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文|木木
編輯|觀星
1869年2月25日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的通過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撕碎了原本就脆弱的戰後聯盟。
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和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分别承認了黑人公民身份和黑人男性的選舉權，而忽略了婦女（白人和黑人）的選舉權。
拒絕承認婦女選舉權既反映了對所有婦女的性别歧視，也反映了對黑人婦女的種族主義。它同樣揭示了平等的悖論，即給予黑人男性選舉權，進而進一步鞏固了男性的統治地位。
一、聯盟的破裂
在19世紀60年代末，這個由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廢奴運動和婦女權利運動看似團結的聯盟，将被種族主義和性别歧視的火焰徹底點燃和幾近摧毀。
道格拉斯在1868年美國平等權利協會成立兩周年之際，他試圖安撫婦女權利上司者的情緒，告訴她們：最大的威脅就是将婦女選舉權和黑人選舉權聯系起來。
這樣會嚴重減少黑人男性選舉權的機會。此外，我重申對黑人來說選舉權是‘迫切的需要’。
婦女選舉權的實作要取決于黑人選舉權的初步成功。再過五年至十年，這将是女性的時間。但道格拉斯的安慰并未取得效果，婦女權利上司者覺得自己受到了背叛。
斯坦頓準備在之後平等權利協會的大會上讨論把給予婦女選舉權納入第16條憲法修正案。
1869年5月12日在紐約舉行的第3屆美國平等權利協會暴露了婦女權利上司者中早就存在的深深的裂痕，會議也見證了婦女權利運動的關鍵轉折。
現在平等權利協會不得不考慮是否支援這一修正案，而最終的結果是這條修正案使婦女權利運動發生分裂。
斯坦頓在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呼籲協會緻力于通過第十六條憲法修正案即賦予婦女選舉權。
大會還沒來得及作出直接回應，種族問題以及黑人男性選舉權和女性選舉權誰應更優先獲得的問題就引發了一系列激烈的交鋒。
以道格拉斯為首的成員們支援以黑人權利優先，而以斯坦頓和安東尼為首的激進派始終堅持以婦女權利優先。
露西·斯通和其他大多數想在修正案中加入女性的婦女都支援第15條修正案。道格拉斯譴責斯坦頓，用種族主義的語言貶低黑人。
他認為白人婦女有權獲得選舉權，并對她們沒有被包括在修正案中表示遺憾，但他堅持認為黑人應該在婦女前面有選舉權。
他強調：黑人婦女被從家裡拖出來，挂在燈柱上。當她們的孩子從她們的懷抱中被拽出來，孩子被摔在路上。當她們成為侮辱的對象。當她們面臨着家被燒毀的危險時。
當她們的孩子不被允許進入學校時，然後她們就會迫切地想和我們一樣獲得選舉權。
此外，面對會議上的觀衆指出是黑人婦女面臨着這些折磨時，道格拉斯回應道：“黑人女性有這樣的境況，不是因為她是女人，而是因為她是黑人。女性有很多方法來發洩她們的不滿，但黑人隻有一種”。
以安東尼和斯坦頓為首的激進派堅決反對，她們甯願看到第15條修正案失敗，也不願支援不包括婦女選舉權的修正案。
她們兩人拒絕任何協商，把關于第十五條憲法修正案的辯論描述為“性别之間的戰争”。
安東尼一直堅持認為：“如果智力、正義和道德占有優先考慮的地位，如果國家不能把全部選舉權給全體人民，那就應該先把它給更聰明的白人婦女”。
第15條憲法修正案把她引以為傲的優點全部否定，白人婦女的地位将低于所有男子。
她是以毫不避諱地冷嘲熱諷說：“當我用請願書向州政府遊說，并在請願書上填上我們向立法機關提出的事業名字時，一個男人對我說，婦女的自由和選舉權完全是一種理論，而不是一件實際的事情”。
她質問現場的成員：“如果存在優先次序問題，白人女性受過教育也很聰明，為何不能勝出？國家理應用婦女的美德、财富和教育來取代即将到來的無知、貧窮和邪惡的浪潮”。
激進派的主張似乎并沒有過錯，但她們二人及其支援者毫不猶豫地對黑人男性發起一波又一波地侮辱性稱呼，稱他們是無知的野蠻人。
二、與道格拉斯的分道揚镳
對于道格拉斯的指責，激進派也毫不客氣地反駁道：“如果第15條修正案提議，賦予除去道格拉斯先生自己種族之外的所有男性選舉權，我相信他也會有同樣的感受”。
“安東尼列出的不應該投票的男性選民名單中，還包括移民、墨西哥人和勞工階級勞工等。斯坦頓震驚的意識到所有下層的男人都可以為他們的利益立法，唯獨忽視白人婦女”。
道格拉斯對于她們的攻擊感到很遺憾，他認為這證明了斯坦頓這樣的女性根本不了解美國黑人在内戰後這樣的關鍵時期所面臨的艱難處境。
她們與道格拉斯合作了30多年，是他的摯友，但在此後卻不得不因為抗争政治的困境而暫時分道揚镳。
以露西·斯通和凱瑟琳·比徹為首的溫和派，她們認同婦女選舉權比黑人的選舉權更加重要，但是她們還是願意支援修正案的通過，認為黑人男子的普選權畢竟是朝着正确方向邁進的。
在斯通的“中間原則”中，她淡化了自己的理論主張，即婦女參政是更有必要的。她堅持認為，如果我們背離“中間原則”，為一個階級辯護，我們就會迷失方向。
她在演講中希望讓會議中的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在南方，白人是如何利用恐怖和暴力來維護白人至上主義的”。
然後，斯通用戲劇性的語言譴責了北方，“北方似乎并不比南方好多少。因為在北方，男人在離婚案件中剝奪婦女對孩子的合法監護權”。
她繼續談到：斯坦頓鼓吹女性優先，道格拉斯為自己的種族和性别争取優先權，這些我都能了解。但在我眼中，反對性别的壓迫和種族壓迫在目前的處境中是同樣重要的。
婦女和黑人都是苦海中的人，但凡有一方能脫離苦海，我都會感到高興。但是她在會後還談到“比起接納黑人，受過教育的白人婦女地位提高将會使政府的道德和安全得到更大保障”。
此外，溫和派主張支援修正案的通過也是在向共和黨示好，他們希望與共和黨人繼續保持盟友關系，借此在日後争取婦女選舉權的過程中獲得其支援。
溫和派中以弗朗西絲·艾倫·哈珀為代表的黑人婦女站在種族和性别的立場上，表達了對第15條憲法修正案的支援。
她們非常了解黑人女性的掙紮，黑人婦女身上既遭受着和白人婦女一樣的性别歧視，又需要和黑人男性共同面對種族主義的壓迫，她們有着更為複雜的人生經曆。
在她們看來，阻礙黑人女性進步的最大障礙不是黑人男性，而是白人的種族歧視。
作為AERA的一名官員，哈珀曾懷疑“白人婦女權利上司者對黑人女性的突然關注并不是真誠的而隻是權宜之計。
因為在為期三年的AERA會議中，有50多名國家官員和發言者其中隻有5名是黑人女性”。
哈珀在會議上尖銳的指出當時以白人婦女為首的婦女權利運動的缺陷，并發表了自己的立場。
“當涉及到種族問題時，我就把性别這個次要的問題放在一邊了。但是白人婦女都追求性别，讓種族占據次要地位。如果這個國家隻能解決一個問題，我就不會讓黑人婦女礙手礙腳，隻要男人們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就好了”。
黑人婦女對第十五憲法修正案的支援并不意味着她們對自己的選舉權、經濟獨立、教育或其他與她們有關的問題不感興趣。
哈珀和其他人明白，隻有當黑人男性的權利得到保障後，黑人女性才能維護自己的權利。
如果黑人男性沒有權利，黑人婦女的鬥争也就毫無意義。道格拉斯指責斯坦頓是在“依靠手無寸鐵的奴隸婦女來推動婦女權利的事業”。
溫和派婦女權利領袖對修正案的一緻支援卻不足以阻止日益擴大的分歧。
安東尼和斯坦頓為首的激進派最終在這場辯論中處于失敗的一方，她們覺得自己被AERA的其他人孤立了，而這也導緻了婦女權利運動的最終破裂。
三、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的成立
她們和其支援者退出了平等權利協會，在1869年3月成立了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這個協會明确堅決反對第15條憲法修正案，建立立的組織完全放棄了進一步争取黑人選舉權。
協會上司幾乎全是女性，對男子想要進入上司層有着嚴格的限制。并且該組織明确表示不與政黨結成隸屬關系或與廢奴主義者合作。
協會的目标是敦促國會通過賦予婦女選舉權的第16條憲法修正案，并剔除“男性”一詞。
當協會考量正在提出的立法和其他問題時，隻使用一個标準：正在考慮的措施對婦女會産生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
協會每年都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起草并分發請願書，力圖通過婦女擷取選舉權的聯邦憲法修正案。在協會的指導下，婦女關于解放的“思考和談論”轉向了“實際的、積極的行動”。
她們的報紙《革命》為婦女最激進的訴求說話，還涉及勞工、窮人、已婚婦女财産權和離婚後的權利等等各方面的事業。
由于過于激進，《革命》的言論常常遭到大衆的攻擊和诟病。在NWSA建立之初，斯坦頓和安東尼未能發出公開邀請，令許多改革者感到惱火，他們覺得自己被冷落了。
面對昔日親密無間夥伴的此舉，斯通和其丈夫亨利·布萊克威爾覺得這是對他們個人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