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拉尔时期的理性观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体现的？
“波埃修斯以更一般的方法进神圣的三位一体问题，他力图表明，谨慎地使用逻辑工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十个范畴的理论，就会表明上帝如何既是三位，同时又是一体。”
波埃修斯为了反驳异端教派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存在”（exists）、“本质”（essence）、“本体”（substance）、“本性”（nature）等哲学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定义、辨析。
他在亚里士多德与斯多亚学派基础上发展出了《论假言三段论》，如约翰·马仁邦所言，“除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这种词项逻辑之外，当时还有斯斯多葛派发展的命题逻辑。
到了古代晚期，它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词项逻辑彻底杂糅在一处。
波埃修斯的论著《论假言三段论》就是这种杂糅现存的最佳证据。”
阿伯拉尔不仅受益于波埃修斯对古代逻辑学的翻译，更受惠于波埃修斯处理问题的方式，如对哲学概念的辨析以及融合了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
受波埃修斯关注的问题影响，阿伯拉尔在唯名论、论三位一体中都给予了自己的理性解答。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动物”，也就是以理性为人类的尺度，为人类的智慧源泉。
这体现希腊哲学伸张的是全能理性。
与古典时代不同，中世纪的理性观体现为人仍然有理性判断与自由意志，但是人的理性乃是残缺的理性、蒙罪的理性。
如奥古斯丁提出“我错，故我在”（Fallor,ergosum），我错的着眼点是认识出错，蕴含着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
此外，奥古斯丁的光照学说理论亦体现了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他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需要来自于上帝的持续光照。
由此亦可知，奥古斯丁的理性观是一种残缺的理性观，这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io，ergosum）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笛卡尔的着眼点是我的思考，思考的本体是人类自身，理性的来源也是人类自身。
阿伯拉尔理性观就是在中世纪残缺的理性观基础上诞生的，他的理性观推动了近代理性观的形成。
他将思考的主体由上帝转向了人本身。
《是与否》是阿伯拉尔为了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所编纂的神学教材，它包含有158个问题。
在《是与否》中，阿伯拉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信仰是否需要理性？”（Quodfideshumanisrationibusnonsitadstruendaetcontra?）足见其对理性的重视。
加布里埃尔提出“他将理性应用于神学，他的基督教理性主义，为哲学理性主义开辟了道路。”
大卫·E.卢斯孔博认为阿伯拉尔对12世纪的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刺激作用，尤其是这三个方面奠定阿伯拉尔的特殊地位。
即“理性的有力倡导，圣经注释中‘诘问辩难’（Quaestio）的发展，由辩证解释学（dialecticalhermeneutic）协调概念、命题与信仰文献。”
阿伯拉尔的理性观既承继了古典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辨思想，又接近于现代对理性的理解即“一，指根据感官材料进行推理判断的功能；二，与‘信仰’、‘权威’、‘偏见’相对，指力求充分证据的思维或求知方式；三，与‘经验’相对，指非以观察而以逻辑推导来求知的方式。”
阿伯拉尔的理性观具体表现为不盲目迷信权威，具有怀疑精神；将辩证法作为获得真理的思想武器；打破理性与信仰的界限，认为信仰无理性则空。
参考文献：
[1] Radice, Betty, Th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4.
[2] McLaughlin, Mary Martin, Bonnie Wheeler eds., The 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elard: A Translation of Their Collected Correspondence and Related Writings [M],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09.
[3] Thom, Paul, The Logic ofthe Trinity: Augustine to Ockham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