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拉爾時期的理性觀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展現的？
“波埃修斯以更一般的方法進神聖的三位一體問題，他力圖表明，謹慎地使用邏輯工具，尤其是亞裡士多德十個範疇的理論，就會表明上帝如何既是三位，同時又是一體。”
波埃修斯為了反駁異端教派還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存在”（exists）、“本質”（essence）、“本體”（substance）、“本性”（nature）等哲學概念進行了詳細的定義、辨析。
他在亞裡士多德與斯多亞學派基礎上發展出了《論假言三段論》，如約翰·馬仁邦所言，“除了亞裡士多德三段論這種詞項邏輯之外，當時還有斯斯多葛派發展的命題邏輯。
到了古代晚期，它和亞裡士多德三段論的詞項邏輯徹底雜糅在一處。
波埃修斯的論著《論假言三段論》就是這種雜糅現存的最佳證據。”
阿伯拉爾不僅受益于波埃修斯對古代邏輯學的翻譯，更受惠于波埃修斯處理問題的方式，如對哲學概念的辨析以及融合了斯多葛學派的命題邏輯。
受波埃修斯關注的問題影響，阿伯拉爾在唯名論、論三位一體中都給予了自己的理性解答。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有思想力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亞裡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動物”，也就是以理性為人類的尺度，為人類的智慧源泉。
這展現希臘哲學伸張的是全能理性。
與古典時代不同，中世紀的理性觀展現為人仍然有理性判斷與自由意志，但是人的理性乃是殘缺的理性、蒙罪的理性。
如奧古斯丁提出“我錯，故我在”（Fallor,ergosum），我錯的着眼點是認識出錯，蘊含着人類自身理性的有限性。
此外，奧古斯丁的光照學說理論亦展現了人類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他認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需要來自于上帝的持續光照。
由此亦可知，奧古斯丁的理性觀是一種殘缺的理性觀，這與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Cogitio，ergosum）存在着本質的不同。
笛卡爾的着眼點是我的思考，思考的本體是人類自身，理性的來源也是人類自身。
阿伯拉爾理性觀就是在中世紀殘缺的理性觀基礎上誕生的，他的理性觀推動了近代理性觀的形成。
他将思考的主體由上帝轉向了人本身。
《是與否》是阿伯拉爾為了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所編纂的神學教材，它包含有158個問題。
在《是與否》中，阿伯拉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信仰是否需要理性？”（Quodfideshumanisrationibusnonsitadstruendaetcontra?）足見其對理性的重視。
加布裡埃爾提出“他将理性應用于神學，他的基督教理性主義，為哲學理性主義開辟了道路。”
大衛·E.盧斯孔博認為阿伯拉爾對12世紀的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刺激作用，尤其是這三個方面奠定阿伯拉爾的特殊地位。
即“理性的有力倡導，聖經注釋中‘诘問辯難’（Quaestio）的發展，由辯證解釋學（dialecticalhermeneutic）協調概念、命題與信仰文獻。”
阿伯拉爾的理性觀既承繼了古典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的思辨思想，又接近于現代對理性的了解即“一，指根據感官材料進行推理判斷的功能；二，與‘信仰’、‘權威’、‘偏見’相對，指力求充分證據的思維或求知方式；三，與‘經驗’相對，指非以觀察而以邏輯推導來求知的方式。”
阿伯拉爾的理性觀具體表現為不盲目迷信權威，具有懷疑精神；将辯證法作為獲得真理的思想武器；打破理性與信仰的界限，認為信仰無理性則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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