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明，1952年5月生，山東蓬萊人。當代著名國畫家。北京畫院藝術委員會主任、一級美術師、中央文史館館員。曾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北京畫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美術家協會主席、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李之儀《蔔算子·相思》詞意圖 71cm×30cm 王明明 2015年
中國畫的“創新”觀
任何有抱負的畫家，無不夢想在創作上實作突破和超越，往往又為“創新”所累。
縱觀曆代中國畫經典會發現，一幅作品最能吸引人、打動人的地方并不在其“創”或“新”上，而是取決于畫家自我的表現力度，一切的形式和技法都是為此服務的外在依附，不能孤立存在。是以，隻用心于形式和技法“創新”，隻能算是做表面文章。
劉方平《月夜》詩意圖 71cm×30cm 王明明 2017年
董源之新在于不為奇峭之筆，宋徽宗之新在于精盡其微、形神并舉，趙子昂之新在于胸有詩情畫意，錢選之新在于矢志不渝而不落凡塵，黃公望之新在于骨蒼而身腴，倪雲林之新在于曠遠荒寒、高逸出俗，董其昌之新在于自信圓融、清新秀雅，徐渭之新在于狂放不羁，八大之新在于墨點無多淚點多，齊白石之新在于樸實天趣，黃賓虹之新在于渾厚華滋……他們的作品表面上是圖式、技法之新，實則為畫家思想境界之新、人格個性之新、情感訴求之新。時代發展，畫家面對的問題在變，視野及追求随之而變，此推動了中國畫之變革。不管如何發展，其内在的審美精神卻一直沒有改變，都有一種文脈的連接配接與傳承。黃賓虹曾言：“畫有民族性，而無時代性，雖因時代改變外貌，而精神不移。”是以，用 “傳承與發展”來描述中國畫的這種獨特的發展規律，比用 “創新”一詞更為确切。
王安石《 定林所居 》詩意圖 71cm×30cm 王明明 2007年
在傳統諸家中，最有“創新”意識的畫家莫過于石濤。他強調“我自用我法”“古之須眉不能安于我之面目”。但是，他在傳統方面下了大功夫，早年廣泛研習曆代畫家之長，尤用功于丁雲鵬、董其昌，并涉及書法、詩文等各藝術門類，在此基礎之上師法造化，“搜盡奇峰打草稿”，繼而參禅問道，融會貫通，終成大家。石濤具有開拓創新精神，但并沒有否定傳統、切斷曆史，立新并不破舊，而是借古開今、融古法為我法。值得一提的是，石濤所說的“筆墨當随時代”一直被很多人斷章取義、錯誤引用。
韋應物《秋夜寄邱員外》詩意圖 71cm×30cm 王明明 2007年
在視覺層面，東、西方繪畫雖有共性的東西，但要真正讀懂中國畫，還必須要進入到中國文化的語境當中來。現在的問題是，很多時候是在其他語境當中來評價中國畫，這樣得出來的長短是非自然沒什麼意義。根植于中國的土壤裡，吸收其中的養分，開花、結果當然要有中國的特色。用筆墨感覺世界或感悟人生，表現對自然、社會及與之相關聯的政治、哲學、宗教等方面的認知，崇尚寫意，重視意境和神韻，将曠遠之心境、爆發之情感凝結于一紙之上，此可謂中國畫審美之獨特性。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詩意圖 71cm×30cm 王明明 2018年
與其他畫種相比，中國畫在審美旨趣、表現方式及教學傳承等方面顯示出某些“局限”性，發揮的空間相對小一些。這正是其魅力之所在，保證了其“血統”的純正性，也保證了其高度。其實，中國畫乃“陽春白雪”之事，要求欣賞者要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層次，否則是無法領會其中奧妙的。不能不受制約地把一些西方的理念、技法生硬地往中國畫上嫁接，否則中國畫的魅力将會蕩然無存。民族文化結晶的獨特性一旦遭到破壞，那它的精神價值必然會被削弱。那些所謂的“開創”之作，從表面上看雖超然于曆史性之上，但隻具有表面的語義，卻難以成為經典，更不具有可傳承性。
張旭《桃花溪》詩意圖 71cm×30cm 王明明 2019年
回望中國畫2000餘年的發展史，會發現其雖有“局限”的一面，但亦有非常大的包容性，“造血”機能并不亞于世界上其他任何藝術形式，從沒有拒絕對其他藝術門類養分的吸收。如此，才出現了任伯年、林風眠、關良、蔣兆和、李可染……他們都是在中西融合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藝術家，每一個人都有堅定的中國文化立場，内心對傳統文化非常敬畏、仰慕。他們雖然學習、借鑒了一些西方的理念，但沒有用其來改造中國畫，而是将之消化、吸收，融入中國文化的語境之中，和中國藝術有機結合，最終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語言。萬變不離其宗，沒有人說他們畫的是西畫。這是一種智慧。
前人的經驗是我們取之不盡的财富，從傳統化、地方化、民間化的内容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經過撷取、消化、吸收來激活自己的創作靈感，在傳統精神中注入新的活力——畫家自我對時代、對人生、對自然的反應，實作、完成新的創作曆程，這才是正确的中國畫“創新”觀。傳承傳統精神不能被錯誤地了解為陳陳相因，如果對前人的成就僅僅保持“複制”狀态，中國畫的光輝隻會逐漸地減損、衰弱，直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