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多民族共存的大一统王朝。元代社会独特的政治环境、经济形态、文化格局诸因素形塑着服饰文化的面貌。
两都巡幸制使元代国家祭祀带有突出的游牧文化因素，呈现出汉制蒙俗的“二元性”特征。
用于祭祀祖先的帝后御容像，亦在应用场域、规格大小、绘制工艺上体现出鲜明的蒙元特色。
南薰殿旧藏元代帝后半身御容正是该时期独特的祭祀文化孕育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写实性。
检视次第有序的十五幅皇后御容像，所绘女性皆为蒙古族，衣装兼具蒙汉融合的特点。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曾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且元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蒙古族，在其未进入中原前，他们始终保持着一套自己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服饰审美上也异于汉民族历来推崇的褒衣博带之风，素来胡服胡帽。
但蒙古族进入中原后与各民族文化和西域文化相互交融、交流与碰撞，使元代服饰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域外文化于一体，超越了唐朝等以汉族衣冠为主体服饰的传统惯例，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元代御容像存在的时代语境及功能意涵
与唐宋御容相比，元代御容在审美趣味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不同以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性与多样性。
围绕元代御容像的变化，不仅可以窥见这一时代语境下，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中形成的元代独特的礼制思想，还展现了元代独特的祭祖方式与祭祖文化。
在元代，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还广泛招揽并专门设置机构集中管理此西域来的工匠，反映了贵族对织金锦需求之大。
从现存实物及历代传世画像中均可见到帝后宗亲等皇室成员大量使用织金锦和回回宝石的实例。
此外，宫廷盛行的喜奢之风必然会被庶民大众所效仿，但纳石失仍是普通百姓所不可企及，因此民间常用金缎匹等替代物满足其慕上之心，但当时元政府也频颁法令，以禁止此类上行下效的逾界行为。
元代商业的繁荣，既满足了皇室对奢侈之风的追求，也赋予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用个人财富追随上层阶级时尚的权力，元代服饰即在重商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呈现出更蓬勃、多元的发展态势。
中原、西域、高丽等地的多种文化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与发展。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元代统治者却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奉行吸取各民族文化之精髓的文化政策。
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方面，还是在学术、艺术、思想领域等方面，元政府都一视同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元代“天下一家”的思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充分展现了大元气象的文化精神。
元代即是在这种相互交流与借鉴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开放、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对元代诸多文明样态产生实质性影响，服饰便是其中之一。
服饰作为民族身份的标识，率先显露出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迹象，元代服饰即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历代王朝迥然不同、极具蒙元特色的衣冠服饰文化。
首先，元代蒙古贵族服饰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可以说中原文化奠定了元代服饰发展的基本走向。
基于元朝与高丽的政治联姻关系，两国也一直互通友好，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为元丽两国在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高丽服饰文化在元朝的传播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事实证明，元代服饰在与其他周边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具有多元开放性、双向互动性和民族主体性三大基本特征，元代服饰也正是在这种交流与互动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种审美倾向。
元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土壤，政治环境、经济形态、文化格局等因素皆对元代服饰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其汉制蒙俗并行的政治环境使元代服饰在参照唐宋之制推行汉法的同时力求保持本民族色彩，实施汉制冕服和蒙古族质孙并行的服饰“双轨制”；其开放蓬勃的经济形态推动了元代服饰诸多行业的发展，极大满足了元代皇室及贵族追随时尚、装点自己的服饰需求。
其含纳四方的文化格局使元代服饰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与历代王朝迥然不同、极具元代特色的衣冠服饰文化，而元代服饰正是在这种交流与互动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种审美倾向。
元朝的统治者还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实行两都巡幸制，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国家祭祀制度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元代祭祀文化始终带有鲜明的民族本位意识，呈现出蒙-汉与游牧-农耕的“二元性”特点。
而用于祭祀和缅怀祖先的御容像，其应用场域和规格大小也因此制度的确立而发生变化，如大型御容像不便于巡幸途中携带，故小型御容应运而生。
这些御容像由把控严格的制作机构和写真高手精心制作，其真实程度使祭拜者的虔敬之心油然而生。
此外，元代御容像的制作方式也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创制，除了以“绘”为主的御容表现形式外，还开创了一种蒙元所独有的御容制作方式“织御容”，使御容像的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多元。
二、御容像所见皇后首服罟罟冠
从元世祖后察必至元宁宗皇后十五位皇后的御容像中可以看到，元代皇后冠帽制度在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演变后仍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传承中而又不乏时代新变。
罟罟冠的冠型、冠高、材质和冠衣四个方面表现出传承的稳定性，而冠体装饰、搭配方式上又多具时代特征。
元代皇后罟罟冠冠体的基础廓形皆为上阔下狭的“Y字形”。冠衣以及抹额为轻薄的红罗织物。
皇后罟罟冠冠体装饰要素布局有序，虽整体呈现出程式化的特征，但个别装饰区域也有所差异。
皇后冠体装饰要素表现为二方连续式花叶和椭圆花叶形珠花两种类型，前者唯元世祖后察必所独有，而后者为其余十四位皇后所共有。
皇后罟罟冠在蒙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功能性配件灵活搭配的模式。
御容像中所体现的便是皇后在进入中原后，将冠体与抹额相搭配的演进模式。
三、御容像所见皇后体衣大袖袍
元代皇后礼服是蒙古贵族女性礼服系统的至高点，仅有一种类型，即大袖袍，应用于祭祀、宴会等礼仪场合。
皇后阶层与下层贵族在袍服的整体廓形上并无明显差异，但在质料、色彩、纹样等方面却存在显著的等级区隔。
与皇帝的汉蒙双轨制服饰不同，皇后礼服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但为突出皇权正统性的需要，又表现出汉蒙交融的文化特征。
就大袖袍的形制而言，其交领右衽，衣式宽阔，袖身宽大等造型特征符合儒家庄重、严肃的礼制要求。
而袖口处极为紧窄的设计则保留了胡服窄袖的特点，使袍服更加称身合体。
皇后身份尊贵，礼服最为奢华隆重。大袖袍有以大红织金“缠身云龙”材质为多见，少数为通身纳石失制作、或珠翠装饰、金翠描绣。缠身龙纹也是元代皇帝龙袍中级别最高者。
大袖袍多以红色为贵。皇后袍服的领缘、袖缘装饰皆具有三种织物并置的程式化的布局特点，而每种织物的纹样又各有不同。
宽阔的领缘饰有大团花或小团花两种装饰花纹。其他贵族女性礼服的豪华程度不及皇室。
在相对随意的场合中，还会有其它类型的服式供皇后穿用，如皇后常服海青衣。其交领右衽，身袖窄小，腋下开口，造型轻巧利落，与皇后正式礼服大袖袍风格两异。
四、元代皇后服饰形象的文化意涵
元代皇后礼服的造型始终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根基，恪守民族特色的示范形象，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本位意识。究其原因，与元朝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紧密相关。
元朝统治者在多元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在金朝全面汉化、民族特征尽失的经验教训中，清晰地认识到守住蒙古族旧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不仅在现实礼仪场景中皇后礼服成为展示政权族属的鲜明标识，还充分利用皇后御容像这一写实化的视觉媒介，通过建构强烈民族文化特色的“图式形象”，以达到宣告族别，舆论引导的政治目的。
然而在蒙俗范式之外，“宽身阔袖”“交领右衽”等形制特征又体现出在中原统治环境下对汉民族正统服饰观的接纳与继承。
元代皇后礼服形象所具有的“汉制与蒙俗”二元文化融合的特点，集中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审时度势，确立和巩固自身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图。
不仅如此，就御容像中诸位皇后个人服饰形象的塑造而言，其意涵颇深。
十五位皇后冠服形象虽具有程式化的倾向，但在细节塑造上又别有用心。
忽必烈察必皇后的衣装“图式”独树一帜，与众不同。这种由御容像所展示的“有意味的形式”，与察必皇后对忽必烈政权的贤明辅佐以及其在元宫廷中的显赫地位息息相关。
国家监管下的御容制造有意标榜察必皇后“一尊独大”的显赫地位，树立其一代贤后的模范形象，突出了以服饰为载体的图像语言在国家意志操纵下展现个人权力、区隔身份等差的媒介价值。
总结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共融的大一统时代，其汉制蒙俗并行的政治环境、开放蓬勃的经济形态以及含纳四方的文化格局，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时代，元代服饰即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发生、发展，并成为元代社会变迁及时代变革的最好见证。
元代通行的两都巡幸制使国家祭祀带有突出的游牧文化因素，呈现出汉制蒙俗的“二元性”特征。
用于祭祀祖先的帝后御容像，亦在应用场域、规格大小、绘织工艺上体现出鲜明的蒙元特色。
检视次第有序的十五幅元代皇后御容像，可以确定所绘女性皆为蒙古族，衣装兼具蒙汉融合的文化特点。
纵观元代皇后礼服汉蒙融合的造型风格，其始终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根基，恪守民族特色的示范形象，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本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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