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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探索背後的故事,以及對後世的深遠意義

作者:文物解說

商鞅方升,長得像平底鍋一樣的東西,既沒有晉侯鳥尊那麼大,又沒有何尊底部‘中國’二字銘文 , 更不像許多古代青銅器上飾有精湛、奇麗的紋飾,但它卻是秦國商鞅變法的見證者、親曆者,現如今,已經成為文史界無人不知的國家重量級文物,更是中國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那商鞅方升,為什麼會在變法中産生呢?大家好,我是文同學,今天我們要說的就是——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探索背後的故事,以及對後世的深遠意義

商鞅方升

立木為信

在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連年征戰,為了在殘酷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各國先後開始變法。先有李悝的變法,魏國成為了戰國七雄中的第一個超級強國,後是吳起變法使楚國再度振興。但是這些變法都沒有商鞅變法長久,那秦國,是如何做到後發先至呢?

商鞅

商鞅本是衛國人,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成功收複為魏國所據的河西而受封商君。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孝公為強秦,下令求賢,商鞅入秦國說服孝公實行變革,駁斥守舊派“法古”“循禮”的主張,傾力推行變法,先後任左庶長、大良造。

商鞅方升:探索背後的故事,以及對後世的深遠意義

在法令公布前,商鞅立木為信,取信于民。他命人在南門外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就給他重賞。沒人敢去嘗試,當他把懸賞提高到原來的五倍,終于有人把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立即兌現了承諾。商鞅使新法獲得了群眾的信任,從此,也正式開啟統一度量衡的程序。

統一度量衡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 ,秦國遷都鹹陽并借此機會逐漸開展第二次變法,商鞅普遍推行縣制,改革了土地制度,實行更為合理的賦稅制度,并且統一了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自古以來,“法”不僅代表着法律規則,而且代表着制度、标準。作為秦國的标準計量器,商鞅方升既是商鞅任“大良造”時所頒發的标準量器,又是商鞅變法目前為止唯一實物例證。也是當時商鞅親自督造的一批度量衡标準器中唯一幸存于世的。

商鞅方升:探索背後的故事,以及對後世的深遠意義

商鞅方升銘文

那商鞅方升,究竟是何産物,為何現在的史學界對它如此重視呢?量,是計量物體容積的器具,古代量器多用于計算農作物的多少,是商品交換和農業賦稅的重要參照物。升,是較為通行的容量機關,最早見于戰國後期刻有銘文的量器和記容器物上。在甲骨文中,“升”字,就像一把長勺裡加了一粒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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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尺寸圖

商鞅⽅升⼜名商鞅量或者秦商鞅,是戰國時期秦國标準量器。該器高2.32厘米,通長18.7厘米,内⼝長12.4厘⽶、寬6.9厘⽶、深2.3厘⽶,容積202.15毫升。青銅鑄造,呈長方形,直壁,後有短柄中空。其餘三側及底面皆刻有銘文。現藏于上海博物館,國家文物局列為第三批禁止出國展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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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解刨圖

我們乍一看平淡無奇,雖沒有古代青銅器上奇麗的紋飾,也沒有神秘的圖案,但因其翔實的銘文、精密的制作和明确記錄的容積而被認為是不可多得的國家級标準器。它的外側刻有32字銘文,記載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方升的制造者、時代以及器物的用途及容積。大良造是秦孝公時秦國最高的官職,掌握軍政大權,而“大良造鞅”指的便是商鞅。

商鞅方升:探索背後的故事,以及對後世的深遠意義

刻在商鞅方升上的拓印

左壁刻:“十八年,齊率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器壁與戰國商鞅方升柄相對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書:“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商鞅方升(2),黔首大安,立号為皇帝,乃诏丞相狀、绾,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也就是說這段話可以了解為:孝公十八年,齊國派遣使團至秦國商議大事。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監制了這件标準量器。該方升的容積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一升的容量)。方升用于重泉。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天下,原來的楚、齊、燕、韓、趙、魏等各國臣民(黔首:圍黑頭巾的,指臣民、老百姓)終于獲得安定,立尊号為皇帝,于是诏令丞相狀和丞相绾(狀、绾為人名),規範度量衡,凡是不一緻的都加以統一,凡是不清楚的都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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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右銘文

右壁刻“臨”字。“重泉”與左壁銘文字型一緻,應是一次所刻,而“臨”字與底部诏書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陝西蒲城),後轉發至臨地。《史記·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銘文中的十八年,即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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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底部銘文

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書,證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以商鞅所規定的制度和标準統一全國的 度量衡。“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積定為一升。說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已經運用“以度審容”的科學方法,反映了大陸古代勞動人民在數字運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商鞅方升:探索背後的故事,以及對後世的深遠意義

這件方升的曆史價值不僅在于它是商鞅變法的重要物證,還展現在它被連續使用了120多年之久,更是成為了秦始皇法令的标準參照。原先的收藏者龔心銘先生,就是銘文最早的識讀者,他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對兩次篆刻的銘文進行了分析,對于秦始皇加刻的這些文字,他認為:“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後,诏李斯改小篆所鑿,故文字較肥,而前诏文細,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鐘鼎筆意,重泉二字似與前诏同時刻,臨字是後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繼又用于臨)。”指出方升使用的地方雖然由重泉改至臨地,但度量衡标準仍以本原貌。

曆史上,雖然對于商鞅變法有不同的見解:例如《戰國策》稱贊商鞅“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太史公則更形象的用“刻薄”、“少恩”來評判商鞅。但我們必須清晰的認識到,商鞅制定了标準,秦始皇推廣了标準,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在延續着幾千年來的度量原則。雖然商鞅方升到現在,已不在是主流的計量準則,但是由商鞅方升引申的公平、公正的規矩,我們一直到還在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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