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把青
編輯| Mia
今年的演出行業，用百花齊放已經不足以形容，用黃牛的話說就是“幾乎能賣出去票的歌手都在演唱會，不太能賣出去的就參加拼盤演唱會”。
五月天、劉若英、薛之謙、張傑、王源等歌手紛紛開唱，盡管場次相較往年有了明顯的增加，但對歌迷來說，一票難求成了常态。為了看演唱會，不少歌迷隻得忍痛購買溢價票，少則幾百，多則上萬，演出市場開始呈現出一種畸形的病态，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呼籲抵制黃牛。
在5月初開票的五月天演唱會，短短5秒，6場累計近30萬張門票就全部售罄，甚至一度引發了粉絲關于主辦方跟黃牛勾結的質疑，盡管在随後五月天演唱會主辦方華樂非凡發博否認，稱售票公開透明，但這個解釋并未讓粉絲滿意。
為了防黃牛，“強實名”成為了今年演唱會的新趨勢，所謂強實名也就是搶票時觀演人的身份需要跟入場人的身份一緻，在入場時刷電子票二維碼，同時輔以身份證和人臉識别雙重認證，隻有三者都符合，才能入場觀看演出。
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黃牛倒票，但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最近“演唱會為啥都在鬧退票”的話題登上了微網誌熱搜榜，劉若英、梁靜茹的演唱會都有不少人要求退票。按照現在的強實名機制，當購票人無法觀看演出，票又無法轉讓，票就隻能砸在手裡，幾百乃至上千的購票購票款隻能打水漂，甚至有律師提出，不讓退票已經侵害了消費者權益。
與此同時，盡管強實名讓黃牛轉讓票的難度提高了不少，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代搶、賣管道票等方式，依然讓黃牛們賺得盆滿缽滿，有黃牛向娛樂獨角獸透露，“甚至現在錄入票比之前倒賣票的溢價更高”，也有不少購票的粉絲稱，自己買演唱會錄入名額被騙了錢。
演唱會實名制到底防住了誰？“防黃牛”和消費者權益之間又該如何平衡？
演出行業複蘇，誰掙到了錢？
演出市場肉眼可見地複蘇了，中演協釋出的2023第一季度全國演出資料顯示，演出達6.89萬場，較去年同比增長 95.42%。
4-5月進入旺季，更是迎來演出大爆發，從音樂節到演唱會，不少人都是“幾乎每個周末，不是在看演出，就是在看演出的路上”。據不完全統計，兩個月全國音樂節加起來就有63場。
僅5月20日，就有張傑、梁靜茹、張韶涵、周傳雄、張信哲、劉若英、譚詠麟、薛之謙、李榮浩、李宇春等數十位歌手紛紛在這一天舉辦演唱會，網絡票務平台的資料顯示，今年全國已經舉辦了400多場演唱會。
不過逐年上漲的票價卻成為最勸退觀衆的因素。以成都仙人掌音樂節為例，2018年早鳥票售價是260元，2019年漲到了350元，2021年588元，2022年漲到了699元，連年上升的票價讓不少音樂節愛好者直呼吃不消。
但觀衆積壓幾年的觀影熱情都在這個春夏釋放出來，一票難求成了常态。價格的上調一方面來源于這種供需關系的改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成本的上漲。
随着《樂隊的夏天》《一起樂隊吧》《我們的樂隊》等綜藝的播出，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樂隊演出，樂隊們的演出費用也水漲船高。
最近就有人統計了各個樂隊們的報價和演出收入，其中一些頭部樂隊5月演出收入已接破千萬。根據該部落客統計的5月共77場音樂節表格，對照樂隊的出場次數和市場報價，二手玫瑰報價70萬，11場演出收入770萬，樸樹165萬的報價，7場演出收入1155萬，新褲子600萬，萬能青年旅店585萬，收入幾乎可以跟開演唱會匹敵。
而黃牛也成為今年最忙碌的一個群體，有黃牛在朋友圈總結今年的演出市場“2023年的演出市場，已經不是幾年前你在場館門口可以和黃牛讨價還價，而是你準備去場館門口打個醬油，去了發現連黃牛的影子都見不到。”
強實名為何攔不住黃牛炒價？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演出實名制。
這個制度的出現主要是為了防止黃牛倒賣演出票，相較于有票就能進的紙質票，如今的不少演出都采用了電子票的形式，觀演人需要二維碼+身份證+人臉識别才能入場。不過這顯然沒能影響黃牛們的财路，代搶成為了黃牛的新出路。
在全民票牛的時代，黃牛們組建了專業代搶群，客戶把自己的身份資訊報給黃牛，代搶們收到資訊後就用客戶的身份代搶，代搶費大多數從幾十到幾百不等，熱門演唱會代搶費甚至高達幾千。
“我最開始也是幫黃牛代搶的，最近的一個熱門演唱會，黃牛給我代搶費内場是一千塊，後來了解到他收了歌迷兩千五代搶費，就想着還不如自己直接幫粉絲搶。因為我搶票成功率比較高，就直接在小紅書和閑魚上發了接代搶的資訊，内場兩千的代搶費，少了中間商賺差價，我多掙點，歌迷少花點。”一位代搶向娛樂獨角獸透露。
而在演唱會實名制後，黃牛票的價格，甚至比紙質票更高了，原因就在于供需關系的改變，話語權發生了轉移。
強實名機制下的演唱會購票，除了在票務平台上公開售票外，買不到票的歌迷幾乎隻剩下一個買票的管道——找關系票。
此前有香港媒體透露，即便是在紅館這樣相對成熟的演出場館，門票公售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都隻在30%左右。
今年4月26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釋出《文化和旅遊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範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第五條明确表示“督促演出舉辦機關、演出票務經營機關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于核準觀衆數量的70%”，這也對于演唱會門票公售率的首次規定。
黃牛票從哪裡來？
而所謂的關系票，也就是剩下的30%，這些票從哪裡來？
最大的一個來源是主辦方或承辦方。一場演唱會能夠順利舉辦主要靠主辦方和承辦方，主辦方負責演唱會總體方案，承辦則負責落地執行。
一位演出行業人士介紹，目前的主辦方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專門的演出公司主辦，另一種是歌手工作室或相關持股公司主辦。比如五月天的演唱會主辦方“華樂非凡”的經營範圍就包括組織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接受委托代售門票等，是以也在粉絲搶不到票，黃牛卻有大量票的時候，一度被質疑跟黃牛勾結。在随後華樂非凡發博否認，稱售票公開透明。
另一種歌手直接主辦的類型，比如2023王源“客廳狂歡”巡回演唱會主辦方就是王源工作室，這種形式的優勢在于歌手對于演出的可控性更強，有消息稱，王源“客廳狂歡”上海站的演出公售率達到了90%，可以最大程度保證票不流入黃牛手裡。
鹿晗2023“πDAY”演唱會-北京站則由鹿晗工作室與上海風華秋實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主辦，該公司招股書顯示，與鹿晗合作形式之一為：主辦大型演唱會，從中獲得門票、贊助等收入，2018年，該公司為鹿晗舉辦三場巡回演唱會“RE:X”，賺入5590萬元，場均收入約1863萬元。
但到具體落地，僅靠歌手工作室很難協調這項體系龐大的工作，是以也就需要各個地方的演出公司來承辦，協助落地執行。通常來說，會找演出場地本地的工作來承辦，比如王源“客廳狂歡”廣州演唱會，就由廣州禾光飛揚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承辦，重慶場演唱會則由重慶果皮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承辦。
而這些承辦公司通常是黃牛票最大的來源。“大票務一般跟這些承辦公司都有聯系，最後一環一環流到我們這些發票務手裡，票務從承辦公司拿票的時候，拿到的就是加價票，是以一層層下來，人人都要吃一口肉，黃牛票也越來越貴。”一位黃牛對娛樂獨角獸透露。
除了公開售票和承辦公司拿票外，還有一部分門票會流向公關、贊助商、行政部門等，這部分票很大一部分也會被賣給黃牛。
如果是紙質票，黃牛直接手持實體票叫賣，但在現在強實名的機制下，變成了名額錄入。歌迷給黃牛提供自己的個人資訊，黃牛直接錄入資訊，很顯然，這樣就變成了黃牛主導市場。
如果是實體票，除了黃牛賣票外，還有搶到票的歌迷也可以賣票，相當于是一個市場行為，而如今搶不到票的歌迷隻有從黃牛手中買錄入票一個管道，也就隻能跟着黃牛叫價走，甚至随着錄入名額越來越少，票價也越來越貴。
一位追了王源五場客廳狂歡巡演的粉絲向娛樂獨角獸分享了自己購票經曆，“我的運氣非常差，每場都沒有搶到過，就隻能買錄入的名額，上海和重慶都是強實名，上海場因為是開場是以最貴，1680的位置花了5500元，重慶稍微便宜點，但1980的内場後區也花了4500元，我買的還算便宜的，身邊朋友買的錄入基本都過5000元了，甚至到了最後兩天880的位置都賣到了4000元以上。廣州場是紙質票，很多路人搶到後在小紅書和閑魚上出票，因為票源多了，是以價格也便宜點，1980的内場隻花了3500元，也把黃牛的價格給拉下來了。”
而難控的票價隻是實名制的其中一個并發症，跑票、坐地起價的情況更是普遍，即便歌迷交了全款預定位置，如果對方要求加價，歌迷沒有任何談判的餘地，全靠黃牛的良心和自己的運氣，“通常開票之前的價格會比開票後便宜，但是很多黃牛會在開票後以票源緊張、位置好這些理由要求加價，我們不同意的話就說退款，想進場的話就隻能認栽。”
而強實名的另一個争議在于隐私權和霸王條款。人臉識别引發了是否是過度收集資訊的探讨，而強實名無法退票和轉讓的操作，也有律師站出來提出質疑，民法典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或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格式條款無效，這一規定是否跟這一條款有沖突。
強實名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黃牛炒作，但仍有諸多後遺症亟待解決，如何在防黃牛的同時保證消費者的權益，仍需探尋更加完備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