模的2.5倍（圖表10）；2022年對華貿易占中東貿易總額的15.5%，中國是中東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例如中國在沙特和伊朗出口和進口中的占比為20-30%（圖表11）。2022年中東在中國出口和進口中的占比分别為5.5%和10.0%（圖表12）。阿聯酋、沙特、埃及、以色列等是中國對中東地區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圖表13）。與以往印象不同的是，中國對中東地區貿易大體維持均衡，2022年逆差規模僅為32億美元（圖表14）。這背後的原因是中國對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國維持較大規模的逆差，但是對埃及、土耳其等國則維持順差。從産品來看，中國對中東出口中包括汽車、高鐵、船舶等的運輸裝置占比為8%，高于總出口中的占比（6%），可能是鐵路等基建相關出口占比相對較高；紡織輕工，化工、金屬制品等傳統制造業産品占比相對更高，而機電、光學儀器等占比更低（圖表15）。
- 南亞對中國制造的消費電子産品或更為青睐；符合當地發展水準的産品具有較大潛力。近年來南亞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持續上升，2022 年達到 4.9%，但南亞在中國進口中的占比仍然偏低，2022 年僅為0.8%（圖表16）。從國别來看，印度、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是中國對南亞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圖表17）。從産品來看，2022年中國對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出口中（圖表18），包括消費電子和機械裝置在内的機電和光學儀器占比達 46%，高于其在整體出口的比重 （44%），這與非洲、中東和拉美不同。背後可能是消費電子等産品受到印度消費者青昧，例如 2022 年筆記本在中國對印度出口中的占比為 4.5%，而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僅為 3.6%。此外，化工和包括鋼材、鋁材在内的金屬制品合計占比達到 32%，超過其在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20%）: 而運輸裝置、輕工産品的占比低于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從人均 GDP、汽車保有量等名額來看，南亞經濟發展落後中國 15-20 年，未來消費更新相關産品或有較大前景。例如印度道路上超過 70% 的車輛是兩輪車（踏闆車和機車），10%為三輪機動車，汽車以及電動汽車未來有較大的更新空間。
- 拉美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持續上升；對拉美出口中，化工占比更高。中國是除墨西哥以外的拉美最大的貿易夥伴。2022年，墨西哥、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秘魯是拉美地區中國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圖表19）。2000-2022年，拉美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從2%左右上升到7%（圖表20）。從出口産品來看，中國對拉美的出口中，化工、金屬制品的占比合計達到31%，顯著超過其在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其中，烯烴和芳烴等有機化合物、肥料和塑膠等為代表的化工品占比達到18%，遠高于化工品在整體出口中的占比（7%）。而機電、紡織服裝等輕工産品占比要低于其在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圖表21）。
進口方面，中國從亞非拉進口産品主要以石油、礦産等資源類産品，紡織以及動植物等農産品為主，亞非拉是中國重要的原材料産地。各地區也有參差不同的特點，具體看，
- 中國自非洲的進口中，紡織輕工産品占比相對較高。以南非為例，2022年自南非的進口中25%是紡織品，24%是化工和金屬制品，兩類産品都明顯高于其在中國總進口的比重（圖表22）。
- 中國自中東的進口主要是油氣資源類産品。中國從中東進口的石油等資源類産品占中國從中東進口總額的85%（圖表23）。以沙特為例，2022年自沙特的進口中86%為石油等資源類産品，14%為化工和橡膠塑膠。中東地區是中國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來源地。2022年中國進口原油5.1億噸，其中超過一半來自中東地區，其中沙特、伊拉克、阿聯酋和阿曼占比分别為17%、11%、8%和7%（圖表24）。此外，中東地區也是中國天然氣的重要來源地。2022年中國進口中四分之一來自卡達（圖表25）。2022年11月，中國與卡達簽署了一項為期27年天然氣購買協定，為有史以來期限最長的天然氣交易。
- 中國自南亞的進口中，紡織輕工占比較高，與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結構類似。2022年中國從印度和巴基斯坦進口的紡織品占中國從該地區進口總額的26%（圖表26），化工和金屬等傳統工業品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 中國自拉美的進口以資源類産品和動植物制品并重。2022年中國從拉美進口中，銅礦、鐵礦和锂礦等資源類産品占比41%（圖表27）。此外，中國從拉美進口大量的農産品，例如動物和植物制品等，輕工品占比46%。
2. 中國對亞非拉貿易高增長背後有哪些驅動因素？
首先，中國制造的“極緻成本效益”優勢近年更為突出，其中包括原材料、物流、産業鍊分工、及人力資源等各個方面，有助于中國企業開拓亞非拉市場。如我們在2023年4月16日的報告《中國出口産業鍊的更新與重塑》中的分析，中國出口具有全方位的成本和效率優勢：1）原材料，電價、能源等價格低于全球（圖表28），2）難以匹敵的物流和電信網絡、遙遙領先的電信和物流效率成本優勢，3）綜合交易成本較低：産業鍊全、多樣化，分工細，以及4）工程師紅利：人力的數量、成本效益和國際化水準較高。專利數是中國工程師紅利的一個例證，中國PCT專利數全球占比從2011年的9.0%快速上升至2022年的25%（圖表29）。
其次，亞非拉發展階段與需求結構與中國已有産能完美對接。人均消費水準層面，非洲和南亞大體對标加入WTO前夕的中國，而中東和拉美大體對應中國5-10年前，為中國現有産能提供“下沉市場”。同時，亞非拉地區基建的密度和技術水準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具體看，
- 亞非拉國家之間發展差異較大，非洲和南亞大體對标加入WTO前夕的中國，而中東和拉美大體對應中國5-10年前。從人均GDP來看，2021年非洲和南亞人均GDP（2015年不變價）為1600-1800美元，約為中國的14-16%，相當于中國1995-1997年的水準；而中東和拉美人均GDP（2015年不變價）為7200-8500美元，約為中國的64-76%，相當于中國的2014-2016年的水準。從城市化率來看，非洲和南亞地區城市化率為42%和35%，相當于中國2000年初的水準，而中東和拉美則為66%和81%，高于中國的城市化率水準。從千人汽車保有量來看，2019年非洲和南亞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分别為28和22輛，與中國2000年初水準相當，而中東和拉美千人汽車保有量與中國相當或者已經明顯超過中國（圖表30）。
- 亞非拉能夠為中國現有産能提供“下沉市場”。從2021年人均GDP（美元現價）來看，中國一線、二線、三線和四線及以下城市美元計價的人均GDP現價分别為2.65、1.74、1.08和0.84萬美元，中東和拉美人均GDP水準接近中國三四線城市，而非洲、南亞不及四線及以下城市（圖表31）。從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美元現價），中東和拉美個人所得分别為5512美元和6359美元，與中國平均水準相當，高于農村，不及城鎮；而非洲和南亞的個人所得分别為1306美元和1887美元，不及中國農村（圖表32）。由于上述四個地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能夠為中國現有産能提供下沉市場。由于上述四個地區人口是中國三、四線城市人口的5倍，GDP的2倍，随着經濟發展和消費更新，對中國企業來說擁有較大的增長潛力，不僅僅是再造中國的三四線城市。
- 近年來，亞非拉地區中産階級崛起，零售和電商市場快速發展，中國企業出海前景廣闊。具體看，非洲中産階層快速崛起，部分中國産品已經占得先機。根據非洲發展銀行的測算，正在步入中産階層級、中産階層級及高收入階級層在非洲人口中的占比約為40%。新興的非洲中産階層追逐電腦、手機等科技産品，一些中國産品受到追捧。例如總部位于深圳的傳音控股主要銷售智能手機/功能手機為主，通過不斷創新滿足非洲市場的獨特需求，2021年在非洲市場的占有率達到64%。南亞和拉美的電商市場正在蓬勃發展。印度網際網路使用者（5.6億）及手機上網的使用者（11.7億）規模龐大，但網上零售僅占整體零售額的3.4%，未來有較大的增長空間。而拉美人口超過6.5億，網際網路覆寫率達六成，網購人數超過2億，但網上零售占比隻有5%，發展空間較大。2020年拉美網上銷售額增速達到36%，是全球增長最快的電商市場之一。
同時，亞非拉地區基建的密度和技術水準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而中國過去30年所積累的相關經驗和産能能夠與亞非拉需求完美對接。
- 中國在過去30年快速發展下積累了大量在交運、電信和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和産能，可以助推中國對亞非拉地區的貿易與投資。2000年之後，中國基建投資高速增長，2009年高達42%，2013-17年，中國基建投資增速仍然保持在15%-21%的高速增長。中國企業在交運、電信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産能，可以滿足亞非拉地區基礎設施更新的需求。例如，美國《工程新聞記錄》雜志（ENR）釋出的“250家全球承包商”排名中，2022年名列前七名的都是中國公司（如中國建築、中國中鐵、中國鐵建等），中國公司在前20強中占了15家。中國企業也成為亞非拉地區基礎設施項目的重要承建方，拉動了中國相關産業的貿易與投資。
- 中國為非洲基礎設施相關大量貸款，中國企業在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對非貸款顯著高于美歐（圖表33），過去二十年，中國國家金融機構向非洲政府提供了 1600 億美元的貸款，近三分之二是針對交通、電力等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圖表34和35），中國為非洲提供的基礎設施融資是所有其他雙邊機構融資總和的 2.5 倍。2019年中國來自非洲的工程項目的企業收入為460億美元，是當年非洲吸收FDI總額的1.7倍；受疫情影響2021年中國來自非洲的工程項目收入下降了19.3%至371億美元（圖表36）。2016年至2020年，非洲開工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總額近2000億美元，中國企業參與實施的項目接近三分之一。例如，中國企業參與了多條連接配接非洲和歐、亞、美洲大陸海纜工程；與非洲主流營運商合作實作非洲電信服務全覆寫；建設了非洲一半以上無線站點及高速移動寬帶網絡，累計鋪設超過20萬公裡光纖，幫助600萬家庭實作寬帶上網，服務超過9億非洲人民。
- 近年來中國對拉美投資由石油、礦業等轉向電力和港口基建等領域。2005-2009 年，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ODI）中的95%為石油、礦業等原材料領域，集中在委内瑞拉；2015-2021年，原材料領域占比已下降至46%，制造業和服務業占比上升，特别是電力和基建領域，這一時期投資以巴西和阿根廷為中心。例如，2017年中國企業斥資 210 億美元以上，在巴西購買發電廠、電力分銷商和港口；2021年兩家中國國有企業合計斥資 60 億美元收購智利和秘魯的電力公司，為兩國有史以來獲得的最大外國投資之一；中國正在更新通往阿根廷西北部的鐵路。根據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的資料，2017-2021年間電力行業的投資占中國在拉美并購交易的71%。中國對拉美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似乎正在加速。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在 2005 年至 2021 年期間中國參與的 192 個區域基礎設施項目中，有 57 個是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實施的。
- 中國企業亞非拉地區的基礎設施對當地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非洲，中國葛洲壩集團承建了安哥拉最大的水電站——凱凱水電站，2023年5月開啟大壩主體施工，建成後将為安哥拉提供強大穩定的電力保障，改善當地水資源利用條件，同時為當地提供近萬個就業崗位。在拉美，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獨立投資、建設和運維巴西美麗山二期特高壓輸電項目，為當地創造1.6萬個就業崗位，貢獻約22億雷亞爾稅收，2200萬巴西人口因該項目受益。在中東，中國參與興建了麥加—麥地那高速鐵路，該線路穿越沙特阿拉伯境内，連接配接了兩個伊斯蘭聖城麥加和麥地那，是中國企業在海外參建的世界首條穿越沙漠地帶高鐵。在南亞，中國建設的巴基斯坦第一條地鐵線橙線項目于2020年正式開通營運，項目建設期間創造了7000多個工作崗位，完工後還帶來2000多個工作崗位。
最後，中國對亞非拉貿易高增長有企業主動出海、一帶一路政策加持。在國内産能使用率偏低、全球地緣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環境下，企業主動出海。此外，一帶一路倡議降低貿易壁壘和交運、交易成本，為企業出海打開利潤空間。
- 在國内産能使用率偏低、全球地緣政治不确定性高企的環境下，企業主動出海。中美貿易摩擦、疫情沖擊、俄烏沖突等因素推動全球産業鍊重組，部分領域的“去全球化”對全球貿易也帶來重創——中國和全球産業鍊承受了較大的“效率損失”呈現“雙輸”的局面。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2019-2021年14%-17%的企業正考慮或已經将産業鍊轉移至中國外的其他國家，這部分企業中37%是因為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擔憂（圖表37和圖表38）。近年來中國企業出海再次加速，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2021年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增長7.9%，達到2.79萬億美元，占全球對外投資存量的6.7%，位于全球第三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2021年達到1788億美元，占全球的10.5%，位于全球第2位，自2003年以來已經連續10年位于全球前三（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一帶一路倡議降低貿易壁壘，也帶來了交運、交易成本的下降，為企業出海打開利潤空間。第一，“一帶一路”架構下的“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已基本形成，中歐班列發展勢頭迅猛（圖表39）。2021年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屢創新高，開行數量為15183列，同比增長22.4%（圖表40）。第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活躍，經貿投資合作不斷拓展。對外投資方面，2013-2022年，大陸與沿線國家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700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方面，大陸在“一帶一路”國家業務的占比過半。2022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外承包工程業務新簽訂合同額以及完成額分别占同期總額的51.2%和54.8%（圖表41-圖表44）。第三，一帶一路倡議降低貿易壁壘；交運、交易成本的下降，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較大機遇，為中國企業出海打開利潤空間。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的報告，一帶一路倡議将促使各成員國的貿易增長2.8%-9.7%、全球貿易增長1.7%-6.3%、全球收入增加0.7%-2.9%（圖表45和圖表46）；對東亞（3.8%）和南亞地區（3.7%）的貿易促進作用最大（圖表47）；拟議的交通網能夠增加沿線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FDI流量有望增加7.5%（圖表48）。世界銀行估計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有望幫助全球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幫助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總結來看，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發展。2013-2022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額從1.04萬億美元擴大到2.07萬億美元，年均增長8%，高于中國貿易總額的平均增速（5.7%）；“一帶一路”國家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從2013年的25.8%提升至2022的33%（圖表49），增強了中國出口的韌性和“反脆弱性”。
3. 對亞非拉的出口未來是否可持續？
從亞非拉地區進口需求、中國國家戰略及企業行為等方面看，對亞非拉出口有望保持較高結構性增長。1）亞非拉地區的消費、基建、以及制造業投資均有較大的更新潛力，配合非洲和南亞等地區城市化和工業化、以及中東基建更新等趨勢蘊含投資和貿易機會；2）一帶一路等戰略有望進一步驅動中國和亞非拉地區的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3）中國企業對亞非拉地區投資（FDI）高速增長，将進一步與商品和服務出口互相促進、正向循環。
3.1 亞非拉地區的消費、基建、以及制造業投資均有較大的更新潛力
亞非拉國家和地區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和消費更新潛力，中國的基建和制造業産能有較大的輸出空間。亞非拉地區人口基數大，2021年四個區域人口合計占比53.6%，市場規模龐大；然而總消費支出占全球的比重僅16.3%，遠低于人口占比，顯示亞非拉國家具有很大的消費更新潛力。以汽車為例，非洲和南亞每千人汽車擁有量僅28.4和21.6輛，顯著低于中國的137.2輛，有望成為大陸汽車出口重要的市場。除此之外，非洲和南亞的城市化率分别為41.8%和35.4%，未來城市化提升可以帶來龐大的基建需求。接下來，我們分别對非洲、中東、南亞和拉美進行消費者和投資标的“畫像”。限于篇幅，在正文中，我們從人口、經濟總量與人均GDP、經濟結構、消費更新空間與基礎設施情況，以及與中國的經貿前景出發，挑選最具有突出特點的地區進行概括和精煉分析，不求面面俱到；對于四個地區全面詳細的解析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附錄。具體看，
從人口數量與結構看，非洲人口規模大，人口紅利突出；南亞人口稠密且保持了較快的增速。
- 2021年非洲總人口為11.9億（占全球14.4 %），勞動力規模為4.5億（占全球的13.0 %），65歲人口占比僅為3.1%（中國為13.2%），平均年齡為17.7歲（中國為38.5歲），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大陸。2021年非洲人口增速為2.6%，遠高于其他地區。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30年後非洲人口将超過中國，2050年總人口将達到21億，在全球的占比将從目前的14.4%上升至21.7%，顯著超過中國（圖表50）。
- 2021年南亞人口達19億，且保持較快增速，其中印度的人口紅利優勢将超越中國。根據聯合國的測算，2023年印度人口超過中國，而到 2050年，中國人口将比現在減少8%，印度人口則将增長18%，達到16.7億，比中國人口多27%（圖表51）。
非洲和南亞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2%和4.2%；人均GDP仍然偏低，相當于中國1995-1998年水準，但經濟增速較快，特别是印度。
- 2021年非洲名義GDP為1.93萬億美元（占全球2.0 %），總消費為1.48萬億美元（占全球2.1 %）；人均名義GDP為1633美元，僅為中國13%。非洲國家内部存在較大差異，2021年塞昔耳人均GDP達到1.47萬美元，是收入最低的布隆迪的66倍。從不變價的人均GDP來看，2021年非洲相當于1995年的中國（圖表52）。疫情前十年（2010-2019年）非洲GDP平均增速為4.1%，高于全球平均增速（3.7%）。2020年非洲GDP一度下滑1.7%，2021年後經濟從疫情沖擊中修複。根據IMF的預測，2023-24年非洲經濟增速有望達到3.6%和4.2%，高于全球的2.8%和3.0%。
- 2021年南亞名義GDP為4.1萬億美元（占全球4.2%），總消費為3萬億美元（占全球4.3%）。2021年人均名義GDP為2150美元，僅為中國17%。從不變價的人均GDP來看，2021年南亞相當于1998年的中國（圖表53）。南亞整體的經濟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準。根據IMF的預測，2023-24年印度經濟增速有望達到5.9%和6.3%，顯著高于全球的2.8%和3.0%。
從經濟結構來看，非洲與南亞農業占比仍然較高，制造業占比較低；而中東經濟受油價和地緣政治影響較大。
- 非洲與南亞農業占比仍然較高，制造業占比較低。2021年非洲GDP中農業占比為17.2%，遠高于全球平均水準（4.3%）；制造業占比則從1981年的18.4 %持續下降至2021年的11.5 %，低于全球平均水準（16.6%），也低于其他各個地區的水準（圖表54）。2021年南亞GDP中農業的占比16.7%，顯著高于全球平均水準（4.3%）；工業占比則2021年的25.9%，剔除占比較大的采礦和建築，制造業占比僅為14%，顯著低于中國的27.4%（圖表55）。
- 中東經濟受油價和地緣政治影響較大。中東為主要的原油生産國，經濟受到油價的影響較大。根據世界銀行2023年1月的預測，2023-24年由于油價下降以及疫情後服務業複蘇提振影響的消退，中東經濟增速将從2022年的5.7%回落至2023-24年的3.5%和2.7%（圖表56），而2023-24年全球GDP增速為2.8%和3.0%。此外，地緣政治以及宗教沖突對中東地區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美國長期制裁伊朗，對伊朗的石油生産和經濟造成重大沖擊。伊拉克、叙利亞、葉門先後發生戰争，經濟遭到嚴重打擊，造成大量難民。
從消費更新和基礎設施提升的潛力看，非洲與南亞是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消費有較大更新空間；非洲、南亞和拉美地區基礎設施都有更新的空間。
- 非洲方面，2021年食品消費仍然占總消費的四成，而美歐等發達國家居民食品消費通常僅占總消費的十分之一。2022年底非洲1.23億人口（總人口的12%）面臨食品不安全問題（acute food insecurity）。按照不變價美元計算，2021年非洲人均GDP與中國1995年相當；2019年非洲每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28輛，與中國2006年水準相當。參考中國1995年後增長經驗，汽車、空調、冰箱、洗衣機等耐用品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将出現持續大幅增長。中國在上述行業都具有較強的全球競争力，非洲居民消費更新有助于中國對非相關産品的出口。此外，非洲基礎設施缺口較大，供水、電信等基礎上設施水準均有較大提升空間。例如寬帶普及率僅為0.8%，上網人口占比僅為29%（全球為60%），用電的比率僅為48%（全球為90%）（圖表57）。
- 南亞方面，從消費市場看，2019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21.6輛，相當于中國2005年的水準；手機每百人擁有量85台，低于全球的110台，相當于中國在2012年的水準。基建方面，21年印度鐵路裡程6.8萬公裡，顯著低于中國的11萬公裡；電力設施方面，南亞有4.2%的人口尚無法通電，較2000年的中國比例更高，電力設施也有提升空間。網絡基礎設施方面，每百人寬帶覆寫率僅為2.4（圖表58-61），僅相當于中國2005年的水準。
拉美基礎設施有待更新，特别是交通基礎設施。例如，截至202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約70% 的道路未鋪設路面，而南亞和東亞的這一比例分别不到 50% 和 30%；全球鐵路基礎設施最差的20個國家中，有10個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哥倫比亞和秘魯等。拉美國家雖然早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但仍然有1.5%的人口沒有通電，相當于中國2006年的水準，是以電力基礎設施還有完善的空間。網絡基礎設施方面，寬帶每百人使用人數量為16.8人，低于全球的17.8人，相當于中國2014年的水準。
展望中國與非洲、中東、南亞和拉美的經貿關系和未來的合作前景，四地的共性在于基礎設施領域合作空間廣闊。具體看，
- 非洲基礎設施存在較大缺口，為中國企業提供相應發展機會。例如，2020年非洲超過一半的人口仍不能用電，遠低于中國和印度同期水準（圖表62）。根據非洲開發銀行的估計，非洲需要每年1300-1700億美元的基建投資，才能夠實作完全電氣化、普及基本用水和衛生設施，融資缺口在680-1080億美元。中國在電力、水利、電信等基礎設施領域都有着較強的競争優勢，例如，非洲“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項目平均耗時2.8年，大約是世界銀行或非洲開發銀行所需時間的三分之一。往前看，預計基礎設施相關領域仍然是中非經濟合作的重點，進而帶動相關領域的出口。非洲的低儲蓄率意味着其依賴于外部融資。
- 傳統基建以及能源領域是中國和中東合作的重要領域，有望繼續推動相關産業鍊的出口。2005年以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簽署了價值2230億美元的大型投資交易和建設合同，其中52%流向了GCC國家（海灣合作委員會，包括沙特、阿聯酋、卡達、科威特、阿曼、巴林、葉門）。中國對GCC國家的投資建設合同額自2015年以來快速增長，2017年達到169.6億美元，之後受疫情影響出現下滑。2022年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建設力度有所回升，2022 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通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獲得了 55 億美元的投資合同，超過任何其他國家（圖表63）。
- 南亞面臨較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中國在南亞地區的基礎投資集中在巴基斯坦、斯裡蘭卡等印度周邊國家。例如，中國以中巴經濟走廊（CPEC）的形式承諾提供超過600億美元的資金，用于電力、道路、工業區、管道和瓜達爾深水港的建設。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CCCC）在為馬爾代夫修建公路、機場和醫院等基礎設施。在斯裡蘭卡南部的漢班托塔，中國企業建造了機場、港口以及高速公路。
- 拉丁美洲基建有較大更新空間，利好中國相關行業。拉美超過60%的道路未鋪設路面，而亞洲新興經濟體和歐洲為46% 和 17%；三分之二的污水未經處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衛生條件差和缺乏清潔用水是五歲以下兒童的第二大殺手；拉美輸配電網絡的電力損失是世界上最高的。拉丁美洲基礎設施支出占 GDP 的比例低于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區（圖表64）。往前看，拉美地區基建有較大的更新空間，利好中國相關行業。
然而，中國對四地的經貿合作前景又存在差異性。具體看，
- 非洲對華态度整體相對更加友好，為發展中非貿易創造條件。根據《經濟學人》2022年對7個非洲國家的調查，所有七個國家都認為10年後中國比美國更強大，同時認為中國的影響力也有利的。研究機構 Afrobarometer 2021年對 34 個非洲國家的調查發現，63%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非常”或者“有點”積極影響，高于美國的比率（60%）。中非雙方也持續推進經貿合作。2021年12月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承諾2022-2024年從非洲的進口總額将達到3000億美元，相對2019-2021年進口總額增長10%以上。《中非合作2035年願景》則提出，促進雙邊貿易均衡增長，使2035年中非年貿易額達到3000億美元，相對2019-2021年的平均年貿易額增長39%。受益于2021和2022年中非貿易的快速增長，2022年中非年貿易額已經達到2826億美元，增速遠超《中非合作2035年願景》中的規劃。
- 中東經濟轉型為中國相關企業提供新的機遇。為了應對全球能源轉型對本地區經濟的沖擊，中東産油國均推動本國經濟轉型，降低對石油的依賴，追求經濟的多元化，例如沙特的“2030願景”和阿聯酋的“2035願景”。以沙特為例，“2030願景”重點發展的一些領域，中國企業已經有一定的積累，例如雲計算、金融科技、新能源、物聯網等都出現迅猛增長。2022年12月中沙元首會晤後，沙特與中國企業簽署了34項投資協定，涉及綠色能源、資訊技術、雲服務、交通、物流、醫療、住房、建築等領域。
- 中國對南亞出口中機電産品和金屬制品拉動作用較大，符合當地發展水準實際的産品具有較大潛力。22年中國對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出口中，化工、金屬制品占比達到32%，超過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運輸裝置、紡織服裝等輕工産品的占比超過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從人均GDP、汽車保有量等名額來看，南亞經濟發展落後中國15-20年。随着南亞地區經濟發展，消費更新産品或有較大前景。例如印度道路上超過 70% 的車輛是兩輪車（踏闆車和機車），10%為三輪機動車，汽車以及電動汽車未來有較大的更新空間。
- 拉美有豐富的礦産資源儲量，除了銅、鐵礦石等傳統資源，對中國高科技行業發展至關重要的锂等金屬儲量同樣位居前列，但并未被完全商業化。世界上超過一半的锂位于拉美地區（主要位于玻利維亞、阿根廷和智利的“锂三角”）；智利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銅供應；巴西擁有第三大稀土元素儲量（約占全球總量的 10%）（圖表65）。雖然拉美的采礦業吸引了較多海外投資，例如智利和秘魯是銅礦開采領域曆史悠久的全球上司者，但大多數并未達到最大潛力。例如，玻利維亞的锂資源幾乎沒有被商業化（圖表66）。
3.2一帶一路等戰略的驅動可能會持續推動中國對亞非拉地區的出口
中國政府仍在持續推進覆寫一帶一路國家的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貿易融合。截至2023年5月，一帶一路國家中已經有18個國家與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東盟10國、智利、紐西蘭等，既有《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這種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也有中國與智利所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此外，中國正積極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以及與南韓、新加坡、海合會、以色列、尼加拉瓜等25個“一帶一路國家的自貿協定談判或更新談判，并積極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DEPA）。商務部在3月例行記者會表示，将在“擴圍、提質、增效”三個方面，繼續積極推進與包括一帶一路國家在内的貿易夥伴開展自貿合作，顯示中國政府對進一步深化自貿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的态度較為堅定。
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奠定了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基礎，為進一步經貿和金融合作提供了較為充足的硬體設施。交通基礎設施網絡方面，以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匈塞鐵路、雅萬高鐵等合作項目為重點的區際、洲際鐵路網絡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中吉烏國際道路運輸實作常态化運作、中越北侖河公路二橋建成通車、且中國與15個沿線國家簽署了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在内的18個雙多邊國際運輸便利化協定。能源方面，中俄原油管道、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保持穩定營運，中俄天然氣管道東線于2019年12月部分實作通氣，将于2024年全線通氣，中緬油氣管道全線貫通。通訊設施方面，中緬、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纜資訊通道建設取得明顯進展；中國與國際電信聯盟簽署《關于加強一帶一路架構下電信和資訊網絡領域合作的意向書》；與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簽署絲路光纜合作協定。
中國積極探索一帶一路架構下建設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模式，金融互聯互通不斷深化，為進一步加深經貿和金融合作打下了堅實的金融基礎。中國探索出了主權财富基金跨國合作、對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的新路徑。例如，阿聯酋阿布紮比投資局、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等主權财富基金對沿線國家主要新興經濟體投資規模顯著增加；絲路基金與歐洲投資基金共同投資的中歐共同投資基金于2018年7月開始實質性運作，投資規模5億歐元，有力促進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歐洲投資計劃相對接。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金融互聯互通不斷深化，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互設銀行分支機構，中國還先後與20多個沿線國家建立雙邊本币互換安排，與7個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與35個沿線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合作檔案。人民币國際支付、投資、交易、儲備功能穩步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統（CIPS）業務範圍已覆寫近40個沿線國家和地區。
RCEP全面生效，與一帶一路相輔相成、充分釋放“1+1＞2”的共同發展新動能。6月2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在菲律賓正式生效，标志着RCEP對15個簽署國全面生效。RCEP是區域經貿規則領域的突破，涵蓋了貨物、服務、投資等全面的市場準入承諾，并且對服務貿易的開放度超過了成員國間原有的雙邊自貿協定的開放水準，RCEP專注于貿易領域，雖然範圍不及一帶一路的“五通”建設内容廣泛，但RCEP有區域經貿合作機制“硬限制”，其實踐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樹立了國際規則協調典範。
近年來中國企業出海再次加速，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并保持較強的盈利能力。2021年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增長7.9%，達到2.79萬億美元（圖表67），占全球對外投資存量的6.7%，位于全球第三位。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以下簡稱流量） 2020-2021年快速增長，增速分别為12.3%、16.3%，2021年流量達到1788億美元，占當年全球流量的10.5%（圖表68），位于全球第2位，自2003年以來已經連續10年位于全球前三。此外，根據《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21 年境外企業的經營情況良好，超七成企業盈利或持平。當年收益再投資（即新增留存收益）993億美元，創曆史最高值，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56%。
- 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來看，租賃和商業服務占比最高，而制造業份額相對較小，有較大提升空間。2021年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批發零售的存量規模為1.12萬億和3696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的40%和13%；制造業存量2633億美元，占比約9%，有較大提升空間（圖表69）。資料顯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很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公布的對外直接投資行業是第一目的地的行業分布，而第一目的地可能是中轉地，因而并不能夠準确代表投資最終流向的行業分布。企業以避稅為目的将第一目的作為跳闆，轉向投資到其他地區的其他行業，部分投資甚至以“返程投資”的方式回到了國内。公報中商務服務業的投資很有可能最終流向了其他行業，因而這一占比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性。
- 從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來看，近年來，批發零售、基礎設施相關産業以及制造業增速較快。以2018-21年三年複合增速衡量，對外直接投資淨額年均增長8%，而批發零售、基礎設施相關産業以及制造業增速則分别為32%、19%和12%（圖表70）。例如，中國在海外的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特定項目的出口增速。從2021年10月開始，中國出口沙特的挖掘機金額呈現指數增長，22年12月出口額達6792萬美元，2022年全年出口增長約6成。
出海企業的構成上，表觀上看，服務業企業占比較大；非國有企業占比快速上升。2021年底，中國境内2.9萬家企業在海外設立4.6萬家境外企業（圖表71），廣泛分布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企業資産總額5.5萬億美元，銷售額達3萬億美元，增速分别為10%和26%（圖表72）。2021年2.9萬家境内出海企業中，有0.9萬家是制造業（不包括采礦），占比32%；批發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企業數量分别為0.66萬家和0.39萬家，占比分别達23%和14%（圖表73），其占比較大的原因可能仍是前文提到的企業以避稅為目的将第一目的作為跳闆，先設立商務服務公司進而投資制造業等。從所有制來看，非國有企業占比已經與國企持平。（圖表74）2006年出海企業中非國有企業占比不到20%，而2021年非國有企業占比已經接近50%。從工商企業注冊類型看，2021年（控制人為自然人）的私營企業占比達33%，加上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私營成分，私營企業的份額可能更高（圖表75）。
以非洲為例，過去二十年中國加碼了對非洲的直接投資，是非洲最大的債權人和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來源。
- 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存量低于英法，但超過美國。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FDI）從2003年的7500萬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42億美元。中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存量（440億美元）低于英國（660億美元）或法國（650億美元），但略高于美國（430億美元）。從行業來看，中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主要是集中在建築和采礦（占比為55%）（圖表76）；從國别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南非、剛果共和國、尚比亞、安哥拉等國（圖表77）。根據麥肯錫在2017年的估計，約1萬家中國企業活躍在非洲，是商務部實際注冊數目的數倍，大約三分之一企業從事制造業，貢獻了非洲工業産值的接近八分之一。這些企業中的大企業通常為國企，但九成為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為當地創造了較多就業，非洲員工約占中國公司勞動力的 70-95%。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25]發現，中國直接投資流入後 6-12 年對當地經濟活動産生了積極影響；另一項研究則發現，中國直接投資流入2年後，當地平均增長率提高了 0.4-1.5 個百分點，且項目周圍的區域的夜間燈光（經濟活動的标志）增加了 8%。
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拉動中國出口。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額的時間序列直覺看，兩者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圖表78）；而從中國對世界各國的直接投資存量和出口的散點圖可以進一步印證兩者顯著的正向關系（圖表79）。根據劉曉光等（2015）的測算，即使剔除了東道主國家的經濟規模、基礎設施水準、與中國的距離等因素，中國對東道主國的直接投資仍然能夠顯著地促進中國與該國貿易。平均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提高10%，下一期對出口和進口的提振達2.1%，對淨出口的提振達2.9%。例如，近年來中國與東盟産業鍊加速融合，促進了中國對東盟産品的出口（參見《中國出口産業鍊的更新與重塑》2023/4/16）。
中國企業出海促進了中國“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雙向開放。2018-2022年中國經常賬戶貸方金額和借方金額的複合增速分别達6.1%和4%，2022年絕對規模升至4萬億和3.6萬億美元，顯示經常賬戶雙向敞口均擴大（圖表80）。20-22年受疫情擾動，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大幅收窄，從2019年4季度的594億美元壓縮至22年1季度的301億美元，意味着服務進口額大幅下滑。随着疫情擾動消退，中國服務貿易逐漸恢複，逆差在23年1季度重新擴大至470億美元，其中旅行項的逆差由22年1季度的242億美元擴大至23年1季度的434億美元（圖表81）。
4.與亞非拉國家經貿合作的波動性和不确定性猶存
不可回避的是，與亞非拉地區的經濟合作面臨較高的交易成本，投資的波動性和風險溢價都可能高于發達國家——相對東盟和發達國家，亞非拉國家經濟增長波動性更大、債務風險更高，中國與亞非拉的經貿合作，需要更多關注對手方需求波動和信用風險等因素。同時，中國與亞非拉保持較高貿易順差，需處理好“失衡”帶來的可能沖突。
首先，亞非拉地區的債務風險問題值得關注。從外債總額占GNI的比重來看，亞非拉國家中拉美地區的債務問題最為嚴重，2021年，拉美外債總額與GNI之比高達45.8%，其次是非洲地區（43.1%）。對比來看，非洲、拉美和中東的債務風險均高于中等收入國家，所有地區的債務占比都高于中國（圖表82），中國與亞非拉地區的經貿合作需重點關注交易對手的債務信用風險。
其次，中國對亞非拉地區順差加大，可能存在貿易失衡問題。2022年處中東地區以外，中國對南亞（1527億美元）、拉美（198億美元）和非洲（171億美元）均維持貿易順差（圖表83）。近年來中國對非洲、拉美和南亞地區的貿易順差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需警惕貿易順差失衡可能帶來的國際貿易摩擦和國内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問題。
分地區來看，各地區值得重點關注的風險因素有所側重：
- 中國企業需關注非洲地區的政治局勢和債務風險問題。新冠疫情下非洲通脹壓力大，經濟增長勢頭放緩，政治局面也面臨諸多不穩定因素，西非多國政局動蕩，中部和東部非洲沖突與紛争不斷。2023年4月，蘇丹爆發武裝沖突，地緣政治和戰争造成的不穩定局勢對企業經營帶來的負面影響值得關注。再者，美聯儲激進加息對非洲造成的影響在短期内難以消除，非洲地區債務風險驟增，需關注非洲地區的債務違約風險。
- 中東地區地緣政治沖突有所緩和，但仍需要警惕高通脹及長期社會結構性問題沖擊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近年來，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上升，助力中東地區實作和平穩定。例如，2023年3月經中國斡旋，沙特和伊朗決定恢複外交關系，叙利亞和葉門的沖突也有望得到緩和。地緣政治風險的下降有助于增強中東地區的穩定性，長遠看有助于提振中東地區的增長。但需要警惕高通脹及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沖擊社會穩定。2022年俄烏沖突以來，部分中東國家通脹特别是食品價格攀升，疊加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群眾的不滿可能導緻威脅社會穩定。
- 中國應警惕投資南亞可能帶來的債務風險和南亞地區激烈的地緣政治博弈。華盛頓特區全球發展中心的2018年的一份新檔案指出，全球有八個“一帶一路”國家處于“債務困境的特殊風險”。其中包括債務可能超過 GDP 100% 的馬爾代夫和巴基斯坦。再者，印度對中國在南亞開展的一帶一路倡議極為敏感，認為中國在南亞的經貿往來會給印度帶來威脅，多方幹擾中國在南亞的合作項目，并同中國在南亞地區經濟活動展開激烈競争，中國企業需警惕印度地緣政治博弈所帶來的經營風險。
中國企業走向拉美，需關注拉美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問題。拉美市場競争程度不足，當地大企業壟斷，造成效率低下和缺乏有消費能力的中産階層。根據麥肯錫的研究，拉美存在兩個“缺失的中間地帶”：一是，中型企業短缺，企業壟斷嚴重：拉美年銷售額在1000萬至5億美元之間的公司數量僅為對照組（拉美地區以外的10個新興經濟體）的一半左右；二是，缺少高薪工作，抑制了中産階層的擴大，阻礙企業投資。拉美收入後四分之三居民的消費量僅占總消費量的40%，而對照組則為三分之二。
5.風險提示
1. 亞非拉經濟發展不及預期。亞非拉國家可能存在債務風險問題，經濟增長波動也更大。同時，亞非拉國家面臨壟斷、政府腐敗等結構性的問題，經濟發展可能不及預期。
2. 亞非拉通脹與地緣政治風險超預期。非洲、中東等地區地緣政治形勢較為複雜，中國企業出海需管理和應對此類風險。全球通脹仍然居高不下，中國企業出海需要警惕高通脹及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沖擊當地社會穩定。
附錄：非洲、中東、南亞與拉美分地區詳細畫像
亞非拉國家和地區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和消費更新潛力，基建和制造業産能有較大的輸出空間。亞非拉地區人口基數大，2021年四個區域人口合計占比53.6%，市場規模龐大；然而總消費支出占全球的比重僅16.3%，遠低于人口占比，顯示亞非拉國家具有很大的消費更新潛力。以汽車為例，非洲和南亞每千人汽車擁有量僅28.4和21.6輛，顯著低于中國的137.2輛，有望成為大陸汽車出口重要的市場。除此之外，非洲和南亞的城市化率分别為41.8%和35.4%，未來城市化提升可以帶來龐大的基建需求。接下來，我們分别對非洲、中東、南亞和拉美進行消費者和投資标的“畫像”。具體看，
附錄1. 長期看，非洲擁有較大的增長潛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簡稱“非洲”）人口規模大、人口紅利突出，但人均GDP僅為中國的13%，經濟結構中農業占比仍然較高，消費有較大更新空間。2021年非洲地區人口過億的國家有兩個，分别是奈及利亞（2.1億）和埃塞俄比亞（1.2億）（圖表84）；奈及利亞GDP總量（4408億美元）同樣位列第一，南非GDP總量（4190億美元）緊随其後（圖表85）。
- 從人口結構看，非洲人口規模大，人口紅利突出。2021年非洲總人口為11.9億（占全球14.4 %），勞動力規模為4.5億（占全球的13.0 %），65歲人口占比僅為3.1%（中國為13.2%），平均年齡為17.7歲（中國為38.5歲），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大陸。2021年非洲人口增速為2.6%，遠高于其他地區。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30年後非洲人口将超過中國，2050年總人口将達到21億，在全球的占比将從目前的14.4%上升至21.7%，顯著超過中國（圖表86）。
- 但非洲經濟總量和人均GDP仍然偏低，經濟增速高于全球平均。2021年非洲名義GDP為1.93萬億美元（占全球2.0 %），總消費為1.48萬億美元（占全球2.1 %）；人均名義GDP為1633美元，僅為中國13%。非洲國家内部存在較大差異（圖表87），2021年塞昔耳人均GDP達到1.47萬美元，是收入最低的布隆迪的66倍。從不變價的人均GDP來看，非洲人均2021年非洲相當于1995年的中國（圖表88）。疫情前十年（2010-2019年）非洲GDP平均增速為4.1%，高于全球平均增速（3.7%）。2020年非洲GDP一度下滑1.7%，2021年後經濟從疫情沖擊中修複。根據IMF的預測，2023-24年非洲經濟增速有望達到3.6%和4.2%，高于全球的2.8%和3.0%。
- 從經濟結構來看，非洲農業占比仍然較高，城市化率仍有空間。2021年非洲GDP中農業占比為17.2%，遠高于全球平均水準（4.3%）；制造業占比則從1981年的18.4 %持續下降至2021年的11.5 %，略低于全球平均水準（16.6%），也低于其他各個地區的水準。（圖表89）。非洲城市化率僅為41.8%，高于南亞（35.4%），但遠低于中東（65.8%）和拉美（81.4%），城市化仍然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 非洲仍然是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消費有較大更新空間，而基礎設施缺口嚴重。2021年食品消費仍然占總消費的四成，而美歐等發達國家居民食品消費通常僅占總消費的十分之一。2022年底非洲1.23億人口（總人口的12%）面臨食品不安全問題（acute food insecurity）。2019年非洲每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28輛，與中國2006年水準相當。此外，非洲基礎設施缺口較大，供水、電信等基礎上設施水準均有較大提升空間。例如寬帶普及率僅為0.8%，上網人口占比僅為29%（全球為60%），用電的比率僅為48%（全球為90%）（圖表90）
非洲對華态度較為友好，中非雙方均有較強動機推動經貿合作，長期看非洲的人口紅利意味着非洲擁有較大的增長潛力，但潛力的釋放有賴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定向投入。非洲基建投資和消費更新需求預計是中非經濟合作的重點。
- 非洲對華态度整體相對更加友好，為發展中非貿易創造條件。根據《經濟學人》對7個非洲國家的調查，所有七個國家都認為10年後中國比美國更強大，同時認為中國的影響力也有利的。研究機構 Afrobarometer 2021年對 34 個非洲國家的調查發現，63%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非常”或者“有點”積極影響，高于美國的比率（60%）。
- 中非雙方也持續推進經貿合作。2021年12月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承諾2022-2024年從非洲的進口總額将達到3000億美元，相對2019-2021年進口總額增長10%以上。《中非合作2035年願景》則提出，促進雙邊貿易均衡增長，使2035年中非年貿易額達到3000億美元，相對2019-2021年的平均年貿易額增長39%。受益于2021和2022年中非貿易的快速增長，2022年中非年貿易額已經達到2826億美元，增速遠超《中非合作2035年願景》中的規劃。
- 長期看，非洲擁有較大的增長潛力。非洲農業占比達17%，城市化率不到50%，經濟轉型和更新仍然有較大空間。2050年，非洲人口将從目前的10億左右增長到20億左右，貢獻全球人口增量的一半。此外，2040年後非洲以外地區勞動年齡人口預計将出現負增長，而非洲仍然能夠維持正增長（圖表91），2050年非洲勞動年齡人口将占到全球的22%，與中國在2010年的水準相當。此外，數字技術的發展也為非洲經濟實作跨越式發展創造可能。但是，非洲增長潛力的釋放依賴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定向投入。
- 基建投資和消費更新需求是中非經濟合作的重點。非洲基礎設施存在較大缺口，為中國企業提供相應發展機會。例如，2020年非洲超過一半的人口仍未不能用電，遠低于中國和印度同期水準（圖表92）。根據非洲開發銀行的估計，非洲需要每年1300-1700億美元的基建投資，融資缺口在680-1080億美元，才能夠實作完全電氣化、普及基本用水和衛生設施。中國在電力、水利、電信等基礎設施領域都有着較強的競争優勢，例如，非洲“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項目平均耗時2.8年，大約是世界銀行或非洲開發銀行所需時間的三分之一。往前看，預計基礎設施相關領域仍然是中非經濟合作的重點，進而帶動相關領域的出口。非洲的低儲蓄率意味着其依賴于外部融資。非洲經濟增長将促進居民消費更新，提振對中國消費品的需求。按照不變價美元計算，2021年非洲人均GDP與中國1995年相當。參考中國1995年後增長經驗，汽車、空調、冰箱、洗衣機等耐用品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将出現持續大幅增長。中國在上述行業都具有較強的全球競争力，非洲居民消費更新有助于中國對非相關産品的出口。
附錄2. 中東地區經濟轉型為中國企業提供機遇
中東與北非地區（簡稱“中東”）是地緣政治的重要節點，位于歐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亞和南亞的交彙處，除了包含全球主要的海上航線外，也是重要的能源供應基地。但是另一方面，該地區長期遭受宗教極端勢力以及地區沖突影響，地區和平和穩定面臨挑戰。中東與北非包括21個國家，2021年GDP總量為3.7萬億美元，總人口為4.9億。
- 從人口結構看，中東人口增速較快，但勞動參與率偏低。2021年中東總人口為4.9億（占全球6.2 %），勞動力規模為1.5億（占全球的4.4 %），65歲人口占比僅為5.3%（中國為13.2%），人口結構仍然較為年輕，但是勞動參與率在主要地區中最低，2019年僅為50%，低于全球平均水準（66%），主要是因為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僅為21%（全球為52%）。2021年中東人口增速為1.3%，在全球主要地區中僅次于非洲。
- 中東經濟受油價和地緣政治影響較大。2021年中東名義GDP為3.7萬億美元（占全球3.8 %），總消費為2.5萬億美元（占全球3.6 %）。2021年人均名義GDP為7569美元，相當于中國的60%，但内部存在分化，部分國家人均GDP高于中國（圖表93）。例如2021年沙特人均GDP為2.32萬美元，比中國高85%。從不變價的人均GDP來看，2021年中東相當于2013-2014年的中國。中東為主要的原油生産國，經濟受到油價的影響較大。根據世界銀行2023年1月的預測，2023-24年由于油價下降以及疫情後服務業複蘇提振影響的消退，中東經濟增速将從2022年的5.7%回落至2023-24年的3.5%和2.7%（圖表94），同期，2023-24年全球GDP增速為2.8%和3.0%。此外，地緣政治以及宗教沖突對中東地區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美國長期制裁伊朗，對伊朗的石油生産和經濟造成重大沖擊。伊拉克、叙利亞、葉門先後發生戰争，經濟遭到嚴重打擊，造成大量難民。
- 從經濟結構來看，中東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均位于較高水準。2021年中東GDP中工業占比達到39%，高于全球平均水準（28%），與中國相當，在全球主要地區位于較高水準。背後是因為中東較多産油國經濟嚴重依賴原油工業，導緻工業占比偏高。例如2022年沙特石油相關的增加值達到GDP的41%。從城市化率來看，2021年中東地區為66%，高于全球平均水準（56%），略高于中國（63%）。而去掉采掘業，21年制造業占比近12.1%。
- 從發展水準看，中東經濟發展水準和基礎設施水準均超過全球平均水準。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準來看，中東地區的班輪聯通指數、人均集中箱港口貨運量、人均航空貨運量、航空客運量等名額均明顯高于其他亞非拉地區（圖表95）；中東國家的高鐵裡程及高鐵密度排名靠前，在鐵路和高速公路裡程上升居中。2019年中東每千人汽車擁有量為137輛，與中國相當。中東基礎設施整體略好于全球平均水準，例如上網人口占比為76%（全球為60%），每百人擁有手機117部（全球為110），用電的比率僅為97%（全球為90%）（圖表96-圖表99）。
中國對中東的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有較大提升空間。根據商務部資料，2003-2020年以來，中國對于中東地區的直接投資（ODI）一度上升至2014年的27億美元，此後逐漸回落，2020年再次回升至34億美元；中國在中東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則穩步回升，2020年規模達到276億美元。從占比來看，2021年中東地區在中國ODI流量和存量的占比都是0.8%（圖表100），中東FDI存量占中東GDP的比重僅為0.6%（圖表101），未來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2005年以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累計簽署了2230億美元的投資和建設合同，其中52%流向了GCC（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中國對GCC國家的投資建設合同額自2015年以來快速增長， 2017年達到169.6億美元，之後受疫情影響出現下滑。2022年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建設力度有所回升，2022 年上半年，沙特阿拉伯通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獲得了 55 億美元的投資合同，超過任何其他國家（圖表102）。
長期看，中東國家的經濟轉型為中國企業提供新的機遇，有望成為未來中國企業出口的重要目的地。除了傳統基建以及能源合作外，綠色轉型、數字經濟有望成為未來中國企業出海的重要抓手。
- 傳統基建以及能源領域仍然是中國和中東合作的重要領域，有望繼續推動相關産業鍊的出口。2005年以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簽署了價值2230億美元的大型投資交易和建設合同，大部分都是來自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沙特、阿聯酋、卡達、科威特、阿曼、巴林、葉門）、阿爾及利亞、埃及和伊拉克等。
- 中東經濟轉型為中國相關企業提供新的機遇。為了應對全球能源轉型對本地區經濟的沖擊，中東産油國均推動本國經濟轉型，降低對石油的依賴，追求經濟的多元化，例如沙特的“2030願景”和阿聯酋的“2035願景”。以沙特為例，“2030願景”重點發展的一些領域，中國企業已經有一定的積累，例如雲計算、金融科技、新能源、物聯網等都出現迅猛增長。2022年12月中沙元首會晤後，沙特與中國企業簽署了34項投資協定，涉及綠色能源、資訊技術、雲服務、交通、物流、醫療、住房、建築等領域。
附錄3.中國與南亞的貿易有較大發展空間
中東與北非地區（簡稱“中東”）是地緣政治的重要節點，位于歐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亞和南亞的交彙處，除了包含全球主要的海上航線外，也是重要的能源供應基地。但是另一方面，該地區長期遭受宗教極端勢力以及地區沖突影響，地區和平和穩定面臨挑戰。中東與北非包括21個國家，2021年GDP總量為3.7萬億美元，總人口為4.9億。
南亞由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裡蘭卡、尼泊爾、不丹和馬爾代夫等國家組成；印度無疑是該地區主導的國家。南亞人口規模大、人口增速較快，人均GDP僅為中國的17%，制造業有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 從人口結構看，南亞人口稠密且保持了較快的增速。2021年南亞人口達19億，且保持較快增速。印度的人口紅利優勢将超越中國。根據聯合國的測算，2023年印度人口超過中國，而到 2050年，中國人口将比現在減少8%，印度人口則将增長18%，達到16.7億，比中國人口多27%（圖表103）。
- 從經濟來看，南亞經濟總量和人均GDP處于較低水準，但主導國家印度增速較快。2021年南亞名義GDP為4.1萬億美元（占全球4.2%），總消費為3萬億美元（占全球4.3%）（圖表104和圖表105）。2021年人均名義GDP為2150美元，僅為中國17%；從不變價的人均GDP來看，2021年南亞相當于1998年的中國（圖表106和圖表107）。南亞整體的經濟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準。根據IMF的預測，2023-24年印度經濟增速有望達到5.9%和6.3%，顯著高于全球的2.8%和3.0%。
- 從經濟結構來看，南亞制造業占比相對較低，城市化率也有較大提升空間。2021年南亞GDP中農業的占比16.7%，顯著高于全球平均水準（4.3%）；工業占比則2021年的25.9%，略高于全球平均水準（27.6%），然而刨去采礦和建築占比較大，制造業占比僅為14%，顯著低于中國的27.4%（圖表108）；南亞城市化率僅35.4%，低于中國的62.5%，有較大提升空間。
- 從發展水準看，人口稠密的南亞，消費市場潛力較大，且基礎設施落後。消費市場方面，2019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21.6輛（圖表110），相當于中國2005年的水準；手機每百人擁有量85台，低于全球的110台（圖表111），相當于中國在2012年的水準。基建方面，21年印度鐵路裡程6.8萬公裡，顯著低于中國的11萬公裡；電力設施方面，南亞有4.2%的人口尚無法通電（圖表109），較2000年的中國比例更高，電力設施也有提升空間。網絡基礎設施方面，每百人寬帶覆寫率僅為2.4（圖表112），僅相當于中國2005年的水準。
往前看，以印度為代表的國家人口紅利優勢明顯，且有廣闊的市場前景，中國與南亞的貿易可能在符合當地發展水準的産品有較大的成長空間。基建方面，中國對南亞的投資集中在印度的周邊國家。
- 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人口衆多，消費市場廣闊。2023年印度人口達到14 億，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人口以及收入增長将促使印度群眾消費更新。例如，蘋果在美國占據一半的市場佔有率，但是由于售價顯著高于印度群眾的收入水準，2022年在蘋果在印度的市場佔有率僅為 4.5%。但随着經濟發展帶來的消費更新，蘋果在印度的銷售出現明顯增長。據彭博社報道，截至今年 3 月，蘋果在印度的收入接近 60 億美元，同比增長近 50%。
- 中國對南亞出口中機電産品和金屬制品拉動作用較大，符合當地發展水準實際的産品具有較大潛力。22年中國對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出口中，化工、金屬制品占比達到32%，超過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運輸裝置、紡織服裝等輕工産品的占比超過中國總出口中的占比。從人均GDP、汽車保有量等名額來看，南亞經濟發展落後中國15-20年。随着南亞地區經濟發展，消費更新産品或有較大前景。例如印度道路上超過70%的車輛是兩輪車（踏闆車和機車），10%為三輪機動車，汽車以及電動汽車未來有較大的更新空間。
由于印度尚未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投資集中在巴基斯坦、斯裡蘭卡等印度周邊國家。例如，中國以中巴經濟走廊（CPEC）的形式承諾提供超過 600 億美元的資金，主要用于發電、道路、工業區、管道和瓜達爾深水港。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CCCC）在為馬爾代夫修建公路、機場和醫院等基礎設施。在斯裡蘭卡南部的漢班托塔，中國企業建造了機場、港口以及高速公路。
附錄4.中國對拉美投資和貿易前景廣闊
拉丁美洲（簡稱“拉美”）人口規模大，經濟發展處于中等收入水準，消費潛力待釋放。
- 從人口結構看，拉美人口增速較低，但有相當大的絕對規模，且勞動人口負擔較輕，作為消費市場的潛力較大。2021年拉美人口增速為1.4%，但2021年拉美總人口仍達6.5億（占全球8.3%）。其中勞動力規模為3億（占全球的8.7%），撫養比僅為48.4%，低于非洲的83%，中東的55%以及南亞的52%。
- 從經濟來看，拉美經濟總量和人均GDP處于中等水準，但增速較慢。2021年拉美名義GDP為5.45萬億美元（占全球5.7%），總消費為4.3萬億美元（占全球6.2%）。2021年人均名義GDP為7569美元，為中國66%。從不變價的人均GDP來看，2021年拉美相當于2016年的中國（圖表113-圖表115）。拉美整體的經濟增速慢于全球平均水準。根據IMF的預測，2023-24年非洲經濟增速僅1.2%和2.2%，低于全球的2.8%和3.0%。
- 從經濟結構來看，拉美制造業占比相對較低，城市化率較高。2021年拉美GDP中農業的占比6.9%，略高于全球平均水準（4.3%）；工業占比為29.9%，高于全球平均水準（27.6%），然而采礦和建築占比較大，制造業占比僅為16%，顯著低于中國的27.4%（圖表116）；拉美城市化率高達81.4%，高于南亞（35.4%）和于中東（65.8%）。
- 從發展水準看，拉美仍是發展中經濟體，消費市場廣闊，電子消費品有提升空間，且基礎設施有待更新。2019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為218輛，超過中國；但是更新換代更頻繁的消費産品手機，2021年拉美每百人擁有量108台（圖表117和圖表118），相當于中國2017年的水準，與全球平均水準相當。拉美基礎設施陳舊有待更新，特别是交通基礎設施。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約 70% 的道路未鋪設路面，而南亞和東亞的這一比例分别不到 50% 和 30%；全球鐵路基礎設施最差的 20 個國家中，有 10 個在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哥倫比亞和秘魯等。拉美國家雖然早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但仍然有1.5%的人口沒有通電，相當于中國2006年的水準，是以電力基礎設施還有完善的空間（圖表119）。網絡基礎設施方面，寬帶每百人使用量為16.8，低于全球的17.8，相當于中國2014年的水準（圖表120）。
近年來，中國對拉美新能源相關材料需求明顯上升，同時中國對拉美的直接投資由石油、礦業等轉向電力、港口等基建。貿易方面，近年來中國對拉美的新能源材料需求明顯上升。2017 年至 2021 年期間，拉丁美洲向中國出口的用于太陽能電池闆的鋁是前四年的 28 倍。同期，中國每年從厄瓜多進口用于風力渦輪機的輕木增長了 57%。智利 38% 的出口産品銷往中國，其中超過四分之三是銅。如此前所論述的，近年來中國對拉美投資由石油、礦業等轉向電力和港口基建等領域。2008年後中國政策性銀行一度大幅增加了對拉美地區的貸款，但2020年後未提供新的貸款。委内瑞拉過去曾在該地區獲得中國三分之二的資金，如今僅獲得信貸以幫助其維持對中國的石油運輸。
中國對拉美投資和貿易前景廣闊。拉美有豐富的礦産資源儲量，除了銅、鐵礦石等傳統資源，對中國高科技行業發展至關重要的锂等金屬儲量同樣位居前列。中國與拉美在貿易方面的合作前景廣闊，而拉美基建的更新空間也有利于中國基建能力對其進行輸出。
- 拉美礦産資源儲備豐富，但并未被完全商業化。世界上超過一半的锂位于拉美地區（主要位于玻利維亞、阿根廷和智利的“锂三角”）；智利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銅供應；巴西擁有第三大稀土元素儲量（約占全球總量的 10%）（圖表121）。雖然拉美的采礦業吸引力較多海外投資，例如智利和秘魯是銅礦開采領域曆史悠久的全球上司者，但大多數并未達到最大潛力。例如，玻利維亞的锂資源幾乎沒有被商業化（圖表122）。
- 因貿易保護主義，拉美尚未完全融入全球産業鍊。盡管拉美地區簽訂了1973年以來簽訂了近450項貿易協定，但超過370項是區域内的貿易協定，不涉及發達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拉美地區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較高，是世界上第二難進入的地區，僅好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貿易保護主義阻礙拉美地區制造業擷取海外專業知識和技術，并縱容效率低下的企業，拖累拉美制造業的發展。例如，巴西可以通過向南方共同市場的成員國（包括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等）出口汽車，但不能從該地區以外采購零部件，這影響了巴西汽車行業的競争力。
- 拉丁美洲基建有較大更新空間，利好中國相關行業。拉美基建存在較大缺口。拉美超過 60% 的道路未鋪設路面，而亞洲新興經濟體和歐洲為46% 和 17%；三分之二的污水未經處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衛生條件差和缺乏清潔用水是五歲以下兒童的第二大殺手；拉美輸配電網絡的電力損失是世界上最高的。拉丁美洲基礎設施支出占 GDP 的比例低于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區（圖表123）。往前看，拉美地區基建有較大的更新空間，利好中國相關行業。
- 近年來中國對拉美的投資金額下降，投資結構也可能會發生變化。中國對拉美地區的貸款較多的年份是2010-2015年，2015年之後中國對拉貸款逐漸下降，2020年後中國政策性銀行幾乎未向拉美提供新貸款（圖表124）。委内瑞拉過去曾在該地區獲得中國三分之二的資金（圖表125），如今僅獲得信貸以幫助其維持對中國的石油運輸。中國對拉美的投資結構也發生了變化，2005-2009年間95%的中國對拉美的直接投資流向了原材料領域，2015-2021年，這一比重下降到了46%。中國對拉美的原油進口量下降，關鍵金屬（如鋁、锂、輕木）進口量快速增加，同時電力成為中國重點的投資領域。
文章來源
本文摘自2023年6月25日釋出的《出口亞非拉：中國制造的延伸與下沉》
易峘 胡李鵬 胡昊
本文源自券商研報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