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祖權 時代的稻草人 2022-05-22
生于東京的堀田江理（Eri Hotta），先後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接受教育，并先後執教于牛津、東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領域為國際關系。
堀田江理整理和剖析了二戰中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前八個月的曆史細節，整個計劃的決策過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臨的兩難處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國後，耗盡人力和有限的資源，經濟也每況愈下，日本的統治階層在是否繼續擴張主義的問題上嚴重分裂，甚至在軍隊高層中也不乏質疑者，軍方強硬派内部亦有人認為如果美國開戰，日本将必輸無疑。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軍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難之中等等這些問題。
通過深度剖析許多迄今未公開過的日文第一手資料，堀田江理在他的《日本大敗局》一書描述了那些将國家引向災難的存疑者、謀劃者和所謂的愛國者的動機及作為，展示了當一個強大國家的政治體系失靈時可能帶來的全球性危險，展現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沒的，當每個人都是明白人，可誰也不敢說不，都指望别人出頭，自己附和，最終釀成集體災難的過程。
下面這篇文章，原載江西師範大學《讀寫月報》雜志2020年第1期，作者蔣祖權。文章現經略編，轉載如下。
緻 命 的 敗 局 蔣祖權 文 |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
戰術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戰略上卻是自殺。在深陷中國戰區同時，又樹敵于美國，決策如此無理性，難道他們都是瘋子嗎？
1941年10月16日，近衛文麿首相宣布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任命他為首相，這讓東條大感意外。
在近衛内閣中，陸相東條英機令人頭痛，他力主對美強硬。在決策圈中，人人都知道東條在瞎扯，就算和美國打，靠的也是海軍，與陸軍無關，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據估算，當時美國石油産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9倍，鋁7倍，美國平均工業産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開戰，日本年均損失戰艦140萬噸，遠超補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隻都将消失。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做事猶豫，總想讨好各方。可陸軍和海軍為了搶資源，都在拼命折磨近衛，東條英機的絕招是：頻頻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軍國主義氛圍下，“反美”等于“愛國”，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這比邏輯更有号召力。中層軍官多支援東條，他們出身寒微，在升職的天花闆前，他們覺得主和派應該統統下台，好讓他們放手大幹一場。
當時，日本的決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憤青誤會，無人敢言反戰。在東條英機咄咄進逼下，近衛文麿隻好拖延，可東條拿出了絕招：設定解決問題的最後時間點。在倒計時聲中，近衛文麿幹脆撂挑子，辭職了。
讓東條英機上台，其實也含有惡意：讓他也來嘗嘗近衛文麿的滋味，看他還真敢和美國人開戰？
日本第40任首相東條英機
把東條英機推上前台之後，東條也開始犯難了。
麻煩源于“七七事變”。日本陸軍以為幾個月就能取得對華戰争的勝利，沒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資資源、人力資源匮乏，連皇宮的鐵欄都被拆掉，送進煉鋼爐。
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是主動出擊，陸軍産生了激進想法：進攻東南亞。東南亞有橡膠和錫，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提供石油，同時切斷中國物資供給線，逼蔣介石投降。
可那裡是列強的殖民地，美國不可能坐視。果然，日軍剛邁開腳步，美國便下令石油禁運，日本陷入恐慌，儲備用油隻夠一年，隻能盡快向美屈服。
其實，美國也有意與日媾和。此時羅斯福已決心對德開戰，他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仗，他願意讓出實利，保留道德制高點。可東條英機更需要面子，以保證他“反美”表演不穿幫。在條約中，他設定了太多複雜措辭，對皮毛問題寸步不讓。
其實，美國提出過大幅度讓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沒看懂，在最後日子裡，日本人也提了讓步方案，可美國人也無法看懂。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瞬間，美日仍有達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沒設定倒計時，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羅斯福甚至對他們說，“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餘地”，但負責最後斡旋的來栖知道，已經沒有時間了。
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一點，日本将盡收實利，可怎麼向愛國派交代呢？又要“裡子”又要“面子”，結果全部丢掉。
在沖向戰争的程序中，日本有幾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車。為什麼沒人踩刹車？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戰派，還是以遭遇過暗殺。面對戰争動議，他的一連串反問讓将軍們目瞪口呆。可明治維新以來，從沒有天皇否決過内閣意見，他最終選擇了退讓。
其次是海軍，山本五十六是堅決的反戰派，可他沒勇氣反對上級，卻主動提出“要打就先動手”，在反對錯誤決策方面，遠沒他在備戰方面下的功夫多。在決定開戰的内閣會議上，海軍竟将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預測資料壓縮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的判斷。負責人的解釋是：反正天皇會否決。
第三是東條英機，他“反美”是為了拉票，未必發自内心；可大權獨攬時，各方送來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膽的“偷襲珍珠港計劃”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嗎？那樣他将失去政治基礎，他用口号綁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綁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來栖、野村等在國際社會擁有極佳口碑，他們了解世界，是堅決的反戰派，但他們謹小慎微，甯願大船沉沒，隻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絕不主動作為。
當時日本還有自由派，堅決反戰，可他們朝中無人，民間亦應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擺設。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親）年間，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帶來空前的自由氛圍，卻遭遇戾氣劇增的局面。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各階層變動極快，可上層卻相對封閉，這讓人人都覺得自己利益被剝奪了。
内部有怨氣，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仇外成了最好的洩憤管道，在教育、媒體推波助瀾下，“愛國主義”一家獨大。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面對現實的種種不如意，日本群眾将責任推給了“賣國賊”，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衆矢之的。
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一手提拔起來的，但西園寺本人差點在政變中被殺，他後期和近衛觀點差異越來越大，甚至不再往來。
兩人都反戰，但近衛基于實力分析，認為開戰必敗，而西園寺則基于“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價值觀，反對為本國利益放棄道義準則。
事實證明，西園寺具有先見之明，在“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中，沒有一個高層人物從道義立場上提出異議，他們都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而沒有道義高度，靠貪婪很容易結成邪惡同盟。
值得檢討的是，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日本沒市場？這确有思想傳統、文化傳統的責任。通過《日本大敗局》這本書，可以體會到這樣的悲劇在近代東方絕非個案。
日本自由主義守護者西園寺公爵
後發既是優勢也是劣勢
後發者借鑒别人來減少“試錯成本”，是為“後發優勢”。可是當進入相持階段，又會出現“後發劣勢”：
一方面，未經試錯，社會就缺乏訓練，無法化解高速增長帶來的集體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後發者天然有方向感，隻需跟着強國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領先，就會出問題，因為其發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來的，是在“與别人比”中獲得的，比的對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無視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釀成災難。
民族主義綁架社會
萬物進化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人類也如此，政治與社會的分離是大勢所趨，也是邁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執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狀态，不僅限制整體進步，還會造成曆史退步。
日本之是以走向戰争，中層軍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話、激情所欺騙。而高層卻以為用制造神話、煽情能凝聚中層、把握更多的資源。
雖然生物界經常是牛搖尾巴，但在權力場中，常常是尾巴搖牛。
事發之前沒有反對聲音
雖然曆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來栖、野村能不顧一切，果斷向美國讓步，結果會不會改變呢？
事實上，不會。
因為在不良大環境中，上層普遍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潛艇，但依然在實戰中使用，表示一下異議，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證明了。
一個社會缺乏“忠誠的反對者”，隻會增加“不忠誠的贊同者”。
開局錯了就很容易一錯到底
二戰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夠機會來修複錯誤，既然受侵華戰争拖累，退兵就是，雖然沒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價了。
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内部也是能換掉東條英機的，但是由于戰争事态一步步惡化，最終總要有人為此負責。是以，日本内部各方決定保持沉默，讓東條英機繼續幹下去。戰後，東條英機等人負責上國際法庭，其他各方負責重建日本。
回顧日本當年的敗局，不難發覺，當文化和制度偏離了進步發展的軌道，社會危機會随着發展的壓力日益變大，終會發展到誰也補不了的地步。
就算東條英機這一代沒出問題，下一代也會出問題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攜手走進災難，依然會集體抛棄理性。（蔣祖權文章完）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
“盡管人類在所有其他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進展，但在管理方式上與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沒有好到哪裡去。”
縱觀人類的一部浩浩蕩蕩的發展史，可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如此經常性地犯蠢，做出與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事：
——特洛伊的統治者有種種理由懷疑木馬是希臘人的詭計，但他們還是将它拉進了城裡。
——喬治三世的曆屆内閣，都對美洲殖民地堅持威脅态度，盡管這樣做有百害而無一利。
——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侖，以及後來的希特勒，不考慮先驅們遭受的滅頂之災，仍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國。
——還有日本偷襲珍珠港等愚蠢決策的出台……就像上文所介紹的那樣，下文還将涉及。
為什麼與人類所有的活動相比，政府的表現是如此不如人意？對于這個困擾人類幾千年的問題，美國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有極為深刻的洞見。
美國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
塔奇曼女士在她的著作《愚政進行曲》中，不僅深入剖析了讓政府頻繁犯錯、甚至作惡的機理，也展示了群盲如何侵害整個社會的理智，讓一個正常人做出毀滅性的行為。
當年，日本在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是美國，後者始終拒絕認可日本對中國的步步占領，并越來越不願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進一步的冒險行動。
如何在實作自己目标的同時，又不會觸怒美國，這是從1940年到1941年一直困擾日本的問題。
1941年1月，日本竟然開始策劃對位于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實行超級大膽的毀滅性打擊。日本海軍大将山本五十六見沒法阻止該計劃，于是提出：
日本應該“從戰争一開始就猛烈攻擊并摧毀美國主要艦隊，進而沉重打擊美國海軍及其人民的士氣，使其一蹶不振”。
支援這一計劃的人認為，突襲行動将使美國沒有任何可能對日本進行幹涉，并再也不敢對日本采取進一步敵對行動。
警告的聲音始終不絕于耳。首相近衛親王此時辭職了，指揮官們争執不休，顧問們猶豫不決，天皇也悶悶不樂——他問手下，偷襲是否能像日俄戰争中偷襲亞瑟港那樣取得巨大勝利，海軍總參謀長回答說，日本能不能赢都還是個疑問。
但就是在這種存疑的氛圍中，偷襲珍珠港這種極端冒險行動還是被準許了。為什麼？除了上文的分析外，巴巴拉·塔奇曼在她的著作中還有更令人信服的解釋。
珍珠港事件現場
政治是由最聰明的人組成的，卻總是做出最愚蠢的決策。每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各國上司人，幾乎都深知治國之術和權力遊戲，卻同時陷入驚人的集體愚蠢、迷之自信，這些聰明絕頂的職業政客，親手将人類文明拖入毀滅性的大災難。
曆史有腦子，但人往往沒有。由于人類在管理方式上幾千年來毫無創新，那些過去曾造成了巨大災難的緻命問題，從來沒有消失，随時可能卷土重來。
如果沒有塔奇曼持之以恒地對人類災難機制的深刻揭示，很多政治家與社會精英的智慧恐怕要大打折扣。
肯尼迪曾因為讀了她的《八月炮火》而下決心要保持冷靜，進而避免了一場可能毀滅人類的核大戰。而今天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争，又令我想起了塔奇曼這位睿智的女性曆史學家。
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愚政進行曲》《聖經與利劍》《八月炮火》，一共八卷九冊，迄今簡體中文世界最全版本塔奇曼作品集。
“所謂優秀的曆史作品，就是讀者明明早就知道結局，卻仍然對懸念疊起的文字欲罷不能。”塔奇曼天才般的語言組織能力，確定了她所有的作品都具備這樣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