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戰争年代，由于鬥争環境極其嚴酷，隐姓埋名、易面事敵成為開展隐蔽鬥争必不可少的一項手段。翻開波瀾壯闊的隐蔽鬥争史，無數如雷貫耳的名字，其實都是化名。一個個化名如同水面上的一圈圈漣漪，密紋唱片一般記錄下每一個鮮活的生命，或張揚、或沉默，或機智、或壯烈，記錄下選擇化名時的思緒，或激昂、或穩重、或機敏、或奔放。這是一種特殊的存在，是一種曆史的見證，更是一種信仰的力量。
| 從天津衛到上海灘的“伍豪” |
周恩來
伍豪，是我黨隐蔽戰線開創者周恩來的化名，是他在天津上司覺悟社時抽簽取數“五号”的諧音。伍豪是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地下工作時最常用、最有影響的化名。由他編制的我黨第一本無線電通訊密碼“豪密”，也正是取自該名。1932年2月，尋捕周恩來許久未果的敵特惱羞成怒，幹脆在上海的幾家報紙上連續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文章，企圖混淆視聽，在我黨内制造混亂。隐蔽戰線巧妙開展了輿論反制鬥争，通過法國律師在《申報》上刊登了《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揭穿了敵人污蔑造謠的陰謀，維護了我黨上司人的政治人格。而“周少山”一名正是周恩來的另一個化名。另外，周恩來在白區開展革命活動時，還使用過冠生、大美、維思、趙來等化名。
| 能文能武的“一介書生” |
陳雲
李介生，是陳雲上司隐蔽戰線組織中央特科工作時專門使用的化名。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中共中央決定調整中央特科組織，調陳雲擔任特科負責人。在特科工作時期，陳雲化名“李介生”開展工作。此外，陳雲曾使用過懷民、陳亨、陳明、金生、廖仲仁、黃蘇、廖家駿、廖陳雲等化名。不僅人需要化名作為掩護，機構也有必要。陳雲對專業化的掩護機建構設十分重視，他當時建立了“新生印刷所”和“裕大南貨店”等一批掩護機構，為以化名開展工作的特科同志們提供了恰當的公開身份和名義，對特科活動起到了很好的掩護作用。
| 混迹三教九流的“王先生” |
陳赓
王庸，是陳赓在特科工作時的化名。在擔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報科科長期間，為搜集情報，發展情報網，他化名王庸，置身龍潭虎穴，常與警察、巡捕、包探混在一起，與敵探特務周旋，在上海的三教九流甚至國民黨特務機關裡都交了“朋友”，這些人見面時全都親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
| 我找我自己的“項南” |
項與年
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許多隐蔽戰線無名英雄深入虎穴、背井離鄉，與親人失散。新中國成立後，踏上尋親之旅的他們，卻因長時間使用化名遭遇了困難。
中央特科的項與年同志，輾轉打聽到早年在上海失散的兒子也參加了革命，現在可能在安徽團委。于是委托自己的老戰友、時任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尋找自己的兒子。曾希聖立即把這一任務交給了負責團工作的項南。由于項與年自特科時期一直使用化名“梁明德”，出于保密他并未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化名，同時也未向戰友透露自己的真名，導緻從“梁”姓入手“查無此人”。不想在交談中，曾希聖發現眼前的項南和自己的老戰友梁明德都是福建人，也都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橋一帶住過，位址也都是當年上海地下組織的一處秘密聯絡點，項南模糊的記憶中一位父親的“大胡子”朋友還與自己當年的相貌高度吻合。原來，項南正是自己老戰友要找的兒子！他原名項德崇，于1938年秋加入共産黨，從事地下工作時也給自己起了一個化名，叫做項南。就這樣，兩代革命志士在特殊的年代不約而同、堅定不移共赴革命，留下了一段“項南找項南”的佳話。
| 信仰之名 |
還有一些隐蔽戰線前輩的化名不僅用來掩護工作群組織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和美好願景。例如黨的隐蔽戰線上司人之一許建國，原名杜理卿，化名取以身許國之意。犧牲在台的朱楓烈士，原名叫朱贻蔭，化名取其一心向紅，一片赤誠之意。
如果把所有從事隐蔽戰線鬥争的同志們的化名統統列在紙上，不用刻意連綴，便是一首波瀾壯闊的隐蔽鬥争史詩。高山作證，這是忠誠之名；滄溟為鑒，這是信仰之名。
來源：國家安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