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元朝是中國曆史上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多民族共存的大一統王朝。元代社會獨特的政治環境、經濟形态、文化格局諸因素形塑着服飾文化的面貌。
兩都巡幸制使元代國家祭祀帶有突出的遊牧文化因素，呈現出漢制蒙俗的“二進制性”特征。
用于祭祀祖先的帝後禦容像，亦在應用場域、規格大小、繪制工藝上展現出鮮明的蒙元特色。
南薰殿舊藏元代帝後半身禦容正是該時期獨特的祭祀文化孕育的産物，具有高度的寫實性。
檢視次第有序的十五幅皇後禦容像，所繪女性皆為蒙古族，衣裝兼具蒙漢融合的特點。
元代是一個特殊的曆史時期，它上承宋金，下啟明清，曾對中國曆史和社會發展産生過重大影響，是中國曆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着不可忽視的地位。
且元朝統治者是少數民族蒙古族，在其未進入中原前，他們始終保持着一套自己固有的生産生活方式，在服飾審美上也異于漢民族曆來推崇的褒衣博帶之風，素來胡服胡帽。
但蒙古族進入中原後與各民族文化和西域文化互相交融、交流與碰撞，使元代服飾集草原遊牧文化、中原農業文化、域外文化于一體，超越了唐朝等以漢族衣冠為主體服飾的傳統慣例，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
一、元代禦容像存在的時代語境及功能意涵
與唐宋禦容相比，元代禦容在審美趣味和藝術表現方式上不同以往，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創造性與多樣性。
圍繞元代禦容像的變化，不僅可以窺見這一時代語境下，草原遊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互相交流與碰撞中形成的元代獨特的禮制思想，還展現了元代獨特的祭祖方式與祭祖文化。
在元代，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還廣泛招攬并專門設定機構集中管理此西域來的工匠，反映了貴族對織金錦需求之大。
從現存實物及曆代傳世畫像中均可見到帝後宗親等皇室成員大量使用織金錦和回回寶石的執行個體。
此外，宮廷盛行的喜奢之風必然會被庶民大衆所效仿，但納石失仍是普通百姓所不可企及，是以民間常用金緞匹等替代物滿足其慕上之心，但當時元政府也頻頒法令，以禁止此類上行下效的逾界行為。
元代商業的繁榮，既滿足了皇室對奢侈之風的追求，也賦予了社會各階層人民用個人财富追随上層階級時尚的權力，元代服飾即在重商主義思潮的推動下呈現出更蓬勃、多元的發展态勢。
中原、西域、高麗等地的多種文化在中國範圍内進行廣泛傳播與發展。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元代統治者卻始終保持着開放、包容的态度，積極奉行吸取各民族文化之精髓的文化政策。
無論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還是在學術、藝術、思想領域等方面，元政府都一視同仁。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元代“天下一家”的思想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充分展現了大元氣象的文化精神。
元代即是在這種互相交流與借鑒的過程中形成了多元開放、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這一格局對元代諸多文明樣态産生實質性影響，服飾便是其中之一。
服飾作為民族身份的辨別，率先顯露出不同文化互相交融的迹象，元代服飾即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了與曆代王朝迥然不同、極具蒙元特色的衣冠服飾文化。
首先，元代蒙古貴族服飾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可以說中原文化奠定了元代服飾發展的基本走向。
基于元朝與高麗的政治聯姻關系，兩國也一直互通友好，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局面，這種局面不僅為元麗兩國在文化傳統與生活習俗等方面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高麗服飾文化在元朝的傳播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事實證明，元代服飾在與其他周邊文化互相交流的過程中，具有多元開放性、雙向互動性和民族主體性三大基本特征，元代服飾也正是在這種交流與互動中，不斷得以豐富和發展，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多種審美傾向。
元代社會生活的現實土壤，政治環境、經濟形态、文化格局等因素皆對元代服飾的生成和發展産生了實質性影響。
其漢制蒙俗并行的政治環境使元代服飾在參照唐宋之制推行漢法的同時力求保持本民族色彩，實施漢制冕服和蒙古族質孫并行的服飾“雙軌制”；其開放蓬勃的經濟形态推動了元代服飾諸多行業的發展，極大滿足了元代皇室及貴族追随時尚、裝點自己的服飾需求。
其含納四方的文化格局使元代服飾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了與曆代王朝迥然不同、極具元代特色的衣冠服飾文化，而元代服飾正是在這種交流與互動中，不斷得以豐富和發展，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多種審美傾向。
元朝的統治者還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國家疆域空間結構，實行兩都巡幸制，這一制度的确立對國家祭祀制度的制定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使元代祭祀文化始終帶有鮮明的民族本位意識，呈現出蒙-漢與遊牧-農耕的“二進制性”特點。
而用于祭祀和緬懷祖先的禦容像，其應用場域和規格大小也是以制度的确立而發生變化，如大型禦容像不便于巡幸途中攜帶，故小型禦容應運而生。
這些禦容像由把控嚴格的制作機構和寫真高手精心制作，其真實程度使祭拜者的虔敬之心油然而生。
此外，元代禦容像的制作方式也在前代基礎上有所創制，除了以“繪”為主的禦容表現形式外，還開創了一種蒙元所獨有的禦容制作方式“織禦容”，使禦容像的呈現方式更加豐富多元。
二、禦容像所見皇後首服罟罟冠
從元世祖後察必至元甯宗皇後十五位皇後的禦容像中可以看到，元代皇後冠帽制度在曆經七十餘年的發展演變後仍呈現出一定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在傳承中而又不乏時代新變。
罟罟冠的冠型、冠高、材質和冠衣四個方面表現出傳承的穩定性，而冠體裝飾、搭配方式上又多具時代特征。
元代皇後罟罟冠冠體的基礎廓形皆為上闊下狹的“Y字形”。冠衣以及抹額為輕薄的紅羅織物。
皇後罟罟冠冠體裝飾要素布局有序，雖整體呈現出程式化的特征，但個别裝飾區域也有所差異。
皇後冠體裝飾要素表現為二方連續式花葉和橢圓花葉形珠花兩種類型，前者唯元世祖後察必所獨有，而後者為其餘十四位皇後所共有。
皇後罟罟冠在蒙元社會生産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形成了一種與其他功能性配件靈活搭配的模式。
禦容像中所展現的便是皇後在進入中原後，将冠體與抹額相搭配的演進模式。
三、禦容像所見皇後體衣大袖袍
元代皇後禮服是蒙古貴族女性禮服系統的至高點，僅有一種類型，即大袖袍，應用于祭祀、宴會等禮儀場合。
皇後階層與下層貴族在袍服的整體廓形上并無明顯差異，但在質料、色彩、紋樣等方面卻存在顯著的等級區隔。
與皇帝的漢蒙雙軌制服飾不同，皇後禮服具有鮮明的蒙古族特色。但為突出皇權正統性的需要，又表現出漢蒙交融的文化特征。
就大袖袍的形制而言，其交領右衽，衣式寬闊，袖身寬大等造型特征符合儒家莊重、嚴肅的禮制要求。
而袖口處極為緊窄的設計則保留了胡服窄袖的特點，使袍服更加稱身合體。
皇後身份尊貴，禮服最為奢華隆重。大袖袍有以大紅織金“纏身雲龍”材質為多見，少數為通身納石失制作、或珠翠裝飾、金翠描繡。纏身龍紋也是元代皇帝龍袍中級别最高者。
大袖袍多以紅色為貴。皇後袍服的領緣、袖緣裝飾皆具有三種織物并置的程式化的布局特點，而每種織物的紋樣又各有不同。
寬闊的領緣飾有大團花或小團花兩種裝飾花紋。其他貴族女性禮服的豪華程度不及皇室。
在相對随意的場合中，還會有其它類型的服式供皇後穿用，如皇後常服海青衣。其交領右衽，身袖窄小，腋下開口，造型輕巧利落，與皇後正式禮服大袖袍風格兩異。
四、元代皇後服飾形象的文化意涵
元代皇後禮服的造型始終以蒙古族傳統文化為根基，恪守民族特色的示範形象，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本位意識。究其原因，與元朝曆史發展的特殊性緊密相關。
元朝統治者在多元文化浪潮的沖擊下，在金朝全面漢化、民族特征盡失的經驗教訓中，清晰地認識到守住蒙古族舊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是以，不僅在現實禮儀場景中皇後禮服成為展示政權族屬的鮮明辨別，還充分利用皇後禦容像這一寫實化的視覺媒介，通過建構強烈民族文化特色的“圖式形象”，以達到宣告族别，輿論引導的政治目的。
然而在蒙俗範式之外，“寬身闊袖”“交領右衽”等形制特征又展現出在中原統治環境下對漢民族正統服飾觀的接納與繼承。
元代皇後禮服形象所具有的“漢制與蒙俗”二進制文化融合的特點，集中反映了元代統治者審時度勢，确立和鞏固自身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意圖。
不僅如此，就禦容像中諸位皇後個人服飾形象的塑造而言，其意涵頗深。
十五位皇後冠服形象雖具有程式化的傾向，但在細節塑造上又别有用心。
忽必烈察必皇後的衣裝“圖式”獨樹一幟，與衆不同。這種由禦容像所展示的“有意味的形式”，與察必皇後對忽必烈政權的賢明輔佐以及其在元宮廷中的顯赫地位息息相關。
國家監管下的禦容制造有意标榜察必皇後“一尊獨大”的顯赫地位，樹立其一代賢後的模範形象，突出了以服飾為載體的圖像語言在國家意志操縱下展現個人權力、區隔身份等差的媒介價值。
總結
元代是中國曆史上多民族共融的大一統時代，其漢制蒙俗并行的政治環境、開放蓬勃的經濟形态以及含納四方的文化格局，開創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繁榮時代，元代服飾即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發生、發展，并成為元代社會變遷及時代變革的最好見證。
元代通行的兩都巡幸制使國家祭祀帶有突出的遊牧文化因素，呈現出漢制蒙俗的“二進制性”特征。
用于祭祀祖先的帝後禦容像，亦在應用場域、規格大小、繪織工藝上展現出鮮明的蒙元特色。
檢視次第有序的十五幅元代皇後禦容像，可以确定所繪女性皆為蒙古族，衣裝兼具蒙漢融合的文化特點。
縱觀元代皇後禮服漢蒙融合的造型風格，其始終以蒙古族傳統文化為根基，恪守民族特色的示範形象，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本位意識。
免責聲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權圖檔或其它問題，請在30日内與本号作者聯系，如反映情況屬實我們将第一時間删除責任文章。文章隻提供參考并不構成任何投資及應用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