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1869年2月25日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撕碎了原本就脆弱的战后联盟。
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分别承认了黑人公民身份和黑人男性的选举权，而忽略了妇女（白人和黑人）的选举权。
拒绝承认妇女选举权既反映了对所有妇女的性别歧视，也反映了对黑人妇女的种族主义。它同样揭示了平等的悖论，即给予黑人男性选举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地位。
一、联盟的破裂
在19世纪60年代末，这个由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废奴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看似团结的联盟，将被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火焰彻底点燃和几近摧毁。
道格拉斯在1868年美国平等权利协会成立两周年之际，他试图安抚妇女权利领导者的情绪，告诉她们：最大的威胁就是将妇女选举权和黑人选举权联系起来。
这样会严重减少黑人男性选举权的机会。此外，我重申对黑人来说选举权是‘迫切的需要’。
妇女选举权的实现要取决于黑人选举权的初步成功。再过五年至十年，这将是女性的时间。但道格拉斯的安慰并未取得效果，妇女权利领导者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
斯坦顿准备在之后平等权利协会的大会上讨论把给予妇女选举权纳入第16条宪法修正案。
1869年5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的第3届美国平等权利协会暴露了妇女权利领导者中早就存在的深深的裂痕，会议也见证了妇女权利运动的关键转折。
现在平等权利协会不得不考虑是否支持这一修正案，而最终的结果是这条修正案使妇女权利运动发生分裂。
斯坦顿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协会致力于通过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即赋予妇女选举权。
大会还没来得及作出直接回应，种族问题以及黑人男性选举权和女性选举权谁应更优先获得的问题就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交锋。
以道格拉斯为首的成员们支持以黑人权利优先，而以斯坦顿和安东尼为首的激进派始终坚持以妇女权利优先。
露西·斯通和其他大多数想在修正案中加入女性的妇女都支持第15条修正案。道格拉斯谴责斯坦顿，用种族主义的语言贬低黑人。
他认为白人妇女有权获得选举权，并对她们没有被包括在修正案中表示遗憾，但他坚持认为黑人应该在妇女前面有选举权。
他强调：黑人妇女被从家里拖出来，挂在灯柱上。当她们的孩子从她们的怀抱中被拽出来，孩子被摔在路上。当她们成为侮辱的对象。当她们面临着家被烧毁的危险时。
当她们的孩子不被允许进入学校时，然后她们就会迫切地想和我们一样获得选举权。
此外，面对会议上的观众指出是黑人妇女面临着这些折磨时，道格拉斯回应道：“黑人女性有这样的境况，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是黑人。女性有很多方法来发泄她们的不满，但黑人只有一种”。
以安东尼和斯坦顿为首的激进派坚决反对，她们宁愿看到第15条修正案失败，也不愿支持不包括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
她们两人拒绝任何协商，把关于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辩论描述为“性别之间的战争”。
安东尼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智力、正义和道德占有优先考虑的地位，如果国家不能把全部选举权给全体人民，那就应该先把它给更聪明的白人妇女”。
第15条宪法修正案把她引以为傲的优点全部否定，白人妇女的地位将低于所有男子。
她因此毫不避讳地冷嘲热讽说：“当我用请愿书向州政府游说，并在请愿书上填上我们向立法机关提出的事业名字时，一个男人对我说，妇女的自由和选举权完全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一件实际的事情”。
她质问现场的成员：“如果存在优先次序问题，白人女性受过教育也很聪明，为何不能胜出？国家理应用妇女的美德、财富和教育来取代即将到来的无知、贫穷和邪恶的浪潮”。
激进派的主张似乎并没有过错，但她们二人及其支持者毫不犹豫地对黑人男性发起一波又一波地侮辱性称呼，称他们是无知的野蛮人。
二、与道格拉斯的分道扬镳
对于道格拉斯的指责，激进派也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如果第15条修正案提议，赋予除去道格拉斯先生自己种族之外的所有男性选举权，我相信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安东尼列出的不应该投票的男性选民名单中，还包括移民、墨西哥人和工人阶级劳工等。斯坦顿震惊的意识到所有下层的男人都可以为他们的利益立法，唯独忽视白人妇女”。
道格拉斯对于她们的攻击感到很遗憾，他认为这证明了斯坦顿这样的女性根本不了解美国黑人在内战后这样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她们与道格拉斯合作了30多年，是他的挚友，但在此后却不得不因为抗争政治的困境而暂时分道扬镳。
以露西·斯通和凯瑟琳·比彻为首的温和派，她们认同妇女选举权比黑人的选举权更加重要，但是她们还是愿意支持修正案的通过，认为黑人男子的普选权毕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
在斯通的“中间原则”中，她淡化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即妇女参政是更有必要的。她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背离“中间原则”，为一个阶级辩护，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她在演讲中希望让会议中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在南方，白人是如何利用恐怖和暴力来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
然后，斯通用戏剧性的语言谴责了北方，“北方似乎并不比南方好多少。因为在北方，男人在离婚案件中剥夺妇女对孩子的合法监护权”。
她继续谈到：斯坦顿鼓吹女性优先，道格拉斯为自己的种族和性别争取优先权，这些我都能理解。但在我眼中，反对性别的压迫和种族压迫在当前的处境中是同样重要的。
妇女和黑人都是苦海中的人，但凡有一方能脱离苦海，我都会感到高兴。但是她在会后还谈到“比起接纳黑人，受过教育的白人妇女地位提高将会使政府的道德和安全得到更大保障”。
此外，温和派主张支持修正案的通过也是在向共和党示好，他们希望与共和党人继续保持盟友关系，借此在日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过程中获得其支持。
温和派中以弗朗西丝·艾伦·哈珀为代表的黑人妇女站在种族和性别的立场上，表达了对第15条宪法修正案的支持。
她们非常了解黑人女性的挣扎，黑人妇女身上既遭受着和白人妇女一样的性别歧视，又需要和黑人男性共同面对种族主义的压迫，她们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经历。
在她们看来，阻碍黑人女性进步的最大障碍不是黑人男性，而是白人的种族歧视。
作为AERA的一名官员，哈珀曾怀疑“白人妇女权利领导者对黑人女性的突然关注并不是真诚的而只是权宜之计。
因为在为期三年的AERA会议中，有50多名国家官员和发言者其中只有5名是黑人女性”。
哈珀在会议上尖锐的指出当时以白人妇女为首的妇女权利运动的缺陷，并发表了自己的立场。
“当涉及到种族问题时，我就把性别这个次要的问题放在一边了。但是白人妇女都追求性别，让种族占据次要地位。如果这个国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我就不会让黑人妇女碍手碍脚，只要男人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好了”。
黑人妇女对第十五宪法修正案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她们对自己的选举权、经济独立、教育或其他与她们有关的问题不感兴趣。
哈珀和其他人明白，只有当黑人男性的权利得到保障后，黑人女性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黑人男性没有权利，黑人妇女的斗争也就毫无意义。道格拉斯指责斯坦顿是在“依靠手无寸铁的奴隶妇女来推动妇女权利的事业”。
温和派妇女权利领袖对修正案的一致支持却不足以阻止日益扩大的分歧。
安东尼和斯坦顿为首的激进派最终在这场辩论中处于失败的一方，她们觉得自己被AERA的其他人孤立了，而这也导致了妇女权利运动的最终破裂。
三、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成立
她们和其支持者退出了平等权利协会，在1869年3月成立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这个协会明确坚决反对第15条宪法修正案，新建立的组织完全放弃了进一步争取黑人选举权。
协会领导几乎全是女性，对男子想要进入领导层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且该组织明确表示不与政党结成隶属关系或与废奴主义者合作。
协会的目标是敦促国会通过赋予妇女选举权的第16条宪法修正案，并剔除“男性”一词。
当协会考量正在提出的立法和其他问题时，只使用一个标准：正在考虑的措施对妇女会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
协会每年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起草并分发请愿书，力图通过妇女获取选举权的联邦宪法修正案。在协会的指导下，妇女关于解放的“思考和谈论”转向了“实际的、积极的行动”。
她们的报纸《革命》为妇女最激进的诉求说话，还涉及工人、穷人、已婚妇女财产权和离婚后的权利等等各方面的事业。
由于过于激进，《革命》的言论常常遭到大众的攻击和诟病。在NWSA建立之初，斯坦顿和安东尼未能发出公开邀请，令许多改革者感到恼火，他们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面对昔日亲密无间伙伴的此举，斯通和其丈夫亨利·布莱克威尔觉得这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