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生還者》根據同名遊戲改編，劇情設定與後疫情世界的現實狀況不謀而合，播出後獲得了極高口碑。（資料圖/圖）
想象一下，如果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某種真菌基因突變、進化，迅速在全球蔓延，像病毒一樣感染每一個活着的人，進而占據他們的大腦，控制他們的行動，使其完全變為攻擊他人的怪物——最重要的是沒有藥物，也沒有治療方法，你将會怎麼辦？
在遊戲《最後生還者》中，主人公喬爾和艾莉便生活在這樣一個末日世界中。為了保護免疫者艾莉，喬爾帶領她踏上冒險之旅。從陌生人到“父女”，遊戲之外有關末日生存、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等議題，引起人們的思考。
2013年6月，頑皮狗工作室在PlayStation推出這款遊戲後，引起極大反響，拿下了當年遊戲界金搖杆獎的最佳故事劇情獎。2023年1月15日，在遊戲發行十年後，由它改編而來的劇集《最後生還者》第一季在美國首播。截至3月中旬播完，它的IMDb評分超過9.0，豆瓣評分9.1。BBC甚至評價它為最好的遊戲改編影視劇。
這種由遊戲改編而成的影視劇并不少見。1993年，任天堂的遊戲《超級馬裡奧兄弟》便被搬上大銀幕，這是遊戲影視化的新嘗試。遺憾的是，它并未取得成功。口碑上，IMDb評分僅為4.1；票房上，電影投入的預算超過4200萬美元，但全球票房收入隻有3890萬美元。主演鮑勃·霍斯金斯甚至認為在此劇中出演，是他做過最糟糕的事情。此後三十年間，動作冒險類的《古墓麗影》《刺客信條》，生存冒險類的《寂靜嶺》《生存危機》，格鬥類的《街頭霸王》等遊戲陸續改編成影視，但大部分口碑都一般。
這一次《最後生還者》的改編顯然是個新轉折。相較于其他遊戲改編而來的影視劇，《最後生還者》究竟做對了什麼？
“我隻是選擇了一個故事最好的遊戲”
2013年，在遊戲《最後生還者》發售的這一年，遊戲界基本上還是以開放世界角色扮演遊戲為主導，例如《俠盜獵車手》《上古卷軸》等。在這類遊戲中，玩家可以隻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任務。在一些有分支劇情的遊戲中，玩家的行為選擇還會影響劇情走向。
《最後生還者》的創作者尼爾·德魯克曼也被如此要求過，但他拒絕了。他認為，主人公喬爾作為一個擁有暴力一面，也擁有溫柔一面的人，是不會做出某些抉擇的。在他看來，如果玩家可以自由做決定，那麼會破壞喬爾這個角色的性格和行為邏輯。從當時遊戲的創作環境來看，選擇一種堅定的線性叙事似乎有些冒險，但遊戲推出後收獲的獎項和評價證明了這樣做的效果。
在遊戲中，喬爾是一位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單身父親，在疫情暴發初期失去了他的女兒，二十年後他在波士頓的隔離區從事走私工作。他和伴侶泰絲，為了完成“火螢”組織首領瑪琳的托付，開始了護送免疫者艾莉的旅途。在途中，泰絲被感染，為了保護喬爾和艾莉，選擇獨自留下來抵抗追擊者。喬爾也漸漸在和艾莉的相處中，将她當作女兒看待。
末日世界的圖景、主人公關系的發展變化、末日社會中人類如何生存等思考融彙在同一個文本中，使它擁有大多數遊戲都無法達到的特殊厚度，而這又剛好與影視改編所需的故事性及更深層次的人性議題相契合。《最後生還者》編劇之一克雷格·馬津也說，“我隻是選擇了一個故事最好的遊戲。”
1993年，在電影《超級馬裡奧兄弟》上映前，人們或許還沒有真正意識到遊戲文本和影視文本的巨大差别。在遊戲《超級馬裡奧兄弟》中，水管工馬裡奧拯救公主更多的隻是作為一個背景設定，整個遊戲更偏重于玩法，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水管工從頭到尾都在一蹦一跳，也依然可以吸引大批玩家。
影視劇則不同，最吸引觀衆的始終是劇情。在電影改編中，原本遊戲的背景設定成為了主線劇情：意大利裔水管工馬裡奧兄弟，為拯救公主黛西，在異世界與邪惡首領庫巴産生對抗。在輔文本轉為主文本的過程中，編劇必然需要在主線劇情之外，幾乎“另起爐竈”來編寫故事，并使它變得更豐滿。兩個文本之間的聯系變得很弱，幾乎隻剩下一些相似的遊戲場景和部分設定，難免将改編往滑鐵盧的方向推進。
在這之後，一些遊戲改編又走向了相反的極端：過于看重對遊戲文本的忠實性，甚至連一些遊戲視角都極盡可能地還原。比如《毀滅戰士》，這部電影為了突出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特點，甚至用了五分鐘時間，模拟主角的第一視角。整個畫面的動作，如在走廊裡行動、用槍擊倒敵人等都是通過這種視角來呈現的，觀衆隻能看到畫面底部主角的手和武器。對遊戲玩家來說有沉浸式體驗感的視角，對電影觀衆來說，卻顯得很有局限，難以接受。
事實上，遊戲着重玩家的體驗感，講究的是互動性，遊戲文本的建立更多的是為玩家營造一種沉浸式氛圍，玩家即角色本身。而影視文本更強調情感的共鳴，共鳴本身就意味着觀衆與角色是有距離的，依靠文本，這種距離可以逐漸彌合，但難以做到完全重疊。
《寂靜嶺》做出了遊戲改編的優秀示範。2006年，改編自同名遊戲的恐怖電影《寂靜嶺》上映。影片對遊戲的世界觀及叙事結構沒有做大幅度的調整，遊戲為影片的改編提供了耐人尋味的文本。
遊戲的主幹劇情并不複雜，主人公哈裡帶着女兒到寂靜嶺度假，半路女兒離奇失蹤，他踏上尋找女兒的旅程。在此過程中，他也逐漸揭開隐藏在寂靜嶺世界中的重重迷霧，懸念感與恐怖感始終籠罩在周圍。難能可貴的是，這部遊戲在宗教神秘主義的濃重氛圍下，還涉及對親情核心，以及正義與邪惡議題的讨論。也是以，整個故事在改編成電影時，更具有引起觀衆共鳴的深層基礎。
同樣地，《最後生還者》除了在基本故事上，牢牢把握住喬爾和艾莉從形同陌路到建立起父女情感的主線，還通過他們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探讨在末日社會中人類如何生存的問題。是像喬爾那樣幫助别人，還是像某些掠奪者一樣，在人類社會内部互相攻擊，又或者隻是當一個冷漠的末日幸存者？這些思考都無形中提高了《最後生還者》改編成功的幾率。
在末日世界，主人公喬爾在護送免疫者艾莉的旅途中，二人形成了父女般的親情。（資料圖/圖）
改編越大，越需要在情感上證明
2020年初，當《最後生還者》的編劇克雷格·馬津和尼爾·德魯克曼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改編。在遊戲中，暴力和動作的戲份讓玩家在通關時更具代入感，但是，當媒體發生變化，編劇們需要思考的是如此多的動作情節在改編中應保留多少。
尼爾·德魯克曼更想讓遊戲中的暴力情節能刺痛人心，而非激起興奮。對此，克雷格·馬津認為，在遊戲中，當玩家殺死某個人時，對方更多的是被了解成一個障礙物，而非一個“人”。在劇中，他們更想讓觀衆能夠體會到，死亡的是某個活生生的人，而非僅僅是螢幕上的某個像素點。
在這種思考下，編劇們在改編的劇集中并沒有用大篇幅的筆墨去還原太多動作戲份，而是進行了針對性的删減。“喬爾躲避子彈的技巧并不重要。”克雷格·馬津說，他認為，以往遊戲改編多次出錯的原因是試圖完全還原遊戲中的動作。
劇中最大膽的改編出現在第三集。遊戲中，比爾和弗蘭克的感情是含蓄克制的，并沒有明示出來。比爾住在一個廢棄的小鎮上，他的同伴弗蘭克因感染自殺。在那之前，弗蘭克受夠了比爾的冷漠和唯我獨尊的态度，準備抛棄他，逃往波士頓隔離區。在弗蘭克自殺的房間裡，比爾發現了他的屍體和他留下的遺書，一瞬間，難過與憤怒的複雜情緒湧了上來。
讨論這場戲時，尼爾·德魯克曼最初認為要把遊戲裡的一些動作場景還原，比如在喬爾被裝置吊起來之後，艾莉幫助他将繩子割斷等。但克雷格·馬津則覺得，有意思的應該是比爾和弗蘭克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這一點應該繼續深挖。
在以往遊戲改編的影視中，例如《古墓麗影》和《生化危機》系列都在電影中保留了相當多的動作戲份。顯然，相比于在角色塑造及叙事方面花的功夫，導演和編劇似乎更加注重場面的刺激和好看。但這兩個系列在之後的續集中，大幅度的動作場面已不能滿足觀衆的要求，觀衆對人物的塑造和劇情的發展提出更高的期待，以至于到系列終章時，影片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诟病。
回到《最後生還者》劇集，改編後的比爾和弗蘭克作為伴侶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劇中對他們共度的二十年中重要節點都詳細地鋪展開來，講述他們如何相識和相愛。比爾最初獨自一人居住在廢棄小鎮，他在周圍設定了很多陷阱，防止感染人群和其他不友好的人進來，弗蘭克在前往波士頓隔離區的路途中掉進陷阱，被比爾救起，而後兩人相愛。
實際上，第三集的改編抓住了“愛”這個核心概念。尼爾·德魯克曼的改編心得是，與遊戲偏離越大，就越需要在情感上證明自身。比爾原本是一個冷漠的末日生存者，他的愛隻針對特定的人；而弗蘭克則是一個浪漫熱心、充滿關懷的人，“關注身邊的事物，是我們表達愛的方式。”他說。
在弗蘭克的影響下，比爾漸漸有了一些改變。他們種草莓、種花、翻修鎮上的一些商店，展現了另一幅末日社會的生存圖景。在飽受疾病折磨後，弗蘭克想讓比爾幫助他自殺，而比爾也因為愛，最終選擇與弗蘭克一起殉情——這樣“浪漫”的舉動在遇到弗蘭克之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末日社會中，絕望的情緒像感染者身上滋生的真菌一樣四處蔓延，一部分人也因為自己的利益到處殺傷搶掠，人類社會不僅在外部遭遇生存的威脅，也在内部進行自我瓦解。當觀衆被拉入比爾與弗蘭克的故事裡，他們也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當末日來臨，自己要如何抵抗對未知及死亡的恐懼？
比爾和弗蘭克之愛，毫無疑問，給觀衆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無論是比爾那種有限定性的、狹義的愛，還是弗蘭克對周圍事物廣義上的愛，在末日社會的絕望中，這種珍貴的情感都給予人們溫情的慰藉，人們似乎有理由相信，當末日來臨，愛也可以成為人類抵抗死亡恐懼的一種方式和力量。
南方周末記者 翁榕榕 南方周末實習生 劉嫄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