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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讀
一、流行病的文學印記
新冠肺炎的全球爆發喚起了人們對曆史上類似疫情的記憶，并導緻人們重新閱讀反映疫情的文獻。自14世紀以來，瘟疫在西方一直流行，并以各種方式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例如，在英國文學中，我們看到傑弗裡·喬叟（Geoffrey Chaucer）在《寬恕者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Forgiver，坎特伯雷故事書）和托馬斯·納什（Thomas Nashe）的《夏日的最後一句話》（The Last Word of Summer）中提到了1348年席卷倫敦的瘟疫，他在書中描述了一個死于1592年瘟疫的角色，唱着衆所周知的民謠"霍亂期間的祈禱"。1603年肆虐倫敦的瘟疫造成3萬人死亡，其中包括莎士比亞的兒子。疫情迫使劇院關閉，托馬斯·戴克不得不放棄劇院，轉而購買小冊子。本·瓊森（Ben Jonson）的《煉金術士》（Alchemist）也将場景設定在1816年，當時霍亂猖獗。
襲擊英國的最嚴重的瘟疫是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在他的《瘟疫年日記》（1722年）中記錄了這一事件。叙述者亨利是一個倫敦人，他在小說中作為證人講述了可怕的一年的故事。亨利聲稱，英國和歐洲大陸之間頻繁的貿易是瘟疫的原因，瘟疫通過貿易傳播到英國。盡管衛生機構采取了嚴格的措施，但疫情繼續在城市中像野火一樣蔓延。
在西方文學中，作者對瘟疫的解釋可以分為兩種。首先，瘟疫被視為一種懲罰，而上帝正在用瘟疫懲罰罪人。這種解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荷馬史詩和戲劇，俄狄浦斯王中的瘟疫是上帝懲罰的典型案例。俄狄浦斯在不知不覺中殺死了他的父親和母親，反對天倫，是以瘟疫在他的國家肆虐。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The Metaphor of Disease）中所說，人們過去常常用隐喻來解釋疾病，因為人們不了解疾病的本質，這導緻了人們對疾病動機的許多思考。在後來的基督教著作中，這種解釋更為普遍：瘟疫被廣泛用于加強道德，譴責邪惡，促進善行。在基督教時期，瘟疫被賦予了道德，政治和宗教意義。
對瘟疫的另一種文學解釋是将其視為對全人類的警告。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鄧恩（John Dunne）的《無人是島》（Nobody Is a Island）就是這種诠釋的經典例子。這部作品雖然不是詩歌，而是一篇講道的摘錄，但它展現了鄧恩所代表的"形而上學詩歌"的大部分特征。海明威用著名的短語"誰的喪鐘敲響了"作為小說的标題。如果把它讀作一首詩，其核心内容是"人是大陸，個體是孤島"。他以這種奇怪的方式認為，沒有人能像島嶼一樣獨立存在，所有的生命都是緊密相連的，它是作為一個大陸的整體。
重點是團結：當我們受到可怕疾病的威脅時，我們用更大的集體來加強自己，人性将我們團結在一起。也就是說，因為我們是一個整體，一個人的死亡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整體的一部分的死亡。"任何人的死亡都會削弱我，因為我與整個人類密切相關，"鄧恩說。"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首詩表明，當我們呼吸時，我們是同一個命運的整體。在疫情爆發期間，當死亡成為日常現象時，鄧恩對人類團結的強調顯然是對那些失去親人的人的安慰。是以鄧恩說，"不要問喪鐘是誰的，它為你敲響了。"或者更确切地說，這是為了我們所有人。
鄧恩對瘟疫的解釋可以說是"團結感"或"集體意識"的表現，這兩者在我們今天關于新冠肺炎爆發的詩歌中都很普遍。他們關注以下幾個方面：1）共同面對新冠肺炎的威脅;2）保持社交距離，保持封鎖措施;3）傳達善意，呼籲無私奉獻。這些詩人中有著名詩人和職業詩人，但更多的是普通人。他們來自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洲和其他英語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馬來西亞，奈及利亞等。他們通常可能不寫詩，但疫情的災難抓住了他們的想象力，讓他們有感覺和感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普通的流行詩人可能更能代表海外大衆的感受。
二是病毒引發"慰問潮"
首先，許多詩歌将新冠肺炎的爆發視為緻命病毒的"入侵"，而将抗擊疫情視為與這種隐形殺手的"戰争"。英國詩人約翰·P·裡德（John P. Read）在他的詩歌《保持安全》（Keep Safe）中警告不要握手，因為這個簡單的行為會傳播緻命的病毒。"這隻是一個簡單的手觸摸/我們被污染和傷害了。在他看來，"我們的世界處于戰争狀态/盡管敵人是看不見的"。他呼籲人們洗手和衛生，因為"衛生是我們唯一的保護"。這裡使用的戰争比喻旨在說明這一流行病的嚴重性和防治這一流行病的規模。它呼籲團結以赢得戰争。
詩人伊麗莎白·米切爾（Elizabeth Mitchell）的詩歌《啟示錄》（Apocalypse）将對抗新冠病毒的鬥争比作聖經中描述的"最後的戰鬥"。在詩中，一位醫生正準備與這種可怕的疾病作鬥争，她從後面綁上了黃色的醫用大衣，并将她所有的長發都綁在護士的帽子上。她就像一個即将與惡魔作戰的士兵，戴上護目鏡來保護自己的嘴巴，鼻子和眼睛，然後去了醫院。這場生死之戰不是與魔鬼撒旦的對決，而是更緻命的對手：細菌。它很小，潛伏在搖桿或水槽上，"等待機會入侵我們毫無戒心的手，嘴和眼睛"。
印度教師詩人安妮·A·S.（Anne A. S.）說，中國人的教育。M V.（安妮V.M.）将新冠病毒比作新殖民主義，因為英語中的新冠病毒是新冠病毒和新殖民者的和諧。在給新殖民者的一首詩中，她說，新冠病毒是一種吸血鬼，它"限制我們的行動，奪走我們的工作，傷害我們的喉嚨，把我們中的一些人化為灰燼"。對于曾經被殖民的印度來說，殖民者的殘酷可能仍然記憶猶新。另一位印度教師詩人J·吉娜（J. Gina）說，中國人對新教師的詩歌"非常滿意"。M. Jerlin Jeena甚至将新冠狀動脈肺炎的到來比作外星人入侵。在《恒星日冕》中，她說這種病毒正在"入侵我們的國家"，其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是"無階級的、宗教的、貧窮的或富有的"。人們不能去教堂，他們不能上學，他們不能上學，他們不能朝九晚五，他們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們不能旅行，他們不能飛行，等等。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來自自然界，但其起源和宿主尚不清楚，其傳播和變異機制仍然難以捉摸。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說，面對這些未知，人們的想象力被激活和釋放。是神的忿怒嗎？這是對人類的懲罰嗎？許多關于新冠肺炎主題的詩歌都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僅從這些詩歌的标題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它們對新冠肺炎的"隐喻"诠釋。疫情的爆發是"王冠的忿怒"還是上帝的"特洛伊木馬"？它是"也是邪惡和神聖的"，我不知道它是"複仇還是複仇"，是"禮物還是詛咒"。更多的詩人認為這是"大自然的複仇"，因為人類的行為已經讓"地球母親夠了"，人類"應該聽從大自然的召喚"。有些人甚至寫信給新冠病毒，告訴它"不受歡迎"。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尚不清楚，但可以說它肯定是一個"平等主義者"，它的攻擊不分種族，階級，性别和年齡，它不分青紅皂白地針對所有人。或者更确切地說，我們人類面臨着共同的威脅，我們應該一起面對它，因為隻要最後一個病人還沒有被治愈，新的冠狀動脈肺炎就不會消失。這是一場人類對抗共同敵人的戰争，這是新冠肺炎的爆發，在詩人心中喚起了"統一意識"和"集體意識"。
美國詩人瑪莎·沃倫·米特曼（Marsha Warren Mittman）在她的詩歌《幾乎啟示錄》（The Near Apocalypse）中說，雖然肺炎的新冠冕帶來了災難，但它也給世界帶來了積極的變化。它釋放出"同情的浪潮"，在人們的心中釋放出一種新的合作、幫助和愛的精神。"人們把翅膀放在上面，"她說。"在這首詩中，新冠肺炎的爆發與其說是一場災難，不如說是一個喚醒"我們每個人内在善良"的号角。它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甚至"幾乎是世界末日"。詩人認為，疫情不是"分裂我們"或"毀滅地球"，而是讓我們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第三，集體意識驅散了現實的黑暗
也許新冠肺炎疫情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最顯著變化是"社交距離"。澳洲詩人格倫·菲利普斯（Glen Phillips）通過在男人上廁所時站在一排尴尬中來說明社交距離的重要性。在他的詩作《社會距離》中，他表達了對過去詩人的羨慕，他們從山上撤退，渴望回到大自然的天堂，以實作獨處的理想。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人們被要求不要聚會，不要四處走動，不要去餐館，不要去酒吧，當流行病突然結束社交時，他們開始意識到社會和集體對他們有多重要。
傑西卡·薩爾菲亞（Jessica Salfia）的詩《隔離期間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第一行》（The First Line of Emails）彙集了她收到的幾封電子郵件，這些電子郵件表明"很多人都在苦苦掙紮"。雖然标題暗示這首詩是一首"縫合的詩"——由不同電子郵件的第一句話縫合在一起——但它實際上是圍繞着疫情中的人們及其生活條件精心編織而成的。疫情中的生活特征包括遠端教育、食物短缺和幽閉恐懼症。從最後一點可以看出，"遠端"會導緻"幽閉恐懼症"。雖然隐私和隔離曾經很重要，但在疫情期間，隔離和無法外出更加難以忍受。人們一方面要适應這種"新常态"，渴望再次聚在一起的時刻即将到來。
美國詩人查爾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的《新冠肺炎》（Covidity）也描繪了種族隔離給個人帶來的孤獨和痛苦。這首詩的叙述者戴着一個大面具，并保持社交距離。他"感覺像個孤獨的人"。人們稱他為"靈魂的痛苦"的社交距離是"太重的負擔"。标題"新皇冠州"在英語中不存在，它是作者創造的新詞。對他來說，孤立是新冠肺炎疫情中生存最痛苦的特征。在孤獨和無助的狀态下，叙述者試圖稱呼"你"——"你"似乎是他在這場可怕危機中最後的依靠和希望，但"你"卻遙不可及，因為手機沒有連接配接。"獨行俠"這個比喻将叙述者描繪成一個被壞人追捕的逃犯。他到處躲着，"在床底下，在大廳裡"。這種對被發現和殺害的恐懼反映在詩中："新冠病毒遲早會找到我"——這給叙述者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幾乎讓他崩潰。如果有人在身邊提供支援，孤獨的叙述者可能會更有力量和勇氣抵抗恐懼。
雖然獨處很重要，但陪伴是一種本能的需求，在疫情爆發期間被放大并得到深刻感受。尤其是生與死分離的時候，陪伴就更不可或缺了，因為死亡是一種更痛苦的孤立。詩人克雷格·斯賓塞（Craig Spencer）在他的詩《死亡時間：7：19 p.m.（死亡時間：7：19 p.m.）中，記錄了一個病人在沒有親戚或朋友的情況下孤獨死亡的過程。周圍隻有醫生和護士，他們還在忙着搶救其他病人，陪伴是一種遙遠的奢侈。
但在詩歌中，醫生和護士天生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在這個時候被喚醒了。當"打點滴停止，呼吸機關閉"時，醫生和護士自發地站在垂死的病人周圍。一位護士忍不住抽泣着，有人開始禱告。雖然"這不是我們的工作，"詩人說，我們仍然在"觀察和等待"。他們代表病人的家人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并在他去世前給他一點最後的尊嚴。這也讓我們想起了約翰·鄧恩（John Dunn）的名言，即一個人的死亡會"削弱"我們所有人，喪鐘不僅為垂死之人敲響，而且為我們所有人敲響。
值得銘記的自我犧牲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集體主義被認為是東方社會的特征，個人主義被認為是西方社會的特征。是以，西方關于"集體主義"的哲學辯論經常将集體與個人進行對比，進而賦予一層負面意義。
然而，西方未能應對新冠肺炎，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個人主義"，宣揚自我犧牲的"集體主義"精神。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的《封鎖》（Lockdown）講述了1665年大瘟疫期間英格蘭中部伊姆村的故事。可怕的瘟疫通過裁縫從倫敦購買的布料傳播到村莊，引起了村民的恐慌。有些人試圖逃跑，但被村裡的牧師阻止了。"我們不應該傳播病毒，我們應該傳播善良，"牧師說。在神父的上司下，整個村莊開始自我隔離，被稱為"封鎖"。封鎖擾亂了村内的行動，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系。正是由于他們的自我隔離，他們成功地将瘟疫留在了村子裡，并阻止了它蔓延到英國其他地區，但Im村的300多名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個故事現在已成為《英國流行病史》中的一個傳奇，被視為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的典範。故事中的一對夫婦因為孤獨而無法見面，直到女孩走到生命的盡頭。這對夫婦的感人故事突出了村民所經曆的巨大痛苦和瘟疫的悲慘境遇。但它也凸顯了個人為了集體而自我犧牲的偉大行為。
阿米蒂奇寫這首詩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這首詩本身也不僅僅是一個轶事。2020年，"封鎖"一詞将被許多國家指定為"年度詞彙"，選擇它作為标題表明這首詩與曆史無關，而是與目前的流行病有關。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确實對生命産生了巨大影響，但要戰勝疫情，需要我們所有人齊心協力，共同努力。當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禁運，強調個人權利時，人們是否也應該回顧曆史，吸取一些教訓？我們能不能為了集體做出一點個人犧牲？雖然這不是詩歌的直接陳述，但這一層含義是顯而易見的。
是以，"集體思考"是全局思維，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真正需求。"集體意識"是一種更深刻的智慧，意味着将他人視為我們的一部分，視為朋友，而不是威脅。"集體思維"，如果我可以稱之為，是一種促進世界統一與和諧的思想，展現在17世紀約翰·鄧恩的詩歌和21世紀的西蒙·阿米蒂奇和查爾斯·伯恩斯坦等詩人的詩歌中。這種"集體思維"不同于西方地緣政治和議會政治中盛行的"對抗性思維"。後者隻會放大差異，分裂世界，造成兩極對抗。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不僅需要"集體思考"，不僅在面對像新冠肺炎這樣的大規模災難時，我們總是需要它。
（作者：張健，北京外華文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