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體業自由之神：Stallman

軟體業自由之神：Stallman     -|fluomole 發表于 2005-11-23 19:45:00

2000-06-05· 方興東·CPCW     在斯托爾曼的理論下，使用者彼此拷貝軟體不但不是“盜版”，而是展現了人類天性的互助美德。對斯托爾曼來說，自由是根本，使用者可自由共享軟體成果，随便拷貝和修改代碼。他說:“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說:‘隻要你保證不拷貝給其他人用的話，我就把這些寶貝拷貝給你。’其實，這樣的人才是魔鬼；而誘人當魔鬼的，則是賣高價軟體的人。”可以斷定，進入世紀末，軟體業發生的最大變革就是自由軟體的全面複興。在自由軟體的浪潮下，軟體業的商業模式将脫胎換骨，從賣程式代碼為中心，轉化為以服務為中心。     五短身材，不修邊幅，過肩長發，連鬓胡子，時髦的半袖沙灘上裝，一副披頭士的打扮。看起來象現代都市裡的野人。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頂圓形寬邊帽子，有如繪畫作品中環繞聖像頭上的光環。一眨眼的功夫，他又變成聖經中的耶稣基督的樣子，散發着先知般的威嚴和力量。野人與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軟體的精神領袖理查德？斯托爾曼的雙重屬性：他既是當今專有（私有）商業軟體領域野蠻的颠覆者，又是無數程式員和使用者心目中神聖的自由之神。     在他的理論下，使用者彼此拷貝軟體不但不是“盜版”，而是展現了人類天性的互助美德。對斯托爾曼來說，自Ｋ?“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說:‘隻要你保證不拷貝給其他人用的話，我就把這些寶貝拷貝給你。’其實，這樣的人才是魔鬼；而誘人當魔鬼的，則是賣高價軟體的人。”可以斷定，進入世紀末，軟體業發生的最大變革就是自由軟體的全面複興。在自由軟體的浪潮下，軟體業的商業模式将脫胎換骨，從賣程式代碼為中心，轉化為以服務為中心。     有人說，斯托爾曼應該算是世界上最偉大，軟體寫得最多的程式設計師。但是，斯托爾曼真正的力量，還是他的思想。     自由軟體是計算機業的傳統     自由軟體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計算機業與身俱來的傳統。縱覽計算機發展史，從1946年到60年代，從IBM藍色巨人到ARPANET，從內建電路到PC機，從網際網路到電信自由經營，每一個時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說自由拷貝和源代碼開放是整個計算機業，包括個人電腦及網際網路兩大領域的天然的軟體開發和傳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學為陣地，以年輕人為主題，自由地交流的風尚，并在軟體開發與研究方面碩果累累：如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等等。     當70年代，AT&T被迫退出計算機業時，Ken Thompson和Dennis Ritche從貝爾實驗室将Unix的源代碼拿出來，結果吸引了成千上萬名程式員，為其改進、修正、添加，誕生了多年來高端系統最核心的作業系統--Unix的繁榮。     70年代中期，個人電腦革命還在醞釀之中，當時的軟體是鼓勵自由拷貝的（那時還沒有發明盜版的名目），正是這種自由拷貝、資訊共享的精神上點燃了個人電腦革命，促成了軟體業的發展。甚至連蓋茨起家的Basic也是依靠這種自由軟體才流行起來，才為事實标準。其實，後來的許多軟體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在網際網路發展初期，程式員也是将源代碼自由共享。當時基于UUCP的UUCPNet和基于TCP/P的ARPANet（網際網路前身），都有Usenet社群，其目的就是共享源代碼交流經驗。進入90年代，奠定網際網路爆炸的一些關鍵技術，如伯納斯-李發明的WWW技術，浏覽器以及Apache、BIND等等全部都不是誕生在專有軟體世界裡。可以說，是自由軟體的精神和創新奠定了整個計算機業的核心。忽視自由軟體的傳統和作用是不科學的。     70年代末，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緻電腦業餘愛好者的一封公開信》為标志，以世界知識産權組織《伯爾尼公約》為架構，軟體步入了Copyright的時代。随着現代商業軟體的發展，對利潤的瘋狂追逐不但割裂了傳統，極大地偏離了計算機的基本精神。而且還在不斷變本加厲。是以，自由軟體的複興首先是對現有版權體系的強力反叛 。     軟體源代碼是交流技術、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正象傳統的科學是通過論文、著作進行交流一樣。企業為了保護軟體的知識産權而将源碼秘而不宣，已經背離了知識産權保護創新的基本精神。     斯托爾曼在《為什麼軟體不應有‘所有者’？》一文中指出，軟體的編寫者将軟體“據為己有”看上去天經地義。但必須看到，一個軟體并不是單純的工具，一旦軟體的編寫者将其傳播出去，就不簡單地是在提供“工具”，而是在傳播“思想”。在這一點上，現有的版權體系采用了所謂保護“表達（Expression）”，不保護“思想（Idea）”的兩分法，為軟體保護問題設定了無法解釋的障礙，造成了軟體的精神分裂。     同時，自由和共享也是計算機發展的内在精神和永恒的追求目标。有人指出：在網際網路被标榜為“資源共享”、“資源優化”的利器的時代，卻不能對軟體産品真正實作“共享”和“優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黑客傳統     Steven Levy的名著《黑客：電腦時代的英雄》論述了個人計算機興起的曆史。該書最後一章講述了理查德？斯托爾曼的故事。題目就是：“最後一個真正黑客”。這是對他最恰當的評價。連他的反對者也說：“如果不存在斯托爾曼，人類也應該把他創造出來。”     1971年，年輕、聰明絕頂的程式員斯托爾曼進入MIT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成為軟體共享社群的重要成員。其實這個社群已存在多年。當然，軟體共享也隻不過局限于這個特定的社群中。它與計算機的曆史一樣悠久。就象配料共享與烹饪一樣古老。計算機業的傳統就是：一切為人人所共享。私有讓人嘲笑，專用受人鄙視。     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使用一個ITS（不相容分時系統）分時作業系統。黑客們（不是大衆媒體所談的安全破壞分子，而是指酷愛程式設計的人）是用彙編語言為Digital的PDP-10設計和編寫的。PDP-10是當時最著名的計算機之一。作為社群成員和實驗室的系統黑客，斯托爾曼的工作就是改進系統。     當時沒有人稱它為自由軟體，因為這個詞還不存在。但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無論是某個公司成員或另一所大學想獲得它，大家都會非常高興地把源程式給他。如果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種你沒見過且有意思的程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式，這樣你就可以讀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式。進入80年代，這種自由發生急劇變化，DEC的PDP-10系列發生中斷了。它的自由體系架構，在60年代顯得強勁、先進。但到80年代就捉襟見肘，沒有足夠多的位址空間。這意味着幾乎所有的為ITS編寫的程式都廢棄了。黑客 社群也崩潰了。     然而，到80年代後，計算機的商業化和軟體專有化席卷整個産業，黑客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一個又一個有才能的MIT程式設計員離開了校園，投入了市場的懷抱。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群中的許多黑客，大大傷了MIT人工智能實驗室的元氣。斯托爾曼感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斯托爾曼說:“那時，人工智能實驗室已沒法再支援下去，我是最後一個還想讓它活起來的呆瓜。但後來我也沒辦法了，因為一個人根本發揮不了作用。”開始，他覺得這樣與現實抗争沒有什麼意義。但他終于看出，他真正的敵人不是Symbolics，而是整個不開放源代碼的商業軟體業。     1981年，當人工智能實驗室購買了新的PDP-10時，上司決定用Digital專有的分時系統來代替ITS。當時的計算機，無論是VAX或68020都有他們自己的作業系統。但沒有一個是自由軟體：你要獲得一份可執行的拷貝必須簽署一份不準向外公開的協定。     這就意味着使用計算機就得承諾：不能幫助你的鄰居和朋友。這是軟軟體業邁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個互相協作、彼此交流的社群就這樣被禁止了。由專有軟體所有者所制訂的規則：“如果你與你的鄰居共享，你就是盜版者。如果你想作點改動，那你得乞求我們來做。”     究竟誰違背了道德     實際上，恰恰是專有軟體的理念--不允許共享或改動軟體--是反社會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長期以來，軟體出版商使人們相信：軟體天生就該如此。這種片面的認識禁锢了人們的思維。當他們在談論如何加強版權或打擊盜版時，他們也認定這是天經地義，人們也會毫無異議地接受。     他們的第一個假設就是：軟體公司對自己的軟體擁有毫無疑問的天然權力，因而可以将權利施加到所有使用者身上。（因為如果是天然權力，那不管對公衆會造成多大的損害，我們也不能加以反對。）但有意思的是，美國憲法和美國法律慣例否定了這種看法，版權不是一項天然權力，隻是一項人為由政府施加的獨占，他限制了使用者拷貝的天然權力。     另一個潛在的假設是，軟體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許你可以做什麼。而我們的計算機使用者不必考慮我們處在的社會狀況，被動接受就行。第三個假設就是如果我們不允許軟體公司給使用者施權重力，我們就沒有可用的軟體。這個假設看起來似是而非。實際上當自由軟體興起後，我們無須戴上鎖鍊就能獲得大量優秀軟體。     如果我們拒絕接受上述假設，并從“使用者第一”的基本道德常識上來考慮問題，那麼我們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計算機使用者應該有自由根據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式；使用者有自由共享軟體，因為幫助别人是社會的基礎。而軟體廠商不可以對使用者施加壓力，剝奪使用者的各種自由。     斯托爾曼經曆過沉痛的遭遇。70年代，雷射列印機大得像吉普車一樣，是以Xerox（施樂）送了一台圖象雷射列印機給人工智能實驗室時，人們發現唯有人工智能實驗室的九樓機房裡，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樓裡所有人隻要在各自的電腦上打些指令，叫列印機幫你服務。     它的列印速度令人滿意，隻是有時紙印光了或夾了紙，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來。有時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東西，而有些人隻要印一兩張時，不得不爬上九樓，把印表機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兩張。于是一天就這樣爬上爬下，沒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機送來時，Xerox把驅動程式的源代碼也随機附上，實驗室的人就把控制列印機驅動程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煩和汗水。斯托爾曼回憶地說:“你的列印工作做完後，它還會通知你；如果夾了紙或你想問些什麼列印上的事情，它也會讓你知道。”     1978年，一切都變了。Xerox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列印機機給人工智能實驗室，但不願再附上源代碼。斯托爾曼說:“是以我們沒辦法修改驅動程式，于是整個大樓的列印效率又回到從前，卡了紙或把紙印光了，你在下面也無法知道。”     他和人工智能實驗室為給列印機添加功能以便機器更好工作，希望獲得列印機控制程式的源代碼，結果被嚴正拒絕。“是以，我再無法說服自己不公開協定是純潔清白的。當他們拒絕與我們共享時，我十分氣憤。我不能更更弦改轍，對别人做出同樣的事。 ”     赤裸裸的道德抉擇     “随着社群的終結，我面臨着一個道德上的抉擇。最簡單的就是投身于專有軟體世界之中，簽署不公開協定，并承諾不幫助同行、同僚。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編寫軟體，并在不公開協定的前提下釋出軟體，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則。顯然，走這條路，可以掙大錢，而且使編寫代碼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錢上的快樂。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職業生涯終結時，我再回首這些年為分離人類而砌造的‘牆壁’。我會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糟糕。”     另一個選擇，很直截了當，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從此離開計算機領域。“這樣我的技能不會被濫用，但也将被浪費，我不會因為分化和限制計算機使用者而感到有罪，但這些事情會繼續發生。”“是以，我開始尋找一條出路，使程式員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問自己，我能寫什麼軟體，我能否讓社群重煥生機。”     答案很明白：首先需要的是一個作業系統，這是開始使用計算機的關鍵軟體。有了作業系統，就能做許多事，沒有作業系統，計算機都無法運作。有了自由作業系統，我們就能再次組建一個互相合作的黑客社群。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軟體都不必剝奪他/她與朋友家人的共享權利。     作為一名作業系統的開發人員，斯托爾曼無疑最勝任。“雖然我沒有認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識到自己就是命定做這項工作的。”斯托爾曼選擇做一個與Unix相容的作業系統。這樣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使用者可以友善地轉移過來。GNU這個名字确定就是遵循黑客傳統，是一個遞歸的縮略詞：“GNU'S NOT Unix。”     一個作業系統并不僅僅意味着一個核心，而且僅能運作其他程式也是不夠的。一個完整的作業系統，要有指令處理器、彙程式設計式、編譯器、解釋程式、調試器、文本編輯器、郵件軟體等等一個完整的系統。     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是一個被廣泛誤解的詞，這個“free”完全與價格無關，它指“言論自由(free Speech)”與“免費啤酒(free Beer)”的差別。其主要内涵就是使用者可以自由運作軟體，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自由修改軟體，使用者也可以自己銷售軟體，不管是收費的還是免費的。自由軟體與出售軟體拷貝并不沖突。     開發一個完整的系統是項龐大的工程。斯托爾曼決定盡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軟體，比如一開始他将Tex作為主要的文本格式辨別符，幾年後他又用X Windows系統作為GUN的圖口系統。     思想比代碼更閃光，但沒有代碼，思想是沒有軀體的。      一個人的戰争     1984年1月，斯托爾曼辭去了MIT的工作，他擔心MIT會要求産品的所有權，會給産品強加入自己的銷售條件，最終又會成為專有軟體。一開始，GNU計劃隻有他一個人。他發現自己原來在人工智能實驗室的辦公室，還沒有分給其他人用時，他就每天晚上溜進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實驗室裡的電腦。     當時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并不幹涉。因為Winston始終不把斯托爾曼的辭職當真，隻要斯托爾曼能創造些好東西給大家用，實在沒有必要把這位共事13年的老同僚打發走路。是以他爽快地邀請斯托爾曼可以繼續使用實驗室的裝置。從此，斯托爾曼就成了特殊的一員。     工程啟動後，斯托爾曼聽到有一個自由大學編譯器套件（VUCK）。他去信詢問能否用入GNU。答複是嘲弄式的，說對大學是自由的，但軟體本身不行。于是，決定他為GUN編寫的第一個軟體就是一個多語言、多平台的編譯器。他想利用Pastel編譯器的源代碼，但最終放棄。從頭編寫了新的編譯器，名為GCC。     1984年9月，斯托爾曼開始GUN Emacs，1985年初，它開始可以工作。這使它可以用Unix系統進行編輯。此時，人們開始想使用Emacs。是以一跟的匿名伺服器上。但那時網際網路 還未普及，人們很難通過FTP獲得拷貝。而失業的斯托爾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價格獲得程式。自由軟體的分銷商業模式就此誕生。如今，整個基于Linux的GUN系統都是如此。     為防止不肖廠商利用自由軟體，使其專有化。斯托爾曼别出心裁，創造了Copyleft的授權辦法。所有的GNU程式遵循一種“Copyleft”原則，即可以拷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隻是有一條：源代碼所有的改進和修改必須向每個使用者公開，所有使用者都可以獲得改動後的源碼。它保證了自由軟體傳播的延續性。     市場裡出政權     EMACS這樣的程式最難的是開頭。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後，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後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幾百種EMACS的副程式，可用在50多種電腦上，從微電腦到Cray的超級電腦都可用EMACS。     由于EMACS的成功，斯托爾曼設立了個新的基金會: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捐助FSF和GNU計劃的廠商，也可享有減稅的優待。單單1989年，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會也因出售GNU程式手冊和電腦錄音帶，而賺了330377美元。此外，斯托爾曼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實驗室“借”用電腦，因為許多廠家已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體裝置，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貝爾實驗室，也貢獻了不少裝置。也有一些廠商捐贈現金，并把技術人員送到FSF來向斯托爾曼學習，而且支付斯托爾曼的員工薪水。     FSF就用這些錢來養起14位基金會成員: 9位程式設計師，3位負責技術資料撰寫。雖然斯托爾曼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樣看得開，而餓着肚子為理想拼鬥。FSF的程式設計師一年也隻有2萬5千美元的薪水，這是一般廠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斯托爾曼之是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請幾位志同道合的黑客，為理想而工作。     GNU在工作站和微機市場很風光，許多工作站/UNIX和微機廠家，都把GNU納入他們作業系統，包括Convex Computer、DEC、Data General及以前的NeXT等。     GNU工程激勵了許許多多年輕的黑客，他們編寫了大量自由軟體。最後，是裡奴斯？托瓦斯編寫了系統核心，稱為Linux，把所有軟體和硬體連接配接起來。Linux核心為GNU工程畫上了完滿的句号。 　　斯托爾曼說，Linux并不能代表整個作業系統。Linux隻是核心，整個系統還包含數以百計的軟體工具和實用程式，大多是由GNU黑客們完成的。他認為，整個作業系統稱為GNU/Linux比較合适。     斯托爾曼認為，在Copyleft時代，軟體公司可以靠服務和訓練賺錢。如果你公司沒有人會用源代碼，你就得請位程式員，幫你修改由FSF得來的Copyleft程式；你不必怕你出錢所改的程式會流傳到另一家公司，因為那家公司也許會為這軟體改頭換面，幫它抓蟲，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貝的情況下，你也因而受惠。     是以程式員絕對餓不死，仍會像現在高價軟體的時代一樣，有許多“服務”的大錢可賺，隻不過不可能象蓋茨這樣積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額财富。而GNU的軟體也能使寫程式的人更具生産力，因為他不必凡事都從零做起，可根據已有的軟體來改進。是以斯托爾曼希望，有一天軟體業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權法，迫使客戶花費巨額資金購買軟體，而是依仗提供服務(如技術支援、訓練)來擷取應得的報酬，這種報酬可能會比一般人高，但是絕對不可能為一個小公司培養出幾百個百萬富翁。簡而言之，未來軟體業的基本準則就是“資源免費，服務收費”。     近幾年，随着Linux的迅速崛起，再也沒有人對自由軟體的全新商業模式表示懷疑。在 斯托爾曼思想的指導下，自由軟體已經成功地步入市場主流，占據了市場實地。畢竟，在商業橫流的今天，思想在貶值。自由軟體也隻有在奪取市場政權後，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實力地位，促使整個軟體業模式發生巨變。     孤獨是思想家的歸宿 　　目前發展的勢頭表明，完全站在使用者一邊的自由軟體不可抵擋。它面臨的唯一敵人還是自由軟體領域内部的分裂和争鬥。除了市場原有壟斷者外，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斯托爾曼總是風塵仆仆，行囊相随，四處布道。他帶着一台筆記本電腦，但這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屬于自由軟體基金（FSF）。其實，斯托爾曼 從來就沒有擁有過一台自己的計算機。也從來隻用自由軟體（當然他從來沒有用過Windows）。而且，他也沒有自己的汽車、電視和房産。這位46歲的單身漢節儉地居住在一間租來的房子裡。已有15年了，沒有領取過一個月的正式工資。因為他的工作就是使軟體獲得自由。在商欲橫流的今天，人們更願意追逐财富，而不是貧寒的斯托爾曼 的高尚思想。是以不足為怪，連自由軟體團體内的許多人也開始離他而去。     随着自由軟體迅速崛起，影響力大增。斯托爾曼毫不妥協的個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軟體内部也越來越成為争議人物。随着Apache Web伺服器和GNU/Linux作業系統的日漸流行，新一代黑客們受到鼓舞，紛紛投入商業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軟體，他們是一類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應自由軟體的精神，一方面又積極擁抱商業世界。他們鼓吹自己能夠建立比專有軟體更穩定更靈活更少“臭蟲”的軟體産品，同時又積極捕捉每一商機。     于是，“持不同政見者”将自由軟體的标簽改成了“開源軟體”。看起來好象兩者相容，但斯托爾曼認為，兩者最大的差別就是後者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對商人來說，自由（free）與免費（free）是同一個詞。與斯托爾曼布道“自由精神”不同，他們更願意談論實際問題。為了避免紛湧而來的投資者被斯托爾曼“吓跑”，他們還得聯起手來，将斯托爾曼屏蔽起來。     斯托爾曼不喜歡實用主義的辯詞，他宣稱即使一個自由軟體不是他最佳的解決方案，他也願意作為首選。對斯托爾曼來說，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計算機使用者都應該享有互相協作、共享，以及拷貝和交換源代碼的自由。     他的态度使一些“開放源代碼”社群派系的人感到不安。實際上，他們标出“開放源代碼”新旗号的目的就是要與激進分子斯托爾曼劃清界線。不可否認，正是斯托爾曼上司了自由軟體運動，正是他自己開發的千萬行程式代碼使如今的“Linux”成為一個整體，并走向成功。但對于新一代的人，斯托爾曼是一種困窘，是一種障礙，更是一個搗亂分子。必須将他不惜代價地推入密室，以免吓跑投資者。     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争     毫無疑問，無論是自由軟體運動還是開放源代碼，都來源他15年前開始的努力，這肯定是計算機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傳奇故事。對于目前的成功，斯托爾曼感到非常高興，但也有更多的焦慮。因為他感到自己明顯被排斥在外。“有人極力想改變曆史，否定我在這場運動中的地位”對于人們用Linux來指代整個作業系統，斯托爾曼十分痛心，他說正确的用詞應是“GUN/Linux”。 斯托爾曼承認托瓦斯的貢獻很關鍵，是他完成了GUN/ Linux的核心。但是斯托爾曼估算，核心隻占整個系統的3%，相比之下，GUN項目貢獻了30%的代碼，其餘67%的代碼來源于其他方面。但令他欣慰的是，GNU的一些原則仍在起作用。他認為這種原則不僅使軟體開發更顯活力，更能生産出優質軟體，還認識到這本身是一種行為準則。     批評者認為，斯托爾曼極力維護GNU的遺産，是沉湎于這場運動的枝枝末末，對整個自由軟體都是有害的。對大多數開放源代碼倡導者來說，颠覆微軟才是主要的鬥争方向。     “我關心的是精神，是GUN項目内在的哲學。這種哲學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軟體不僅僅是為了友善，也不僅僅是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協作的自由。我不關心某個人或公司。是以我認為單純與微軟作戰偏離了這個運動的方向。”     斯托爾曼的擁戴者還有，但是斯托爾曼的大多數主張還是被人們忽略了。如今隻有“Linux”充斥着媒體的标題，而背後的思想開始逐漸隐去。     斯托爾曼被邀請參加在矽谷灣區舉辦的“開放源代碼開發者日”。這個1998年8月21日開幕的活動是程式員和自由軟體熱心家的大集會，由計算機圖書出版公司O'Reilly聯合公司組織的。而在4月份組織的“自由軟體高峰會議”上，斯托爾曼沒有被邀請。結果招緻了廣泛的批評，使得組織者再也不敢“忽視”他了。但是組織者告誡他，要他以“維護大局”為重，讓他在有分歧的地方免開尊口。     不足為奇，斯托爾曼讓許多自由軟體的同行們十分棘手。他這個人不可控制，不可預知也不可能被改變。是這些非同尋常的素質促成了自由軟體的興起。但是随着自由軟體前景大開，江山指日可待，這些個性開始被視為障礙。斯托爾曼的狂熱和信仰保證了自由軟體的成長，但如今人們認為他是多餘的。在他們眼裡，現在剔除了斯托爾曼，自由軟體不但不會受阻，反而會更順暢。     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斯托爾曼的思想成為自由軟體運作的力量源泉。GNU－Linux系統的确比Windows系統問題少，Apache也是Web伺服器的更好選擇。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側面，隻有把實用和理想結合起來，自由軟體運動才令人信服，才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獻身精神。無論如何，斯托爾曼仍然是有名氣的，仍然受到尊重，仍然被認為是自由軟體運動的核心人物。斯托爾曼在計算機領域的重要地位不容動搖。為了使自由軟體商業化而犧牲斯托爾曼，那就可能會失去這場重大革命的靈魂和方向。     後記     斯托爾曼依舊沒錢、沒勢，連原先的許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這場運動給他帶來的唯一收獲可能就是：無論斯托爾曼走到哪裡，都會有人樂意借給他計算機，使他能及時檢視電子郵件。他還是那樣不修邊幅，無所顧忌。但是與當年執着相比，他的精神狀态開始呈現一種新的焦慮和紊亂，而這一切正是他創造的自由軟體的成功施加給他的，而且可以肯定，斯托爾曼必将越來越被自由軟體成功的浪潮所淹沒。     未來難以預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斯托爾曼自己引燃的這場革命已經完全超越了他的駕馭範圍。這也是許多思想家共同的命運。     其實，人類導演的故事總是一模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