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賢的家世生平
李賢（1408-1467）字原德，河南鄧州人，享年五十九歲。其下有弟二人，二弟為李謙，三弟為李讓。膝下有二子二女，長子名李璋，次子名李玠。
李賢年十八始受學，宣德七年，李賢二十五歲，舉鄉試第一，次年考取進士，曆任五朝，初官驗封主事，遍任兵部、戶部、吏部侍郎，後入閣參預機務，進尚書，終以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憲宗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谥号文達。
李賢少負盛名，進士中第後，奉命前往山西勘查河津蝗災。當時名士薛瑄以禦史身份家居，李賢曾前往與之切磋義理，薛瑄對其極其盛贊。正統改元，授吏部驗封主事，曾建言出塞外降人于京師以省冗費、消未萌之患，未被英宗采納。
後又建議改革“文武臣诰敕，非九年不給”的慣例，改為三年以勸勉臣下，得到英宗認可。遷考功郎中，兩月以後丁母憂，不久改文選郎中，終制以後赴京上任。正統十四年，代吏部侍郎扈從北征，瀕死而還。
景泰二年二月，李賢上呈數千言的《正本十策》，景帝納其言，命翰林謄寫置于身邊以備時時省覽。後又陳車戰火器之利，景帝以其知兵事，特擢為兵部右侍郎，奉命勘查四川有司之不職者，還朝以後轉為戶部右侍郎。
在此期間，李賢曾盡數邊備廢弛的情況上陳，于謙請下其章疏以激勵将士。景泰五年改為吏部右侍郎，輯錄前代二十二位德行茂著君王之事，名曰《鑒古錄》上呈景帝。
英宗複位以後，天順元年召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不久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李賢身為輔臣，氣度端凝，奏對得當，深得英宗信賴。曾被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二人陷害下獄，幸得吏部尚書王翺營救，李賢再任吏部左侍郎留于禦前。
一月後恢複尚書職位仍直内閣。此後英宗更加信賴李賢，顧問無虛日。李賢成為了明朝曆史上第一位内閣首輔，《明史》稱“此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後經曆了徐有貞被罷、誅殺石氏叔侄、曹欽之反、門達擅權、英宗托孤等事。
李賢輔佐太子朱見深順利登基，半年之後，憲宗廢皇後吳氏，言官請誅太監牛玉，李賢受到波及。成化二年又有奪情起複風波，當年冬天，五朝老臣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終于結束了自己一生跌宕的仕宦生涯，也告别了那個變革萌生的時代。
正統到成化的明王朝
正統改元，明朝經曆了洪武、永樂的初創時期、洪熙、宣德的守成時期，步入了“仁宣之治”結束後的轉折時期，正統朝是明朝階段性發展的分界點。
明朝自建國以來潛藏的問題，在第一階段初創和守成的繁榮掩蓋之下，于第二階段（正統以後的景泰、天順、成化朝）傾向于暴露。或許正是宣德以後，明朝從中樞政治到社會經濟以及邊防軍事各方面的問題種種，才讓人們對前朝倍感懷念。
1、中樞政治格局的調整
1435年，37歲的宣德帝英年早逝，其年僅8歲的幼子朱祁鎮登基繼位，是為明英宗，年号正統。此時，經過仁宣兩朝的發展，内閣大學士的權力和地位都有了大幅提高。
适值英宗年幼，無法與諸先帝一樣面議國事、親批奏章，是以主少國疑之時，張太皇太後主要倚重三楊的輔政作用。這種權宜之計最終促成了内閣票拟的制度化。在中樞權力并不穩固的情況下，許多不确定的因素在潛滋暗長。在三楊輔政的同時，宦官勢力也在崛起。
司禮監作為皇帝的近侍機構，是有條件參與到對幼主的引導甚至是輔佐之中的。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後去世，三楊中楊榮已去世，楊溥、楊士奇均已年老，作為皇帝最信任和敬重的老師，王振開始擅權。皇帝大權開始旁落于太監之手，依附于皇權的内閣對于新崛起的宦官權力無法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
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王振被殺。中樞權力格局再次突變。宣宗二子、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為代宗，年号景泰。面對瓦剌的威脅，于謙力主守城，赢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以代宗為首，新的權力政體正在形成，此時期閣臣開始與中官勾結。
景泰七年代宗病重，石亨、徐有貞與太監曹吉祥策劃了奪門之變，迎立南宮英宗複位。中樞權力格局第三次發生改變，英宗任用了一批“奪門新貴”，代宗一朝的重臣多被清洗，王文與于謙同斬于市。
在英宗複位以後的天順朝，政體逐漸趨于穩定，尤其在清除了曹石勢力之後，内閣與六部九卿為代表的外廷受到皇帝的尊重和信賴，基本上發揮了應有的政治功能。憲宗即位初年，也承襲了天順末年的政體結構。
2、經濟環境的變遷
首先在土地方面，貴族莊田的大量興起，使得土地兼并開始加速。洪熙年間，始建宮中莊田，其間不斷發展，在天順年間以諸王尚未之國，又增加了大量的皇室莊田。
上行下效，各地王府所在地及其周邊地區的諸王莊田更是遍布全國。此外還有勳戚莊田和中官莊田，尤其是中官莊田，在正統、景泰兩朝大幅增加，奏讨之風日盛。
其次在自然條件方面，英宗初期自然災害頻發，尤以西北、山東、華北等地為重。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席卷明朝大地，甚至江南地區也不免水旱之災。
同樣在景帝代宗年間，自然災害依然肆虐，連年的水災、雪災以及旱災，使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南直隸等糧食收成受到巨大的影響。土地兼并的加劇，加之自然災害的頻發，不斷觸動着脆弱敏感的小農經濟的環境基礎，傳統農業遭到破壞。
3、流民運動和武裝混亂
宣德以後，移民墾荒基本結束。然而在惡劣經濟環境的影響下，地荒民逃，自發的流民運動開始大規模爆發。對于流民運動，在從正統到成化初年的時期，正是這一百年中的前三十年。與流民運動相伴随的，便是難以維持生計的群眾聚衆叛亂，武裝起義。
葉宗留起義是正統十二年浙江福建交界山區的一次銀礦礦工的混亂，第二年福建沙縣被編為總甲武裝剿盜的鄧茂七起義，自稱“閩王”。
于此同時，廣東“山海盜”黃蕭養也在正統十三年組織集體越獄，并武裝起義，此後西南、東南的混亂連成一片，朝廷疲于在各地平息與壓制。在景帝即位以後，南方的福建、貴州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又爆發了一連串的群眾混亂。
4、軍事形勢的惡化
明蒙關系一直是明朝邊防和民族政策的首要問題，明初幾代統治者都對蒙古貴族保持高度警惕。自仁宣開始，對蒙古的政策由攻轉守，也先借此機會重新統一蒙古各部并在邊境建立了自己的權威。
而此時明朝并未把防禦重點放在北方，卻耗費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西南戰場。麓川之役持續了十餘年之久，對正統十四年土木之役的失敗有着重要的影響。七月瓦剌大舉入侵，王振慫恿英宗親征，英宗遂不顧朝臣阻撓倉促出行。
八月十四日行至土木，也先趁亂對明軍發起進攻，突圍不成，英宗被俘。此後景帝即位，以于謙為代表的主戰派重新加強了北京的防禦體系，擊退了也先，同時迅速清除了華北的蒙古人殘部。至此邊防形勢才得以緩解。
李賢的仕宦生涯就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中展開，他的角色定位、為政思想、處事之道及對他的評價，都離不開這樣的背景。同時，李賢作為一代輔臣，其政治作為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此時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狀況。李賢與那個時代的互動，就此展開。
李賢的角色定位
下面以人的主體研究為出發點，從另一視角探讨李賢的相業之路，通過分析他與諸種政治力量的關系，從李賢與皇帝、李賢與權貴、李賢與内外朝廷三個次元，界定出李賢對自我的角色定位，以及對他所代表的内閣輔政職能的定位，進而置于整體中樞政治格局運作中，解讀李賢的政治作為和相業功績。
（一）李賢與皇帝
李賢任職正統、景泰、天順和成化四朝，景泰朝“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郎”，而英宗複位以後，命以侍郎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當是時，徐有貞作為奪門功臣擔任内閣首輔，不久，李賢與徐有貞因石亨、曹吉祥誣陷而下獄，随後二人均被改谪為地方官。
然而最終徐有貞遠谪，李賢得獨留，改為吏部侍郎，不久就官複原職。說明李賢與英宗的關系非同一般。此後，李賢更是深得明英宗朱祁鎮的信任，“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
在天順八年的時間中，李賢與英宗的君臣關系十分融洽，李賢的住所曾離皇宮頗遠，英宗得知，特地賜給他一套府第，“特賜近居以便宣召”，遷居之日，英宗和皇太子都送去了落成之禮。人臣能得到皇帝如此關懷和倚重，可謂榮幸之極。
正是在這種信賴關系的基礎上，李賢得以實施政治抱負，輔佐英宗匡扶朝政，舉薦賢能，安撫災徙、整軍饬邊。
不論是景帝還是英宗，李賢都能結知帝意，天順年間，景泰朝臣非死即谪，奪門功臣最終也無法保全。李賢自入閣以來，八年間曆經人士更疊，卻獨得英宗寵眷。有以下幾點原因：
1、奏疏切對時弊，政務能力突出
李賢對時事具備敏銳的洞察力，這從他初入仕途時便已顯露。英宗即位之初，李賢便上疏論京師中寓居的鞑官，建議将其逐漸驅逐，以消未萌之患。英宗未從，而正統十四年也先來犯，畿内鞑官果然群起扇亂。
景泰朝，李賢上《正本十策》、《鑒古錄》以正聖心；針對虜寇屢犯，建議用車戰，“識者韪之”，後又建議加強邊将練兵，觀釁而動以振國威，得到少保于謙的認同。李賢能夠在朝事紛擾中，看到亟待解決的問題所在，切中時弊地提出有效意見。
天順朝他擔任内閣首輔期間，是與皇帝接觸最頻、對朝政影響最大的時期。在正統到天順間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勢下，内閣中英宗獨賴李賢一人。
而在内憂外患、災荒頻仍之時，明朝的政局不緻動蕩、階級沖突沒有進一步激化；在政權幾次突變、人才屢遭清洗以後，朝廷能夠重新任用被貶黜賢才、使其得以展布才華；在邊境不安、虜寇屢次來犯的情況下，能夠從容調兵、保證京師安甯；在宦官、佞幸、權貴勢力大張此起彼伏的天順朝，皇帝大權不緻旁落，朝政依舊有序運作。
李賢身為内閣閣臣，諸事大政皆得參與，确實對此有扭轉之力。李賢突出的政務能力，是英宗一直對其倚重信賴的根本所在。
2、權歸主上，謹守自身職責權限
中國古代政治中，相權與皇權的争奪由來已久。明初廢除了丞相制度，創立了内閣，其初衷是為了給皇帝“備顧問”，而後期的内閣首輔卻多被冠以“宰相”之稱，說明内閣在發展和政治運作過程中，借主上之威福而權勢日大，那麼與皇帝的權力瓜葛也就在所難免。
李賢在擔任内閣首輔期間，能做到謹守自己的職責權限，盡量将内閣的職權縮減為初創時的設想，盡量使其符合皇帝理想中的内閣職守。李賢曾為英宗舉薦了很多能堪大用的人才，如年富、耿九疇、軒輗、王竑等。
李賢在舉薦賢才時隻強調“其才所堪”，但絕不越雷池一步，絕不幹涉最終的人事任免，“不當預拟其任”。李賢不僅自己力行将權力歸于主上，同時也進行制度上的改革以增加主上權力。
例如三楊時期，巡撫、都禦史等方面官員有缺，實行“三品以上保舉之法”，直接由三品以上的京官保舉任命。李賢将其改革，每次缺員都令吏部推舉二人，最後由皇帝欽定人選，以後曆代沿用成為慣例。
3、深谙英宗個性，适時順承上意
英宗重視人倫親情。李賢深谙英宗的性格特點，在相關事情上的處理多順應英宗性情。他勸說英宗廢除了汪妃為景帝的陪葬、支援英宗釋放建庶人。
靜慈先師為宣帝的廢後、英宗的母後，英宗想為母後上尊谥，衆人皆認為此舉不妥，唯獨李賢支援英宗的決定，“更谥恭讓章皇後”。幾次皇家事務的進行中，李賢都提出了符合英宗想法的建議。
對于朝政和權臣，英宗個性懦弱而又多疑，不能殺伐果斷。初，楊瑄彈劾曹吉祥、石亨二人，皇帝深為贊許。然而曹、石反戈一擊，聲稱受徐有貞和李賢陷害，在皇帝面前痛哭不已，英宗便動了恻隐之心，加之其一以貫之的多疑性格，反而将徐有貞、李賢二人下獄。
幸而李賢平素為人沉穩，言語簡當務實，加之有上天示警和王翺勸谏，英宗遂悔悟，不久将李賢官複原職。然而經過楊瑄之事後，李賢深知英宗雖不滿曹、石，卻又多有不忍之心，是以隻能循序漸進地勸主上獨斷，絕不自己赤膊上陣。
嶽正以縱橫之術離間曹石的失敗更是給了李賢諸多警示。是以當英宗不滿于石亨、曹吉祥侵奪其權力，訴之李賢時，李賢的處理就頗為得當，提出使趨附曹石之人減少的方法，便是英宗應當自己獨斷，除此之外，李賢并沒有過多的建議和行動。
4、氣度不凡，内外兼修
李賢外表莊重沉穩，其氣質風儀與當時同在内閣中的徐有貞、薛瑄、許彬、嶽正等大臣形成鮮明對比。李賢之是以有如此不凡之氣度，是與其内修密不可分的。
（二）李賢與權貴
李賢與權貴的關系是其政治生涯中至關重要的環節，他能夠從景帝到英宗的政權過渡中得以保全甚至入閣，又屢次遭受構陷甚至幾乎不免，都是李賢與權貴關系的變化所緻。這種關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入閣前與權貴的合作，二是入閣後與權貴的周旋與較量。
1、與權貴的合作
明朝經曆了土木堡之變後，京師人心惶恐，對外于謙主持了北京保衛戰，對内王振餘黨得到清除，朝政為之一清，政局複穩。而七年之後，又有奪門之變，英宗複位，人事再度更疊，一批新興權貴憑借奪門之功粉墨登場。
李賢在朝政風雲變幻、景泰重臣非死即谪之際，不僅能夠保全自己，并且能“以人望入内閣”，不僅說明了他才學過人，堪孚衆望，更說明了他與新貴之間有着微妙的關系。
其實早在景泰年間，李賢就得到了景帝和重要朝臣的賞識，在景泰朝，被奪門功臣陷害緻死的于謙、英宗複位後緻仕的原吏部尚書王直，都曾對李賢提出過褒揚：于謙将李賢所上的備邊奏章下發全軍以激勵士氣，王直則“以公輔期之”。
而景帝易儲廢掉英宗之子朱見深，也未見李賢有任何反對之辭。那麼曆任景帝三部侍郎的李賢為何沒有被“竄殛”，當奪門功臣升官加爵，壟斷人事铨選之時，李賢又有怎樣的“人望”能入閣呢？
當然，無可争議的是，李賢并未參與奪門之變，後與英宗談起奪門之事，李賢坦言“當時亦有邀臣，臣不敢從。”李賢雖然沒有參與奪門之變，但如此關系重大之宮廷政變，李賢也在被邀之列，至少說明李賢與曹吉祥、石亨、徐有貞等人關系匪淺。
在那場風雲變幻的政治漩渦中，石亨等奪門功臣與李賢是互相利用的關系，他們以薦其入閣為契機拉攏李賢，借以控制内閣，而李賢也利用這些奪門功臣的推薦得以進入内閣施展政治抱負。
2、與權貴的周旋與較量
入閣之後，李賢與石亨、曹吉祥以及徐有貞的關系更為複雜。奪門功臣内部首先開始分化，英宗複位以後，石亨一直擔任京營五軍營的總兵官，并且兼理後軍都督府事。天順二年，又成立了忠義營，營中将士六千餘人全為石亨招募。
而曹吉祥為司禮監提督太監，與石亨一起控制着京城的衛戍部隊，石亨的侄子大同右參将都督佥事石彪被升為都督同知。曹吉祥的嗣子曹欽從錦衣衛的帶俸指揮佥事（正四品）越升五級，提升為都督同知（從一品）。
徐有貞擔任内閣首輔，兼擔任兵部尚書，國家的軍國大政完全掌握在曹石等人手中。然而石亨、曹吉祥等隻想通過政治投機獲得高官厚利，徐有貞卻想要在内閣首輔的位置上一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李賢雖然借曹、石等人的推薦而入閣，但他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在對待曹吉祥和石亨的态度上，李賢與徐有貞是一緻的。然而，二人同在内閣中徐有貞在舉止氣度和才學見識上都不及李賢。
李賢在首輔徐有貞、大将曹吉祥、石亨各方勢力中，能夠韬光養晦，鋒芒盡斂，借徐有貞保護自己，打擊曹石，又謹慎行事確定皇帝的信賴，終緻在幾次政治事變中都能夠化險為夷。
曹、石二人借楊瑄案誣陷徐、李，而徐有貞被貶，李賢不久就官複原職，此時石亨雖然憤恨，但終究無可奈何，因為李賢得到了權力金字塔最頂峰——皇帝的信任。
李賢在與曹石相處中，始終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謹慎持重，甚至表現得很友好。曹石等人對于深受皇帝信賴的李賢，也終究找不到恰當的攻讦理由，無奈之下隻能與之結交。
張軏的碑文、曹吉祥侄子曹欽父親的碑文都是李賢所寫，石亨引薦名士吳與弼，也是李賢為其代草的章奏。
徐有貞被貶谪三年後，英宗已不堪忍受石亨等人的熏天權勢，而此時清除其勢力的時機也已成熟。
在此之前，天順二年正月，李賢舉馬昂代陳汝言為兵部尚書，去除了石亨在兵部的勢力。四月，複設文臣巡撫，限制了六邊武人勢力。五月，吏部侍郎孫弘被迫令守制，李賢薦姚夔繼之。
經過這幾次重要人事調整，曹石勢力大減。天順三年，石亨及其侄石彪得罪下獄，其依附冒功者多自首。天順五年七月曹欽發動叛亂，是為奪門功臣與英宗沖突的總爆發，最後叛亂得以平息，以奪門之功而得勢的權貴至此被消除殆盡。
後期英宗又寵幸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此時李賢已經進一步得到英宗的信任，地位穩固，能夠更為客觀地提醒英宗錦衣衛的惡行，終使門達一黨得以清除。
（三）李賢與内外朝廷
李賢入閣以後，對于外朝的行政機構六部九卿，以及監察機構六科十三道而言，李賢所代表的是皇帝的密勿機構内閣；而對于内廷司禮監為代表的宦官集團而言，李賢既是内閣掌票拟的首輔，又是文官系統中的重要人物。與他們的關系更能夠代表他對于自己在朝政格局體系中的定位。
1、李賢與六部九卿
在王朝政治運作過程中，用人得當和政令通暢至關重要。李賢作為内閣首輔，時稱宰相，他以宰相之任責己，卻并不握宰相之權。事實上，英宗時時召對李賢，且票拟章奏本内閣職責所在，軍國大事李賢皆得參與其中。隻是對于六部九卿之事務，李賢并不擅自幹預，且能把握好進退尺寸。
首先六部人選之中，多有李賢舉薦之人，可以說六部九卿各司其任，是有李賢的功勞的。在明朝的政治設定中，吏部和兵部是關乎文武官員任免的尤其重要的部門。
其尚書的選任，便都有李賢的舉薦之功。英宗複位之初，吏部尚書王翺欲緻仕，推薦李賢接任吏部。兵部尚書馬昂也是由李賢舉薦而任。除此以外，其他各部尚書、侍郎及都禦史巡撫等人選，李賢也多參酌舉薦，例如舉耿九疇為都禦史、軒輗為刑部尚書、年富為戶部尚書等。
其次，李賢并不将其所處的内閣淩駕于六部之上，也不擅自幹預六部之權。以用人為例，在舉薦人才時，李賢都要與吏兵尚書商量而行。即使皇上單獨召對，李賢退下後也要與兩尚書溝通，以使政務通達。
在其他各部事務方面，李賢也是參與建言的，例如在刑法方面，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為緝事，而其中多涉虛，李賢便指出了司法官雖知其冤枉，但不敢為其申辯的審案弊端；在軍費民生錢糧方面，李賢也多有建議。
是以，李賢與六部九卿的關系，并非是完全的撇清界限不予幹涉，而是并不過分擴張個人的權勢和内閣的權威。
2、李賢與科道言官
科道言官雖然職位不高，但對李賢仕宦之路的影響卻頗重。在曹石專權之時，江西道禦史楊瑄的彈劾，使得諸種勢力之沖突驟然激化。英宗首先贊許了楊瑄的勇氣，還命吏部記名以備擢用，十三道禦史也準備合章糾彈曹石。
但曹石二人反戈一擊，反誣李賢與徐有貞背後主使科道彈劾，英宗終究感念奪門之功，将李賢與徐有貞下獄。此次楊瑄彈劾案，目标與結果大相徑庭，李賢被動受牽連。
而在成化初年，身為内閣首輔的李賢也成為了言官彈劾的對象。當時皇帝廢皇後吳氏，并将内臣牛玉貶至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上疏彈劾牛玉的四大罪狀，請以法論處，其中也牽涉到李賢，言官指摘其對中官牛玉多有阿附。
雖然上疏二人皆被遠谪，但此事卻對身為首輔老臣的李賢多有影響，都給事中張甯疏救此二人，也使李賢多有不滿。
李賢在天順朝曾多次勸谏英宗廣開言路，雍容言官。曾有禦史劉濬彈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英宗怒，李賢勸解。
然而成化年間，給事中劾牛玉诋李賢、修撰羅倫論李賢奪情起複不當時，但面對門達餘黨的蜚語，以及言官的指責，李賢确實十分無奈而求退之心日重，曾在書信中強調“惟冀不虧晚節耳”。但羅倫被貶，李賢到底未行申救，以緻有失大臣之風，多為後世所論。
3、李賢與宦官
明朝初建，朱元璋曾嚴禁宦官幹政，且不許其識字。但專制君主對于文武百官永遠保持着戒備，總是傾向于使用宦官，朱棣靖難之役也多得力于宦官從中幫助，是以登極後便對其委以出使、監軍、鎮守地方等使命。
宣德時，宣宗又破太祖祖制，設内書堂教習宦官識字。于是，宦官便逐漸具備了幹預中央到地方軍政事務的能力。到正統年間，英宗年幼，司禮太監王振掌國，遂造成明朝曆史上首次宦官專政事件。
自土木之變後，王振餘黨被徹底清除，宦官勢力遂被打壓。然而英宗複位後，曹吉祥借奪門之功，掌管京營，宦官再次幹預軍國大政。正統初年，三楊作為托孤大臣，地位愈加提高，但是卻無力抑制随後的王振專權、土木之變等一系列政局動蕩。
因為内閣在機制設定上，就不具有幹預決策的功能，因而對朝政的影響并無保證，三楊遠不如“王先生”能得到年幼英宗的信賴。
英宗複位以後，李賢在擔任内閣首輔期間，憑借個人的能力德行獲得英宗的信賴，因之能夠一定程度上抑制宦官的權勢，但李賢懂得宦官的權力來源是皇帝，不能激之過甚。
另外，李賢作為内閣首輔，與次輔彭時、呂原的關系也極其融洽。内閣之中無傾軋排擠，閣臣都能夠悉心輔佐皇帝處理政務。内閣成員團結一緻，不為權奸、宦官、佞幸所左右，一心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