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建國100周年。回望過去百年，土耳其國内政治格局、經濟結構、軍隊角色等均發生了巨大變化。澎湃新聞将陸續推出“從奧斯曼到土耳其”系列文章，從曆史出發，回顧土耳其“形成”程序中的關鍵節點。
當地時間2023年5月2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人們在藍色清真寺附近溜達。
土耳其習慣上被稱為連接配接歐亞、溝通東西的橋梁。身處如此關鍵的戰略位置，土耳其的政治思潮也經常面臨左右兩方面的沖擊，甚至形成激烈的沖突。在獨立戰争時期，國父凱末爾就曾面臨蘇俄和歐洲影響的沖突。最終，民族主義的迫切任務壓倒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又欲追求以西方為模闆的現代文明。直到今日，左右之争仍是透視土耳其政治的一個重要次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土耳其曾面臨在東西方之間的短暫徘徊。在蘇聯關于海峽和領土的訴求下，土耳其很快轉向了西方。新崛起的美國成了主要的依靠。1948年，土耳其和希臘一道被納入馬歇爾援助計劃。1952年，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約。土耳其的總理阿德南·門德列斯聲稱，土耳其要成為“小美國”。這充分表明了其在冷戰時期的陣營立場。
然而，美國援助和西方聯盟并沒有充分解決土耳其的發展問題。相反，民主黨政府對美國的過分依賴很快導緻了其經濟結構的不平衡，1954年和1958年土耳其相繼發生經濟危機。由于擔心失去政權，通過選舉上台的門德列斯和民主黨也日益變得專制，使用各種手段對反對派進行打壓。土耳其的十年民主實驗走向終結，由此開啟了一個“動蕩的年代”。
1960年政變與土耳其左派的興起
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發生了20世紀後半期的第一次軍事政變，也由此打開了動蕩年代的序幕。比較幸運的是，1961年憲法重塑了共和國的身份，并給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和權利。
1961-1965年間，先後出現了四屆聯合政府。前三次都是由伊斯邁特·伊諾努與共和人民黨領銜組閣，最短的隻有大概半年時間。直到蘇萊曼·德米雷爾和正義黨的上台，政治才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相比之下，經濟方面的政策則比較穩定。1960年，政變後的政府建立國家計劃委員會。1963年推出新的五年計劃，進口替代成為主導性的經濟政策。1963-1967年、1968-1972年、1973-1976年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GDP增長率分别保持在6.7%、6.6%和7%。工業增長率更是高達10%。在這一政策下，土耳其勞工的工資翻倍，進而也刺激了工會的發展。
蘇萊曼·德米雷爾
在此一時期，共和人民黨的左傾轉向和布倫特·埃傑維特的崛起對土耳其政治有着深遠的影響。正是由共和人民黨主導的1961年憲法，成為了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運動的前提和保障。共和人民黨在60年代的執政，也為社會主義政黨的合法活動提供了空間。1966年10月，在共和人民黨第十八次黨代會上，埃傑維特當選為秘書長，“中左”成為了該黨的官方政策。1972年，埃傑維特被選為黨主席。在《中左》一書中，他解釋說，中左路線是對凱末爾主義的反對。同時，他們與左派的差別在于對民主的信仰。
從1961年到1967年，《方向》（Yön）雜志成為土耳其左派知識分子的重要陣地，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多安·阿武哲奧盧（Doğan Avcıoğlu）和尼牙孜·貝爾科斯（Niyazi Berkes）。他們希望通過凱末爾主義來合法化其話語；但同時對凱末爾主義進行重新诠釋，特别是凱末爾的群眾主義被等同于社會主義。《方向》将自身定位為社會主義的，但他們強調的是“土耳其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被認為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發展路徑，其目的是實作社會公正。而且，這一社會主義也是民族主義的，這主要基于其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特征。
在美國工會主義者歐文·布朗（Irving Brown）的影響下，土耳其工會聯盟于1952年成立。1967年，革命工會聯盟脫離土耳其工會聯盟，成為一個獨立的組織。它批評後者不是真正的工會，而希望建立政治的、獨立的、社會主義工會。在勞工運動的影響下，之後還相繼湧現出了社會民主工會、民族主義工會以及伊斯蘭工會。盡管政策不同，且時有沖突，工會也成為土耳其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1961年2月，土耳其勞動黨成立。不同于之前的社會主義政黨，它主要是由勞工代表而不是知識分子組成。著名律師穆罕默德·阿裡·阿以巴爾（Mehmet Ali Aybar）擔任上司人。據統計，27%的黨員為工業勞工，9%為農業勞工，17%為農民，47%為知識分子、公務員、學生和手工業者。1964年，勞動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将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作為黨的方針。在1965年的議會選舉中，勞動黨赢得27萬張選票（約占3%），在議會中獲得15個席位。選舉後，阿以巴爾宣布，勞動黨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旨在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體系。勞動黨的影響不在于其選舉票數，而是其以意識形态為标簽的政黨特征。
右翼的政治力量也在同時興起。早在1962年，反共主義同盟等右翼組織就已成立，并将伊斯蘭教作為重要的工具。“理想主義之家”等逐漸發展成為右翼勢力的主要社會代表。1961年，正義黨在軍方的保護下得以成立。1964年，蘇萊曼·德米雷爾當選為新的黨主席，并成為60年代後期土耳其政治的主導人物。與此同時，1960年政變的重要人物阿爾帕斯蘭·托爾克什上司民族行動黨，這成為了土耳其極端民族主義的代表。1968年，納吉梅廷·埃爾巴坎創立民族秩序黨，則成為伊斯蘭主義的代表。
在1968年全球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土耳其的左派也在學生中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且出現激進化和分化的傾向。“革命青年”等組織的興起是主要代表。1969年選舉後，政府試圖進一步削弱左派的勢力，特别是希望打擊革命工會的影響。這引起了1970年6月的大遊行，覆寫了以伊斯坦布爾為中心的整個馬爾馬拉地區。大學校園成為了左右派青年沖突的重要陣地。土耳其的社會陷入混亂，再一次軍事政變成為了可能。
1971年政變與土耳其的左右之争
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發生了20世紀後半期的第二次軍事政變。“恢複法律與秩序”被認為是政變後的主要任務，但這主要限于對左派力量的打擊。4月，土耳其宣布實行戒嚴。5月，以色列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被綁架殺害。這進一步加大了政府對左派勢力的打壓。7月，土耳其勞動黨被查禁。盡管民族秩序黨也被禁止，但其上司人埃爾巴坎卻沒有上庭，且到1972年依舊可以公開活動。
在一系列的憲法修正案下，1961年憲法賦予的自由權利幾近被完全消除。工會、大學、出版、媒體等都受到巨大限制。1973年的《大學法》成立了一個總理領銜的監督委員會，以監視和控制學生的行動。比較悖論的是，動蕩再次成為這一時期的特征，甚至比60年代還激烈。1971-1980年，先後出現了十屆内閣，最短的隻有幾個月。埃傑維特和德米雷爾輪番上台，展現了土耳其政治左右之争的膠着狀态。
在1973年的選舉中，共和人民黨在大部分地區赢得了勝利，特别是在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和伊茲密爾這樣的大城市，分别獲得了49.6%、49.5%和45.9%的選票。共和人民黨将大城市中的寮屋合法化，并持續得到土耳其工會聯盟和革命工會聯盟的支援。共和人民黨的執政也再次為左派政黨的複興提供了機會。1974年，土耳其社會主義勞動黨成立。1975年，土耳其勞動黨重組。1975年，共和人民黨加入社會黨國際。然而，在冷戰的背景下，共和人民黨極力撇清與社會主義政黨的關系。1978年，多烏·伯林切克（Doğu Perinçek）建立了土耳其農工黨。
然而，在1974年出兵塞普勒斯的英勇行為後，埃傑維特并沒有将此影響力轉化為票箱的支援。相反，右翼的德米雷爾和托爾克什組成了“民族主義前線”的政府，一直持續到1977年。一個形象的說法是：“德米雷爾在議會，托爾克什在街頭。”民族行動黨的青年極端組織灰狼成為恐怖主義的主要實施者，發起了一系列針對左派勢力的暴力行動。“革命左派”和“革命道路”等左派組織也予以暴力回擊。左派和右派的青年在大學校園發生了嚴重的武力沖突，主導的一方往往禁止反對的一方進入校園。德米雷爾表面上對沖突漠不關心，實際上卻暗中支援右翼勢力。
埃傑維特本人在競選活動中就曾遭到石頭襲擊，他以在伊斯坦布爾的更大集會予以回擊。在1977年的勞動節集會中，政治暴力達到了巅峰。革命工會聯盟在伊斯坦布爾組織了大型集會，以反對所謂“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浪潮”。在活動快結束時，有人公然向群眾開槍射擊，造成極度混亂。埃傑維特的上台也沒能平息土耳其的暴力沖突。僅在1978年的前15天，就發生了30起政治謀殺，導緻200多人傷亡。1979年2月，《民族報》的主編阿伯迪·伊佩科奇（Abdi Ipekçi）被殺。襲擊還被指向阿拉維的少數族裔，在錫瓦斯、賓格爾、卡赫拉曼馬拉什等地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1975-1980年，超過5000人因政治暴力死亡，三倍以上的人數是以受傷。1980年夏天，政治謀殺每天都有20多起。
1975年之後的暴力沖突被認為與70年代初期左派的抗議活動有着顯著不同。暴力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意識形态沖突成為關鍵因素。大學校園成了沖突的主要陣地。庫爾德勞工黨的創始人厄賈蘭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興起。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影響下，伊斯蘭主義者在孔尼亞舉行大型集會，号稱要恢複沙裡亞。與此同時，多年來進口替代政策的負面效應日益顯著，土耳其再次面臨嚴重經濟危機。在這種混亂的狀态下，政變再次成為了恢複秩序的強力武器。
1980年政變與土耳其的右翼轉向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發生了20世紀後半期的第三次軍事政變。作為軍隊的總參謀長，凱南·埃夫倫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主要統治機構，這一直持續到1983年的選舉。在當夜的電視和廣播講話中，埃夫倫強調，這是“我們國家最嚴重的危機”，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國家和人民的生存”。國家委員會宣布取消憲法，解散議會，關閉政黨，并逮捕其領袖，工會等社會組織也被禁止。作為60-70年代的核心政治人物，埃傑維特和德米雷爾都處于監禁狀态。
凱南·埃夫倫
1982年新修定的憲法展現出非常鮮明的保守特點，為此後政治的發展奠定了基調。它使軍方勢力淩駕于文官之上，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為主要的代表。它限制了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以防止群眾的政治化。一個特殊的機構是高等教育委員會，它剝奪了之前大學的自主權利。此外，該憲法還試圖利用宗教意識形态對青年社會化，以克服之前左派思想的影響。民族行動黨的領袖聲稱：“我們的身體在監獄，但我們的意識形态卻在執政。”
1983年的選舉讓圖爾古特·厄紮爾和他的祖國黨成為新的執政者。1987年，厄紮爾和祖國黨再次赢得選舉。1989年，厄紮爾接替埃夫倫成為總統，直到1993年突然去世。在厄紮爾的治下，土耳其采取了一種雙重政策：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
跟随撒切爾和裡根，厄紮爾倡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他提出了一個三重政策計劃：在短期内提高支付平衡和降低膨脹；在長期内形成以市場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實作從原來内向型經濟和工業化向外向型經濟的轉變。這一政策最成功的地方展現在出口。1979年，出口額隻有23億美元，占GDP的2.6%；到1990年增長到130億，占GDP的8.6%。其中，制造業的出口從總額的36%增長到了80%。經濟發展成為厄紮爾政府合法性的主要基礎。
在社會文化方面，軍政府和厄紮爾則采取了土耳其—伊斯蘭一體化的意識形态，以限制左派思想的發展。這一概念最初由理想主義之家的主席易蔔拉欣·卡菲斯奧盧（İbrahim Kafesoğlu）提出。1982年，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國家文化報告》中，它變成了土耳其的官方文化政策。根據新的憲法，宗教教育成為公立學校的必修課。厄紮爾本人和納克西班迪教團有着密切的聯系。在祖國黨統治時期，土耳其每年新增約2000座清真寺。伊瑪目—哈特普學校和《古蘭經》課程也在這一時期急劇增加。
厄紮爾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動了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安納托利亞之虎”（Anatolia Tigers）的發展。這反過來又促進了政治伊斯蘭運動的力量。沙特投資的注入也加強了伊斯蘭和資本之間的聯系。1983年，福利黨作為“民族觀念”運動的最新代表興起。在1994年的地方選舉中，它赢得19%的選票，在28個市獲得勝利，包括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和首都安卡拉。1995年，它獲得21.6%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并于1996年組成了以埃爾巴坎為總理的聯合政府。這後來引起了土耳其曆史上的又一次軍事政變。
結語
20世紀後半期的三次軍事政變成為了土耳其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分界線。著名土耳其研究專家威廉·海爾指出，“土耳其戰後政治中的三次軍事幹涉最顯著的特征在于，每一次軍方都在經過相對短暫的波折之後歸政于民。” 這使土耳其的政變顯得非常例外，既不同于拉丁美洲的情況，也不同于其中東的鄰居。政變影響了土耳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程序，但卻維持了國家的基本機構。這展現了土耳其政治體系的獨特特征，包括政黨機制、軍民關系、西方的影響等。
當地時間021年7月15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向一座紀念碑獻花，紀念在7·15軍事政變中無辜喪生的受害者。
土耳其左派力量的興起，一定程度反映了二戰後歐洲社會民主思想對土耳其的影響。特别是，共和人民黨的中左轉向，具有非常強的象征意義。美國的工會主義思潮也對土耳其的工會運動有指導性的效應。1968年全球學生運動的興起對左派力量具有相當的推動作用。另外，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也進入了土耳其，在青年學生中激起了一股浪潮。20世紀60-70年代，土耳其相對脆弱的政府則為左派力量的發展提供了寬松的空間。
1980年政變改變了土耳其政治的整體态勢，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成為主要标簽。表面上的民主和實際上的強權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反映了土耳其獨特的政治文化。土耳其—伊斯蘭一體化意識形态的興起，部分程度上解決了60-70年代左右派之間的權力之争。然而，政治伊斯蘭的興起也動搖了國父凱末爾的世俗主義根基。90年代福利黨的短暫勝利隻是一個信号。21世紀初期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連續20多年的執政，則成為這一轉變的後來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