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朝曆代，皇帝與官僚集團的關系始終是政治的核心主題之一。從理論上來說，天子的權威不容侵犯，官僚集團應當完全聽命于皇帝。
然而，現實情況卻往往相反。在中國古代，官僚集團聯手架空皇帝的事件屢有發生。但在清朝，這一現象卻從未真正出現。
在龐大的官僚集團面前，清朝皇帝始終是至高無上的掌控者，擁有着高度自由。
為什麼清朝的官僚集團無法架空皇帝？讓我們回溯曆史，一探究竟。
中央制度：内閣、南書房與軍機處
從根本上來說，清朝官僚集團之是以無法架空皇帝，是因為有着嚴格的中央制度限制。國家大權始終掌握在皇帝手裡，官僚集團從未真正獨立。
換句話來說，官員擁有的榮耀都來自于皇帝的賜予，一旦離開了皇帝，便意味着失去權力。
實際上，清朝在建立之初，中央政治制度幾乎完全承襲明朝。
1631年，皇太極設六部，五年後，皇太極改國号為清，正式設立内閣、都察院、翰林院等機構。
與前代相比，明朝本就是一個“不走尋常路”的朝代。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廢除丞相制度，徹底解決了延續千年的皇權與相權之争，将皇帝的威權無限放大。
但是，明朝後期内閣崛起，内閣首輔成為了實際的丞相，擁有了架空皇權的能力。
是以，清朝皇帝尤為注重控制内閣的權限。
清朝初年，内閣仍然是中央最高的行政機關，内閣内設有大學士。盡管清朝内閣位于百官之首，但在實際權力上遠遠比不上明朝，甚至直接受到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壓制。議政王大臣會議是滿族傳統，更是真正的政務中心。
毫不誇張的說，清朝初年的内閣隻是一個最普通的票拟機構，根本不可能威脅到皇帝。
而到了康熙時期，内閣更進一步隐身，為皇帝的南書房讓出了位置。
康熙幼年即位，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被把控在攝政大臣手中。對于康熙而言，想要真正的操縱朝局，就必須撇開法定内閣，另外培植親信。就這樣，南書房應運而生。
與有着明确制度規範的内閣不同，南書房的官員具有随機性。皇帝會選拔翰林院官員進入南書房值班，確定南書房裡都是信得過的“自己人”。與内閣相比，南書房不受制度限制，卻掌控了同等的權力。
久而久之，内閣便被康熙架空，地位持續下降。
但是，皇帝仍不滿意。雍正即位後，不管是南書房還是内閣都成為了真正的擺設，國家大事被集中于一間小小的屋子裡，那便是大名鼎鼎的軍機處。
雍正的心思更為深沉，他深知光掌控住漢族官僚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将一批倚老賣老的滿族重臣驅逐出權力中心。
軍機處最早叫軍機房，為取代議政王大臣會議而誕生，直接對接皇帝，奉旨處理政務，剝奪諸王權力。
議政王大臣會議消失後，軍機處原本也該一同裁撤，但雍正揣着明白裝糊塗，幹脆将軍機處留了下來，成為了皇帝身邊最得力的助手。
至此，清代皇權被推至巅峰，從今往後在中央制度層面，再也沒有可以與皇帝相抗衡的官僚集團。
雍正的思路十厘清晰，他的計劃共分為兩步。第一，架空其他機構，将軍國大事都集中于軍機處，第二，将軍機處牢牢抓在手裡，既要官員為皇帝幹重活累活，又不給他們實權。
這看似是天方夜譚，但雍正卻切切實實做到了，并為清朝後續的皇帝們提供了範本。
盡管軍機處掌管着帝國的核心，但是軍機處的每一道公開谕旨都需要經過皇帝審閱，然後再交給内閣釋出。
一旦有秘密指令，軍機大臣就需要跪受筆錄，然後将聖旨密封，送往各處。軍機處隻有兩類官員，那便是軍機大臣與軍機章京。
唯有皇帝最信任的人才能擔任軍機大臣，而軍機章京則要經過嚴格的考核選拔，最終由皇帝決定名單。
在官員任用上，雍正吸取了康熙的經驗，無論是軍機大臣還是軍機章京，都是兼職。
簡單來說，清朝皇帝通過重塑中央政治，破壞原本的制度規範，使得皇權淩駕于官僚集團之上。
除了制度上的保障外，清朝獨有的一種選官制度，也令官僚集團在内部分裂，失去了架空皇帝的能力。
獨特選官：保舉的盛行
科舉是中國古代沿用千年的選官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因為科舉制度，才令官僚集團擁有了内在的凝聚力。
衆所周知，科舉要曆經層層選拔，而在選拔的過程中，士子與士子結交，官僚集團内部的關系網由此形成。
無論是門生故舊，還是姻親同鄉，古代官員的人際交往大多以科舉制為依托。不僅如此，同樣的備考經曆也會讓官員間形成認同感，所謂十年寒窗，最能了解彼此。
在清朝前，盡管官僚集團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但這個集團擁有着相同的價值信仰，也遵守着同一套遊戲規則。但是，清朝保舉制的盛行，打破了官僚集團内部的團結。
所謂保舉，指的是一種特殊的選官方式，倘若用四個字來簡單概括，那便是破格錄取。
隻要由京外大員推薦，再經皇帝稽核同意，那麼被保舉的人才就能青雲直上，免除科舉的系列流程，直接當官。
保舉并非是清朝的獨創，但卻在清朝被發揚光大。過去，保舉隻是特殊情況，可清朝皇帝卻尤為偏愛保舉，促使其制度化與常态化。
然而，一旦保舉制盛行，皇權便會得到史無前例的強化。
一方面，這條誘人的捷徑分化了官僚集團内部，讓他們彼此猜忌，互相提防，唯一可效忠的隻有皇帝。
另一方面，保舉相當于将皇帝淩駕于正常選官制度之上，皇帝在用人問題上擁有了說一不二的權力。
在科舉制的架構下，皇帝隻擁有最終殿試的裁決權，能夠影響的範圍較為有限。但是，在保舉制的助力下，皇帝能夠将權力的觸角伸至帝國的第一個地方，影響力呈幾何倍數增長。
更有意思的是，為了進一步強化保舉制，清朝皇帝甚至将權力一分為二，分為任用權與保舉權。獲得保舉的官員，并不會直接得到任用，最終任用與否，隻能由皇帝說了算。
有時，皇帝願意直接掌控任用權，就會“特旨授”與“開例”。得到皇帝欽定的官員無異于一步登天，自然會大喜過望，忠心耿耿的效忠君上。
這批官員沒有經過嚴格的官場升遷，是以他們在朝中并無勢力，隻是皇帝孤零零的寵臣。是以，皇帝的信任，便是這批官員的一切。
或許這批官員的日子并不好過，皇權威壓在上，每日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是在同僚眼裡，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同僚們辛苦數十載，卻比不上皇帝的一句金口玉言，難免心生嫉恨，将這批獲得“特權”的官員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而官員相争，恰恰是皇帝最願意看到的場景。他們内耗會削弱官僚集團的整體實力，此消彼長，皇權便加強了。
而當皇帝不想直接掌控任用權時，他便會下放權力給吏部與督撫，允許他們保舉人才。但無論是怎樣的保舉，最終都要得到皇帝的首肯。
對于各級官吏而言，保舉漸漸也成為了政績的一環，于是他們挖空心思為帝國尋找人才，讨皇上歡心。
不僅如此，人才的發展也與保舉者的仕途息息相關，皇帝還會對保舉逾格的大員進行嚴厲懲罰。
在保舉制的廣泛推行下，雷霆雨露皆為君恩，皇帝和官員成為了利益共同體，但官僚集團内部卻割裂了。
不得不說，這招棋着實是妙，皇帝在官員選拔階段便高調介入，将整個官僚集團都塑造成了自己的私有物。這樣的官僚集團，又怎麼可能擁有架空皇帝的能力呢？
在中央制度與選官制度之外，清朝皇帝還發明了特有的消息傳遞制度，那便是我們所熟悉的奏折。奏折的出現，讓官僚集團徹底淪為了皇帝的掌中之物。
上達天聽：清代的奏折
奏折制度是清朝的獨創，标志着清朝君主專制的空前強化。
清朝初年，奏事制度沿用了明朝的“公題私奏”制度。所謂“公題私奏”，指的是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加以區分。
但不管是題本還是奏本，隻要給皇帝看的文書，就必須公開。所有文書在送達皇帝手中前，都要曆經重重關卡。
在“公題私奏”制度下，帝國的政務公開透明，但這種制度的确也存在着弊端，那便是官員無法暢所欲言，真實情況很有可能被隐瞞。
最初，奏折制度隻是為了解決這一缺點而誕生，但随着康雍乾三代的加工，奏折逐漸演變出了更深刻的含義。
奏折是私密文書，由官員直接向皇帝奏報，必須由官員本人手寫，除了皇帝與官員外，沒有人會知道奏折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能夠寫奏折的官員不一定要品級很高，隻要得到了皇帝的欽點，即便是地方上的芝麻小官，也能以這種方式上達天聽。
康熙時期，隻有特定的一批官員擁有寫奏折的資格。但到了雍正時期，奏折的使用範圍進一步擴大，這項制度正式确立。雍正元年二月，皇帝親自下達指令，要求各位大臣事無巨細，皆可密奏。
從那之後，奏折便變了味，成為了官員告密的最好方式。
據說，雍正正是利用奏折拉攏了年羹堯的親信黨羽，最終在他們的幫助下排除異己，打擊了年羹堯一派的勢力。
然而，奏折就如同潘多拉的魔盒，隻要一打開這個缺口，便再也不可能停止。
皇帝利用奏折監視官吏，也慫恿官吏間彼此舉報，更要求他們密切注意民間的種種動态。奏折制度就像懸在所有官員頭上的一柄劍，官吏們知曉它的存在，但不知道究竟何時會落下。
官場告密成風，人人心存戒備，彼此提防，官僚集團的力量被進一步削弱。
由此可見，清朝的皇帝們下了一盤大棋，将官僚集團玩弄于股掌之間。皇帝們破壞了原有的政治制度，讓自己成為軍國大事的唯一主宰，更利用種種手段離間官員，同時加強自身與官員的聯系。
長此以往，皇權不斷增強，官僚集團離心離德，根本不可能背叛皇帝，又談何架空二字。
然而，皇權的加強是一把雙刃劍。在清朝初年，這些制度的确確定了政局平穩，可到了晚清，這些制度的弊端也最終顯現。
清朝官場風氣渙散，官僚集團早就失去了古代士大夫應有的氣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或許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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