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律
編輯/李律
前言
中國法史專家張晉藩曾經說過：“法治是宋朝最為光彩奪目的一個時期，其中一些制度超過了唐朝，甚至是明朝和清朝都無法達到。”中國台灣法曆史學者徐道臨也曾經說過：“宋代是中國傳統法制發展的鼎盛時期。”
宋朝法制的光輝成果主要表現在立法、司法、經濟、行政、民事等方面，在各個方面都得到了積極的促進與創新，而“諸路監司”則是法制建設的主要力量。宋朝的提舉司由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三個部分組成。在當地它是負責“處理獄訟，搜羅民情，舉薦良吏，彈劾奸污”的機構。
監司知通按是路、州、縣司法審判的最高層級。在其漫長的司法生涯中，為宋朝的立法、司法、法律宣傳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宋慈等傑出的監察人員，更是通過對自己及曆代司法鑒定工作的總結之後，形成了當今最早期的法醫鑒定專著《洗冤集錄》。
他們是宋朝監察人員中最優秀的一批，也是創造了宋朝法制文化光輝成果的一批人。前人在讨論宋朝監察制度時，對宋朝監察制度與法制文化的聯系卻很少加以注意，是以在此特别提出來，希望大家多多批評
宋代監司對宋代立法建設的貢獻
“平獄訟，審民難”是宋朝監司的一項主要職能。在實際工作中大量的監察人員注重搜集、保留相關的立法材料，并對宋朝的立法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之後這些人為宋朝的立法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建議。
宋朝的典獄長負責整理和記錄皇帝的旨意，比如景德二年8月12日，皇帝就下了一道旨意：“諸州，當奉三司之命，奉上新的旨意。但因舊制度，故而有兩本書，一本交衙門執筆，一本交法司領用，一本委逐路轉運使審閱。轉運也是如此。”
在紹興十一年，《紹興重修敕令格式》中關于修改的内容則是：“監司委屬官、州委司法、縣委主簿，各将被受續降指揮，依敕分門編類成書。仍于紹興法中應沖改條内，分明貼出照某年月日續降沖改指揮，長吏再行照對，不得漏落。”請官府參照修改不要遺漏。這樣就可以確定當朝廷對當地案子進行審查時，能夠有據可查。
關于地方上朝廷頒布的旨意，也有一些規定，比如利州路常平總督韓思俨，在宣和三年六月中上疏：“切見朝廷逐時頒下申明續降條制，但以年月先後編次，月日寝久，在官者未能通知，奸吏因之得為輕重。乞诏有司，應被受見行令逐門編入，庶使良法美意粲然易見”。
宋代當監司巡視地方的時候，有幾個勤奮的官員會對前朝的法律和條文進行收集，為以後的法律和條文的制定工作提供資料支撐。例如紹興四年廣南東道原調官章傑曾說：“自從過河以後，書冊散落，官曹決事，不能查。臣作郎中時，常向各處乞讨。又使嶺之外，遍尋各處，抄錄了曆代律法，編撰了曆代诏書，共一千十八冊，又附了十張地圖，請諸位大人修改，再發諸公堂。”這件事情得到了朝廷的高度關注，之後皇帝就下了一道旨意：“将章傑的名字寫在一本冊子上，這件事情涉及到六大衙門的事情，交給各衙門過目。”
紹興五年由于戰亂過後，州縣上奏朝廷沒有證據反複質詢，久而久之，是以下令各道衙門；“監司帥守限一個月内，将條具逐路送到州縣，編撰成書，上申尚書省。”在宋代各地巡撫為宋代律例的編纂，為宋代律例的編纂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監司官員對宋代司法建設的貢獻
“按察一路刑獄”是宋代監司官員的重要職責。宋代政府還對轉運、提刑、提舉等諸監司的案件類型進行了劃分，總體來說，刑事案件由提刑司處理，民事和經濟案件由轉運司處理，而提舉常平司雖然也負責民事和經濟案件，但是更加注重與其職責有關的“戶絕田産”和“災害救濟”。
就像是南宋甯宗時期的一位大臣所言：“朝廷設特使，為的就是明王命以清官治國，而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職責；嫁娶、田産、賦稅、獄中、常平、茶鹽、軍中、馬匪，都歸安定。是以一國之力，而州之力，則能使百姓不受二心，早日了結紛争。”
其實監察使雖然也有自己的職責，但監察使也可以處理民事案件和經濟案件，但審理次序一般要在轉運、提舉司收接詞狀之後。比如仁宗景治下中書奏：“奏議之時，若稱州軍處置不妥，則許于轉運司處理，若不受理，則許于衙役陳訴者，則恐各路官員想要将其移送，但因路途遙遠，難以處理。從此以後，若有禦史巡撫無人審理，或有不當之處請禦史将其受理，呈報給轉運司使其不再受理其他公務。”
嚴冬時節，也有命禦史分批催決州郡刑獄的系統，比如仁宗景治二年5月，由于自然災害：“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分于轄下州軍疏決刑獄”。徽宗三年，“夏至，偷偷摸摸，怕水漫枝條。”“京畿并諸路州軍令轉運、提刑、提舉常平司分頭點檢，催促結絕見禁罪人。内幹照人及事理輕者，先次斷訖奏。”
南宋這個體制發生了變化，常平和轉運使都不參加寒暑州的審判。是以提刑使的任務繁重，在南宋的孝宗淳熙年的十月份，一位大臣就對這個問題提議道：“伏見督軍，每年夏天都會派人押送犯人，若有缺了犯人，請監軍派人押送，是個好辦法，臣認為，提刑一途，必有犯人，以廣西一帶為例，掌管二十五個州府，一時半個月，安能走遍？”于是他提議：“誰能使監察使，就不要去管提刑了。”朝廷應允，于是在宋代它又回到了分州的羁押體制，這對案件的快速審判是有利的。
在宋初的審判活動中，有不少的典吏判決公正、為人正直，為宋初的審判文化起到了典範作用。比如在高宗朝向子志是荊湖北路的巡撫，“公按部所至，立大膀于前，雲：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故多年來未報之考爾鹹得以平反。還有甯宗嘉定時期劉穎任湖南巡撫，有四個種田大戶被冤枉殺害，“鄧執意與官府交涉，官府加重搜刮，百姓不堪悲痛，自認無罪。”大牢中，皇帝将信将疑令官員查清真相，四個人脫困而出跪地大叫：“生我者提刑也！”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裡就不一一羅列了。
宋朝的監司大多曾任職于州縣，是以他們深刻地認識到了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弊端，進而在法律上做到了公正嚴明，進而為宋朝的法律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宋代監司對宋代法制宣傳、教育的貢獻
兩宋時期監察使作為中樞和地方州之間的紐帶，除了傳達朝廷法令公布案件判決之外，還将法制普及于民間，具有法制教育的功能。與此同時，部分監察人員還利用職務之便，撰寫勸善文章、張貼告示、出版書籍，傳播朝廷法令以擴大法令的影響範圍，增強群眾的法制觀念。宋朝的監察使對法律的宣傳和教育，主要表現為：
釋出官府旨意。宋朝的每一條公路都是傳遞消息的通道，涉及到百姓利益的指令，都會被要求張貼出來告知百姓。比如徽宗皇帝政和二年9月，有官員上書：“請寫一份撫恤的手旨，請監察使在正月初印制，以示群眾。”而且朝廷的赦免和撫恤金也是關系到平民百姓的，為了讓平民百姓知道，朝廷都會讓監察院貼出告示，比如《慶元條法事類》中就有這樣的記錄：凡有赦免和撫恤金的人，監察院的人都會将告示貼在監察院的牆上。至于囚犯的權利，朝廷也會讓他們張貼公告。
官方多次頒布禁令，嚴禁官員在監獄中私自殺人。為了讓群眾知道，在仁宗皇帝的統治下有一條禁令：諸州監獄中，凡有病之人，不得無故殺人之事，各提刑常親自查證，貼出公告，許人陳出。
如此一來百姓們便會知道，官府已經頒布了禁令不允許虐待俘虜，也可以舉報失職之人。甯宗朝也有一道旨意：“命各提刑大人，查證是否有罪，貼上告示，逐州縣衙張貼，委通判和縣丞貼在牢房門口，曉示犯人。”
使被拘留者和他的家人能夠根據法律規定，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法還是應當被監禁。如此，才能真正確定朝廷政令的落實。
又比如對于某些違規的事情，朝廷會讓監察使張貼出來，告知百姓以儆效尤。例如，在高宗紹興時期，湖湘江淮兩省；“多有百姓遺棄田産，比年以來，各思複業，而形勢戶侵奪地界，不許耕鑿。”是以朝廷有旨：“檢坐見行條法，出榜曉谕，如被上戶侵奪田土之人仰赴官陳訴。”
紹興19年又有一道旨意：“江南東西、荊湖南北、淮南東西路安撫、轉運、提刑司，檢坐見行條法，出榜曉谕。如被上戶侵奪田土之人，仰赴官陳訴。其四川、兩浙東西、二廣、福建、京西路亦乞依此。”
如此既可讓群眾明白官府的律法，又可震懾不法之人。可以說官府頒布的“布告”是最常用的一種宣示方式，具有很強的法制教育功能。
結語
總之宋代的轉運、提刑、常平等路監司，由于其獨特的地位，使得他們在監察各地的同時，也對宋代的法制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無論是在立法上還是在司法上，亦或是在法律宣傳上，都顯示出了監察官員在宋朝時期所具有的“定獄訟，彈劾奸污”等重大作用。
監察使參加當地的審判工作，不僅使案件得到及時公正的審理，還對維護百姓的正當權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對修訂法律、健全法律制度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宋慈、鄭興裔等一批兢兢業業的監察人員，他們制定了完備的司法鑒定标準，制定了《檢驗格目》、《正背人形圖》等最終形成了《洗冤集錄》等一批科學性、精确性極強的法醫類書籍。
将宋朝的法制推向了中國封建時代法制的頂點，并對後人有很大的影響，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們去學習。
參考文獻：
[1]張晉藩《中華法制文明的演進》
[2]徐道臨《中國法制史論集》
[3]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
[4]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