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中國去！
随着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對外交流全面重新開機，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新熱潮早在意料之中，但其持續時間之長、互動密度之高、涵蓋地域之廣，以及來訪陣容之豪華、合作成果之豐碩，同表現好于預期的中國經濟一樣“出人意料”。
此情此景，甚至讓大洋彼岸也感到“措手不及”。美國“地緣政治”網站寫道：“現在，一樁樁事件在沒有美國介入的情況下發生，中國似乎正越來越多地掌控局面。美國當然感到措手不及：各方達成了一個又一個協定，發表了一個又一個倡議。”
已抵達的、在路上的、将啟程的，北京成為“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朝聖之地”，“走，到中國去”已然是當今世界的新風尚。而紛至沓來湧向東方的，不僅有聲名顯赫的外國政要、外企高管、國際學者、文化名家，還有未來将成為各國發展建設主力軍的“Z世代”。
4月初，英國“國際留學”網站發表一篇文章稱，國際教育市場完全被掌控在美英澳手中的日子一去不返，許多國際學生正遠離這些傳統留學目的地，選擇前往中國等國求學和生活。文章還說：“許多外國學生和外籍人士都争相學中文以擴大自己的就業機會——相關就業機會并不僅限于中國，還存在于全球各地。”
這讓人想起中國上司人去年中東之行的一個細節。在一場會見中，突尼西亞總統賽義德告訴中國上司人，越來越多的突尼西亞青年開始學習中文，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将在國際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無獨有偶，巴林國王哈馬德同中國上司人會面時也談到了這個話題。他說，巴林年輕人喜愛中國、向往中國，相信中國就是未來。
在現代外交實踐中，一個大國吸引來自世界各個角落、各種類型的國家紛紛前往，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古老做法換了新貌”。比如，公元6世紀，拜占庭帝國在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時期達到巅峰，來君士坦丁堡通路的外國貴賓川流不息。公元7世紀，中國步入盛唐“貞觀之治”，“四夷大小君長，争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19世紀初，在法國皇帝拿破侖的權勢上升期，一批外國政府上司人紛紛到訪巴黎。而二戰後，由于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占有主導地位，“來華盛頓的朝聖者與日俱增”。
曆史從不是簡單的複現。此起彼伏的“訪華潮”背後，既有着曆史邏輯，也有着現實邏輯和未來邏輯。它不但是新時代中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又一個生動有力的注腳，更向世界清晰展示了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曆史之變交疊的大變局、新變局中，什麼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大道所歸。
1
人心
上任百天，巴西總統盧拉将域外首訪地選在中國。4月12日晚抵達上海時，有鏡頭拍到，走下飛機舷梯的盧拉手背上還貼着紮針用的膠布。
因罹患流感和肺炎，盧拉不得不推遲原本定在3月底的訪華行程，病情初愈便不遠萬裡來到中國，足見其深化對華合作的強烈願望。當然，再度“擴容”的龐大代表團也是巴方對華合作熱情的寫照。除10餘位部長州長、200多名企業家之外，随行議員也由最初的27人增至39人。據說，一些未能擠進官方代表團的企業家和記者紛紛自尋門路，以至于中國駐聖保羅總領館門口出現了倒賣申請赴華簽證排隊号碼的“黃牛黨”。
盧拉中國之行的另一矚目之處是他的行程安排。美國一向把拉美當成自己的“後院”，對拉美上司人的一舉一動都盯得很緊。雖有美媒煞有介事地炒作，參觀華為上海研究所“可能會惹惱美國”，但盧拉還是如期造訪。這位飽經政治風霜的“巴西之子”也把話講得很清楚：“這表示，我們想對世界說，我們與中國的關系中不存在任何偏見，并且沒有人能阻止巴西同中國改善關系。”
這些年，為打壓遏制中國，美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搞“民主對抗威權”的道德綁架，搞“脫鈎斷鍊”“友岸外包”，搞“小院高牆”“平行體系”，搞“新冷戰”，戲碼層出不窮。盡管華盛頓依仗所謂“實力地位”、以威逼加利誘的手段要求各國選邊站隊，但各國各界人士走向中國、走進中國依然步履不息。這表明，在深度互嵌、多元耦合的全球化時代，制造對立分裂不得人心，對話合作才是人心所向。
在筆者看來，此次“訪華潮”中的三個新動向，就很好展現了這一人心向背。
一是跨大西洋聯盟内部反對“脫鈎論”的“歐洲音量”明顯升高。
在嘗盡對俄政策上跟在美國身後亦步亦趨的苦果後，越來越多的歐洲有識之士意識到，在對華政策上要尋覓“自己的道路”。訪華期間，法國總統馬克龍不但明确表态，歐洲必須抵制減少與中國的貿易和外交關系的想法，還決心建立“與中國的戰略性和全球性夥伴關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則熱情邀請中國企業參與該國經濟複蘇和轉型戰略計劃涉及的一些行業，如電動汽車和晶片（這可是美國重點打壓的中國産業）。
曾多次發表負面涉華言論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訪華期間表示，同中國“脫鈎”不符合歐方利益，而在訪華後的歐中關系講話中則表達了更明确的立場：“與中國‘脫鈎’對歐洲是不可行、不可取，甚至不切實際。”甚至連“對華強硬派”代表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也作出表态：德方不贊成“脫鈎斷鍊”。
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合作研究員埃馬紐埃爾·林科道出很多歐洲人的心聲：“我們不想在經濟上脫離中國，從戰略角度講，我們也不想如美國所希望的那樣，陷入與中國對抗的邏輯。”
二是美國最親密盟友圈“盎撒圈”内部對華立場出現松動。
由“五眼聯盟”國家組成的“核心盎撒圈”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圈，其中，美英澳三國由于在多個次元上“血脈相連”，更是“小圈子”中的“小圈子”。盡管如此，澳洲人還是“乍眼”地出現在了訪華大名單上。3月底，維多利亞州州長丹尼爾·安德魯斯率先“破冰”，成為新冠疫情以來首位來華通路的澳洲州長，西澳洲州州長馬克·麥高恩緊随其後，而昆士蘭州州長白樂琪則計劃在今年晚些時候對中國進行通路。州長們排隊訪華在澳洲國内産生了傳導效應。據《澳洲金融評論報》報道，一個由15名澳洲公司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将于下周前往香港、天津、深圳進行通路，重點讨論澳中綠色能源合作問題。此後，澳洲貿易部長法雷爾也将通路中國。
美國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創始人兼總裁伊恩·布雷默有這樣一個觀察：“實際上，美國幾乎沒有一個盟友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與中國的‘新冷戰’中。”
三是全球商界“押寶中國”的力度進一步加大。
盡管一些勢力一直以所謂供應鍊安全為名鼓動外資撤出中國，但從蘋果、高通、輝瑞、寶馬、博世、西門子、必和必拓等一衆外企高管競相訪華的高漲熱情看，從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博鳌亞洲論壇、消博會、廣交會上的火爆場面看，從特斯拉在上海建立儲能超級工廠、空客将在天津建設第二條生産線等新投資計劃看，這個“如意算盤”越來越打不響了。跨國企業、國際資本用腳投票，投出了全球經濟的希望之地。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與中國同行就是與機遇同行，成為全球商界的廣泛共識。小紅書上開設賬号、在中國城市簽名售書，馬斯克的母親不也來中國“淘金”了嗎？
中國有句古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在美國分裂世界、折騰世界的這些年，國際社會也在觀察，也在思考，也在斟酌、抉擇。至少有兩點認識吧：
一是大家把美國的真實意圖看得更清楚了：說是為了“民主自由”、為了“國家安全”，其實就是為了滿足私利，就是“損公肥私”，就是“本國優先”并不惜犧牲任何國家甚至親密盟友的利益。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日前警告說，“一個分裂的世界可能會更窮”，而“友岸外包”的興起對欠發達市場造成的傷害可能是最大的。
二是大家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無論疫情危機、環境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等全球性挑戰，還是通脹高企、經濟低迷、社會動蕩等國内問題，常常是大小環境緊密相連、多個問題環環相扣，各國命運與共，團結合作才是解決之道。開拓市場、吸引投資也好，推動經濟轉型、推進“再工業化”程序也罷，抑或應對氣候變化、化解地區沖突，中國無疑是最合适、最靠譜的合作夥伴之一。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當年，中國共産黨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最終赢得解放戰争的勝利，關鍵就在人心向背，靠的就是人心變力量。如今，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國際形勢，面對美國無底線的挑釁打壓，堅持與世界開展大交流、大合作的中國也一定能夠赢得更多的人心，走向最後的勝利。
2
大勢
最近，“戰略自主”成為國際輿論場上的熱詞。亞洲在談，歐洲在談，中東在談，拉美國家也在談。
東盟在3月底的财長和央行行長會上讨論了“金融自主自立”，一緻同意“通過使用本國貨币支援東盟地區的跨境貿易和投資來加強金融彈性”，而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訪華期間還公開提出了建立亞洲貨币基金組織的倡議。
馬克龍在結束訪華回國的飛機上告訴随行記者，歐洲必須頂住壓力，不能成為“美國的追随者”。他這一立場得到了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等人的呼應和支援。
在中東，“和解潮”勢頭越來越猛，最新的一項進展是9個阿拉伯國家外長在沙特吉達開會，一緻強調阿拉伯世界必須在斡旋解決叙利亞危機的努力中發揮“上司作用”。
阿根廷、巴西先後宣布重返南美洲國家聯盟，地區大國聯手重新開機這一曾被譽為“拉丁美洲的歐盟”的主權國家聯盟，表明拉美國家團結自強的願望再次升騰，行動也進一步落地。
細讀中國上司人同來訪上司人會談會見的新聞稿，“戰略自主”也是一個高頻詞。會見桑切斯首相時，中國上司人說，發展好中歐關系，需要歐方堅持戰略自主。會見安瓦爾總理時，中國上司人指出，中方願同馬方一道，弘揚亞洲文明，堅持戰略自主，堅守東亞合作初心，支援東盟中心地位，堅決抵制冷戰思維和陣營對抗，合力建設好共同家園。”
“戰略自主”包含的意思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具有戰略選擇的空間和靈活性，在涉及重大對外戰略決策時，可以不受外力和其他國家主導自主進行決策。這一政治話語在全球的風行，反映了國際格局演變和國際秩序重塑程序中一個越來越明朗的趨勢：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時代潮流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滾滾而來，一國或一個國家集團号令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各國各地區都希望把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多極化”是世界的常态，各民族各國家各文明在各自地域沿着各自軌迹生長繁衍，“戰”“和”交替，共生共存。然而，自大航海時代以來，非西方世界被強行納入西方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世界進入長達數百年由西方“主導天下”的時代。二戰後，國際格局在數十年間經曆了從兩極世界向單極霸權的嬗變。在俄羅斯學者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看來，如今的世界，正在新的水準上重返多極狀态。
在這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中，發展中世界的崛起無疑是最根本的推力之一。“訪華潮”期間，世界上發生的兩件事，就真切地反映了這一新現實。
一件事是沙特内閣準許該國作為“對話夥伴”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這被路透社視為沙特“與中國政治關系進一步密切的最新迹象”。有消息人士透露，上合組織“可能在中期内給予沙特正式成員身份”。需要指出的是，在去年9月的撒馬爾罕峰會上，上合組織順利完成了第二輪擴員，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員最為遼闊的地區合作組織，國際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
另一件事是巴西前總統羅塞夫就任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中國外交部對羅塞夫女士的評價是，“作為知名政治家、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積極緻力于全球發展事業，在國際社會享有卓越聲望，具有重要影響力”。她的走馬上任無疑是新開發銀行曆史上裡程碑式的事件。
當然，比這個更吸引眼球的可能是盧拉在新行長就職典禮上抛出的三個“為什麼”：“為什麼所有國家都要用美元來結算？”“為什麼不能是人民币或其他貨币成為國際結算貨币？”“為什麼（金磚國家）不能用自己的貨币來結算？”
阿聯酋《海灣新聞報》網站感慨道：“誰能料到金磚國家會崛起為七國集團的潛在對手？但這種曾經看似遙不可及的可能性現在有了改變世界政治平衡的真實前景。”經濟是變化的基礎：相關統計顯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内生産總值集團，占全球GDP的31.5%，領先于七國集團的30.7%。
兩件事發生在不同地方，卻内在相連：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都是總部設在中國的多邊組織，都是開發中國家團結合作的重要平台。它們以自身的發展壯大對世界多極化進行了更為具象的诠釋：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快速發展正深刻改變世界财富格局和“中心-邊緣”的世界體系，它們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強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并成為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中堅力量，而中國是醞釀并引領這一曆史性變革的關鍵角色之一。
與二戰後民族獨立浪潮和不結盟運動不同，這一輪發展中世界或者說“全球南方”的力量興起具有全方位的特征，展現在政治、經濟、思想、意識形态等方方面面。
比物質力量增長更具深遠意義的，是“精神的覺醒”和文化自信的複蘇。越來越多的開發中國家走出“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一方面對“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的西方新自由主義進行反思，另一方面更加珍視本國的文化傳統并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同來訪外方上司人會面時，中國上司人不但向他們深刻闡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還表達了對對方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的堅定支援。特别是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見時，中國上司人提出了“亞洲特色發展道路”的概念。他說：“這些年來，亞洲地區保持總體和平穩定和快速發展、整體崛起的良好勢頭，地區國家通過自己的勤勞和智慧，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互相尊重、平等互利、開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亞洲特色發展道路。”
在這裡，補充一個背景：上世紀80年代，正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等亞洲政治家提出“亞洲價值觀”，将其作為西方“東方專制主義”叙事的反論題，凸顯亞洲各國和地區發展及制度建設的亞洲文明性。對當時西方經濟學無法提供滿意解釋的“東亞奇迹”，“亞洲價值觀”尤其是儒家價值觀所重視的節儉、努力工作、尊重教育和權威提供了具有相當說服力的解釋視角。
無論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還是亞洲特色發展道路，抑或是中加（蓬）元首會談時談到的獨具特色、獨立自主的非洲發展道路，這份“走自己的路”的自信笃定，表明非西方世界在西方文明數百年的強勢之下，從精神上站立起來了。
3
大道
作家路遙在小說《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話：“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了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
這段承載歲月積澱的箴言，放在民族和國家前途命運的語境裡，也同樣深刻精辟。人類曆史上，一個個大國興衰沉浮，或“起高樓”，或“宴賓客”，或“樓塌了”。
牽動這些變化的一根主線，就是道路的抉擇。
曆史上，就有大國因為走錯了路而導緻國運的衰敗。在奧托·馮·俾斯麥努力下實作統一的德國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為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權力，走上了擴軍備戰、發動戰争的道路，也最終走向了毀滅。冷戰後獨步天下的美國則是窮兵黩武的近例。轟炸南聯盟，出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空襲利比亞，幹涉叙利亞……它頻頻仰仗實力、使用武力追求國家利益。後果也顯而易見：不但沒有實作對外目标，反而導緻國家财力嚴重損耗、國際形象嚴重受損。
面對“強起來”的中國，國際社會提出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之後是什麼”的問題。一些人從西方曆史經驗出發，按照西方霸權理論邏輯，預設“和平崛起之後”的中國也會走列強争霸的老路。
事實卻是，“強起來”的中國走的是一條叫做“和平發展”的“人間正道”。它為世界帶來的是“和平”與“發展”；世界各國走向中國，也是為了“和平”與“發展”——從中國汲取和平的力量、分享發展的機遇。
正是此次“訪華潮”期間，在北京啟動的沙伊對話程序進一步推進。中國再次“做東”，沙伊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宣布恢複外交關系。“中東最危險的裂痕成功彌合”給地區國家極大鼓舞，紛紛向彼此伸出和解、和平、合作之手。這一次，中東備受矚目，不是因為戰争，而是因為和平。
正是此次“訪華潮”期間，通過對話談判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國際共識進一步凝聚。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看來，促使歐洲上司人紛紛主動提出通路北京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都迫切想聽一聽中國準備為調停這場沖突做些什麼”。中國上司人重申了勸和促談、政治解決的中國立場，并支援相關方面提出政治解決危機的思路和方案。在北京，人們聽到的是呼籲和平的聲音，而不是鼓動戰争的論調。
正是此次“訪華潮”期間，世界進一步感受到中國發展所帶來的積極溢出效應。這樣的積極溢出效應，展現在增長動力上，比如出席博鳌亞洲論壇的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提供了一個資料，2023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将“超過三分之一”，将為其他國家提供重要機遇。這樣的積極溢出效應，也展現在現實商機中，比如在海南舉辦的第三屆消博會，展覽面積比上屆增加20%，為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3300個消費品牌提供了展示和交易的大平台。
也正是此次“訪華潮”期間，世界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之于人類文明進步的開創性意義。在這裡，不妨摘錄一段馮德萊恩18日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我有幸能在清明節到訪北京，中國最傳統的節日之一，再次親眼見到中國，更加強了我對中國人民深深的崇敬之情……他們真正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在過去45年裡讓超過8億人擺脫貧困。我們絕不能忽視中國轉變成一個現代經濟強國、關鍵的全球參與者以及衆多尖端技術上司者的重要性。這必定會塑造未來幾十年的全球文明和進步。”事實上，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一條創造了偉大發展奇迹的現代化新路，也是一條緻力于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大國崛起新路。
當今世界又一次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各國再度面臨道路的抉擇。什麼是要走的“正道”，什麼是要避開的“邪路”，也越來越明了。阿根廷《第十二頁報》網站的評論十分坦率：“由中國主導的方向在促進合作，而由美國主導的方向則在推動戰争。”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進階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日前發文稱：“我們并不害怕中國的崛起。然而，我們知道未來世界的曆史也将取決于中國如何運用其權力。”事實上，博雷利的這句話隻說對了一半。
世界的未來，既取決于大國如何“管理崛起”，也取決于大國如何“管理衰落”。就像中國台灣學者瞿宛文所指出的，“現今世界秩序的動蕩，其中關鍵因素是霸主美國如何應對自身力量的衰弱，如何試圖挽回”。
4
大國外交2.0
時間有怎樣的魔力？十年又可以改變什麼？
2013年2月，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學者沈大偉的專著《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在這本書中，沈大偉将中國界定義為“不完全大國”，在外交方面的理由包括：中國“不積極參與力圖解決任何重大的全球性問題”“不塑造國際外交”“也不促進全球共識”“在外交中總是一再采取低調、坐在後排的辦法”。
如今回看這些論斷和觀點，尤能體味中國外交的十年巨變。十年來，在元首外交的定向掌舵下，新時代中國外交走出了一條有大國氣派、大國風範、大國擔當的被稱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外交新路。新時代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全方位大國的面向。
筆者認為，以成功斡旋沙伊複交、中國上司人俄羅斯之行以及春季“訪華潮”為标志，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正式進入2.0階段。
這意味着，中國外交将以更獨立自主的姿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将更積極主動地深度全面參與全球事務，将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将更加成熟自信，更具魄力擔當，也更講章法藝術。
腦補一下中法元首臨水而坐、縱古論今的從容，巴西文化部長在歡迎儀式上聽到經典名曲《新時代》時的動容，以及中德外長在疾馳的中國高鐵上面對面暢談，不禁感慨：“大國大外交”這盤大棋真是越下越活泛，越下越有大氣度。
得人心、順大勢、行大道，何懼滄桑。大國外交2.0，可期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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