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鎮上，作家易小荷算得上是一個異類。
沒有人像她一樣，出門時會在腋下夾一本餘秀華的詩集。本地人形容“什麼東西都能買到”的超市，在易小荷筆下，隻能對付基本的生活需求：這裡買不到無糖咖啡，隻有三合一；沒有内衣淨，一切衣物的清洗都統一在一塊肥皂上；在所有大門敞開的鄉鎮人家中，她是唯一一個有白天關門習慣的人，即使這個租房的内外兩扇門，憑一人之力就能推倒。
最重要的，易小荷總是獨自一人，既不做家務，也不用帶孩子，這超出了當地人的生活經驗。“這鎮上有各色各樣的婚姻形态，但就是容忍不了單身的女人，離婚的女人、出軌的女人。”易小荷在書裡寫道。
打麻将仿佛是鎮上人的“主業”，不分男女老少，也不顧時間場合。易小荷不會，隻好拒絕街坊熱情的邀請。滿街搓麻将的聲音此起彼伏，易小荷卻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看書、練瑜伽。這樣一個與小鎮格格不入的女人，很自然地引起了流言。傳到易小荷耳朵裡的版本是——她是某位高官的夫人，有錢有閑，坐擁當地好幾套房。
趕場時的“野生”拔火罐 ©易小荷
2021年，作家、媒體人易小荷創業失敗，決定暫時離開上海，回到四川自貢的老家，這也為她的寫作計劃騰出了大片時間。書寫鄉鎮邊緣女性群體的想法由來已久。多年來，作為記者，易小荷輾轉于北京、洛杉矶、紐約、巴黎、上海等城市。鄉鎮于她，是“對中國一無所知的那部分”。
很久之前，易小荷看過一個農村女子難産的報道，丈夫叮囑大夫，一定要保小。而在城市裡，她卻總聽到有人評價，中國女性是東亞地區女性中地位最高的。北上廣深在全國隻有寥寥幾個，但像仙市這樣的小鎮卻不計其數。她決定，趁着回老家的這段時間，去看看更真實的，也更廣闊的鄉鎮。
在自貢的高鐵站下車，經過十幾分鐘的車程，穿過大片農田，就能抵達碼頭。再由擺渡人撐着長竿，坐船到古鎮街頭。古鎮是典型的丘陵地帶，釜溪河蜿蜒而過，街道高低起伏。踩上青色的石闆路，能看見兩旁青瓦白牆的民居。木制門窗邊，挂着晾曬的衣物和用來腌制的鹹菜。
古鎮靠河的一邊，對岸是一片油菜花地 ©易小荷
這裡是仙市鎮，被劃為四川自貢的旅遊景區。古鎮介于貧困與溫飽之間，距離易小荷的家隻有十幾公裡，以前，她隻作為遊客來打卡過一次。小鎮不過三條半街，當地人形容，“劃根火柴的功夫，就能在鎮上逛一圈”。但就是在這個窄小的空間裡，易小荷與最具沖擊力的現實迎面相撞。
她跟一位城市裡的作家朋友講述自己初到鹽鎮的見聞：“沒想到都已經這個年代了，還有這樣的女人，全鎮的人都知道或者目睹過她遭遇家暴，但是大家似乎都習以為常，而她自己也完全沒有想過擺脫這種生活。”
“但你想不到吧，她同時也是鎮上最受歡迎的媒婆。”
街上任何一個普通女人的故事都能觸動易小荷敏感的神經。她沒有想到，當人們在大城市高談闊論女性權利的時候，還有女性依舊重複着古老時代的輪回。
在這裡生活了一年後，她選擇了12位女性的故事，集寫成書。在後記中，她寫道：“鹽鎮的生活是一道道細碎的裂口，女人拼命止血，而男人們在撒鹽。”
在苦難的底端
易小荷租住在靠近河邊碼頭的屋子，附近就是媒婆王大孃家開的茶館。剛認識這位新鄰居時，王大孃穿着旗袍，戴着長串珍珠項鍊。63歲的她，身材依舊凹凸有緻，“打皺皺”的臉上，還能看出年輕時的标緻。
在易小荷最初的印象裡，她是個風風光光的孃孃。附近有适婚男女的家庭，都有求于她，占用她家面前空地賣貨的商販，也對她客氣有加。
鎮上的茶館 ©易小荷
後來熟悉起來，王大孃才開始跟易小荷訴苦，自己的丈夫是個“爛賬”，“勾搭過無數女人”。鄰居也告訴易小荷，王大孃被丈夫在大街上追着打，鎮上人人都知道。
在四十多年的婚姻裡，她被打斷過手，身上常年挂着烏青的淤痕。最嚴重的一次，她被丈夫按倒在地，掄圓的拳頭砸在身上，肚子挨了男人一腳，随即吐出一口鮮血。她感受到了死亡逼近的恐懼。
家暴起初是因為抓奸。丈夫出軌過衆多女人，鎮上人都知道，但誰也沒有當回事，隻有王大孃忍不下這口氣。
婚姻不幸，一部分的緣由是王大孃“不争氣的肚皮”——她隻生下兩個女兒。王大孃懷過兒子，但在計劃生育的政策下，她四次被抓走引産，每次都是男娃。其中一個快七個月了，小手已經長出了指甲，在死去前抓着王大孃的手臂，留下讓她一輩子都忘不掉的溫度。
王大孃不是沒有到外地保胎的機會，但丈夫一方面風流成性，一方面又疑心病重，對她控制很嚴，是以才不能成行。
一個在時代、婚姻雙重重壓下的受害者，變成了這個家庭的罪人。婆婆嘲諷她“年年都在坐月子”“隻曉得生耙（軟）蛋”。而丈夫出軌，更是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找個年輕漂亮的婆娘，好生個兒子。”
在仙市鎮，即使閑聊，女人們的雙手也在擇菜、削蘿蔔、帶小孩，從不歇着。易小荷是唯一一個能從這類瑣事脫身的人。她在大街上閑逛，參加當地人的婚禮壩壩宴，跟着女人們到葬禮的道場。每逢農曆三、六、九，一有時間，就跟着鎮上人的人趕場。飯館的老闆娘、茶館裡的客人、美甲店裡的女人們，都是她聊天的對象。
趕場的女人 ©易小荷
在這些命運各異的女人身上，易小荷發現了一個共同點——“許多女人都被男人打過”。一個男人提着刀，追着妻子滿街跑，被鄰居勸下來才作罷。
說合王大孃夫妻的楊瞎子，曾經也是家暴的受害者。楊瞎子也是易小荷的鄰居之一。從她屋子的二樓望下去，能看見楊瞎子家的堂屋。
在這裡，盲人被直截了當地叫做“瞎子”，再冠以姓氏，用來區分。兩個盲人的結合，本該是弱勢個體的互相依靠。可出人意料的是，楊瞎子曾無意間跟易小荷透露，丈夫不僅家暴過她，而且從來沒給過她一分錢。
在小鎮這樣的熟人社會中，打開一個人的話匣子，就會掉出另一個人的故事。王大孃和鄰居們都曾和易小荷提到，鎮上有個叫童慧的清高女人，隻有一個人跟她關系特别好，“就像個男的”。在鎮上的時間長了，易小荷也常常看見她們肩并肩走在小鎮的街巷之中。
她們是鎮上的一對同性伴侶。李紅梅走路呈外八字，腰間拴着一串鑰匙。她性格豪爽，一天就能抽掉一包煙。有七八次因為喝酒過量，被送到衛生院打吊瓶。
童慧年輕時是鎮上有名的美人。她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看不上鎮子裡賭錢、喝酒、家暴的男人，在李紅梅的猛烈追求下，她最終決定選擇這個“沒有不良嗜好”的女人。
但日子久了，兩個人慢慢活成了鎮子上的異性戀夫妻。童慧因為勸對方不要喝酒，就招來一頓大罵。她曾給易小荷發來一張照片，上面有她挨打之後，脖子上的痕迹。童慧說，李紅梅還曾當着别人的面，打她一耳光。
易小荷見過李紅梅年輕時的照片，在她的第一段婚姻，還是某個人的妻子時，她長相清秀甜美，臉上挂着兩個小酒窩。和童慧在一起後，她開始換成了中性的打扮，穿看不出輪廓的上衣，甚至喝酒家暴等積習，都是在向當地男性文化靠攏的結果。
“哪怕是兩個女人，因為落後的環境、封建的思想、見識的狹窄，一個女性最後也可以像男性一樣，偶爾也會去‘壓迫’另外一個女性。”這也讓易小荷意識到，女性在這裡，不隻是一種性别，更是一種作為弱者的處境。
除了女性，易小荷還會留意那些最不起眼的動物。她目睹一群孩子拿着石頭砸一隻橘貓，貓吓壞了，四下尋找躲避的地方。羊肉店外的山羊，大多數時間隻是呆呆地站着，直到宰殺之日，眼底裝着跟人一樣的恐懼和眼淚。一條大黃狗不合時宜地沖進茶館，被幾個大男人用闆凳卡住，打得空調、桌椅、地上，全濺滿晃眼的鮮血。
某種程度上，動物就是人的鏡像。在面對強者時，兩者的命運其實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生命在這裡被碾軋到塵埃裡，大部分時候沒有任何反抗。”
在這個集齊了貧窮、苦難、邊緣元素的鄉鎮中，女人們是生态圈中的底層，是怯弱者揮刀的所向。
這也是為什麼易小荷最終選擇12位女性成書的原因：“弱勢人群是觀察整個社會最好的一個側面，一個社會怎麼對待女性，這個社會就是什麼樣的，女性的處境是一個社會的天然尺度。”
心理按摩師
王大孃總喜歡聊起神佛、菩薩、因果報應的話題，每次都會壓低聲量，仿佛有什麼神秘力量就在身邊。有一次，她跟易小荷提及當地“特别神”的仙婆，“四裡八鄉都找她”。
易小荷來了興趣，請王大孃帶她見見仙婆。2021年8月16号，兩個人五點多就起床，天還沒亮透，就要趕着出門。這也是王大孃的安排，“仙婆的生意特别好，你如果不早去，就有可能看不上，或者要排隊排很久。”
到了仙婆家，門口已經停了好幾輛“兩輪”和私家車。穿過堂屋往左拐，就是仙婆所在的房間。窗簾隻掀開了一小角，透進來微弱的光線。昏暗的小屋擺滿了木闆凳，是給平時排隊等候的人特地準備的。最裡側，擺着一張仙婆的大床。
仙婆家的一角 ©易小荷
易小荷坐下來等了一會兒，門口走進來一個面色紅潤的短發中年女人。這位仙婆看上去跟鎮上的普通農婦沒什麼兩樣，嗓門大，聲音爽朗。看見房間裡已經有四五個村民等候，她先是坐在床上，跟村民聊家常，然後突然在床上躺下，語氣變得嚴肅，問來人“姓甚名誰？”
村民們挨個報上姓名，毫無保留地訴說自家隐私，再求仙婆化解。有人得了怪病，或者有癌症，有人最近休息不好，多夢驚擾。健康、婚姻，大多是生活中最基本的訴求。現場沒有人過問前途、事業、财運一類的“高階”煩惱。
易小荷發現，跟普通村民相比，仙婆更擅長察言觀色。輪到易小荷時，王大孃一上來跟仙婆就介紹：“她是從上海來的。”即使沒有提醒，仙婆大概也能看出，比起其他村民，易小荷皮膚更白，身上也沒有常年體力勞作留下的痕迹。
仙婆算出來，易小荷是個“技術型的人才”，“走到哪個工廠，都會有人搶着要。”
仙婆的主要技能是“下陰”。她嘴裡念念有詞，召喚魂靈上身，用對方死去親人的口吻，與村裡人對話。仙婆就像鎮上人的“心理按摩師”，讓村民看到生活透進來的一線光亮。每當遇到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題，他們就會找到仙婆，這也發展成了每個村子裡最興旺的生意。
“她用他們在地下親人的聲音告訴他們：這個世界還有人在記挂他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易小荷說：“人家是上面有人，他們是‘地下’有人。”
鎮上的人習慣燒香拜佛 ©易小荷
不同人笃信的仙婆也不一樣。一個鎮上的母親找到一位仙婆，稱自己的女兒曾迷迷糊糊走到32樓，準備跳下。仙婆認為女孩“撞到了不幹淨的東西”，她讓女孩的家人晚上八點，在房子的北邊燒紙，一邊罵一邊走回來。等孩子回家，就在她的背上撒米。
這位母親起初并不知情，女兒從職高退學，14歲就進入一個灰色行業，幫着男朋友在KTV管理幺妹（未成年坐台小姐）的團隊。那是一個充滿謊言、暴力、甚至毒品的世界。“不幹淨的東西”，實則是女孩患有抑郁症。
在這裡，人們尤其信命，習慣了被動接受命運的安排。易小荷打過交道的人當中，最讓她感到心疼的，是美甲店的老闆梁曉清。她是一名85後，在讀國小一年級的時候，突然被阿公叫停。身為風水師的阿公斷定“梁家注定一個讀書人都出不了，就不要浪費那個錢了”。梁曉清聰明而有悟性。靠着在家自學課本，其他孩子做不會的數學題，隻有她能解出來。但一個孩子靠讀書走出小鎮的希望，就這樣輕易地、永遠地被抹除了。
現實中難以撼動的，隻能傳遞給神迹。王大孃被打到吐出鮮血的那次，她趁着丈夫分神，忍着痛站起來，一口氣跑出去，不是找人求助，也并非逃跑，而是沖到觀音閣跪下哭訴。她想到兩個女兒，自己還不能死，隻好求菩薩搭救。易小荷開始了解王大孃們：“如果連這些都沒有，她們的人生要怎麼辦？”
普通人的曆史
易小荷在古鎮居住了三四個月後，連遠一點的村子都有人知道，仙市鎮上來了個作家。
一個鄰村的女人加了易小荷的微信，剛剛通過好友驗證，就發來幾十條60秒的語音。後來，她還主動找到易小荷家裡，問易小荷：“我的故事很精彩，你要不要寫一下？”
一直以來，鎮上都流傳着她拐賣了自家的侄子的謠言。為此，孩子的家人跟她反目，走在街上，也會有沖她吐口唾沫。多年之後，孩子被找到，流言不攻自破。但她卻沒有等來一個道歉。女人更覺得憤怒，逢人就講她的冤屈，可是根本沒有人在意。
“每個人的生活都如此沉重，下個月給孩子交錢怎麼辦、老人生病了怎麼辦、自己将來生病了怎麼辦......哪還有工夫張望别人的生活？”易小荷說。熟人之間，哪怕都住在同一條街上，也沒有太多時間彼此打量、傾聽。
這些普通人的傾訴欲超過易小荷的想象。王大孃說過，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她百年之後，能有個人為她寫點東西，讓别人知道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大孃”的稱呼像是一種印戳，昭示着一個女人熬過40歲，從此模糊掉性别和面目。在王大孃還是王冠花的時候，她身材出挑，隻要換上幹淨的裙子，就是人群中顯眼的那個。她喜歡跳舞，教過鄉下來的知青，總能引來異性注視的目光。
王大孃的茶館門口 ©易小荷
王大孃玩短視訊，愛用美顔濾鏡，留在唱歌軟體上的作品有上千首。她轉發在朋友圈裡，喜歡一條一條翻給别人看。
弟弟家裡有困難，她就偷着接濟兩個侄子，把老大供到職高。自己沒能從家暴的陰霾中脫身，但隻要看到有人吵架，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路人，都會放下手裡的活路，跑過去勸說：“一個家屋頭不容易......”有一次，王大孃看見一個女人正在被丈夫追打，男人手裡攥着把殺豬刀，她也敢跑去拉架。
“她是地道地道的好人，是一個懦弱的好人，但沒人知道，也沒人記錄，”易小荷說，“别人隻知道她很造孽（可憐），被家暴，老公出軌，一個女人的一生就應該隻是這樣嗎？”
易小荷搜尋過與古鎮相關的地方志或者書籍，僅有的幾本書裡，除了記錄一位節烈貞女的故事，再沒有關于任何女性的記載。
古鎮民居 ©易小荷
聽着女人們的故事，易小荷好幾次鼻頭一酸。從業多年，她依舊容易被“小人物”的故事打動。最早，她是國内知名的體育記者，接觸的都是像姚明這樣的體壇明星。
“打個比方，采訪姚明，隻要他出現在公衆場合，我得每分每秒跟着他，觀察他所有的細節。”易小荷開始反思，“今天有沒有吃三明治，（這個細節）其實就算不寫又怎麼樣？對這個人來說，沒有什麼影響。唯一有影響的，就是報紙上少一點點所謂的‘獨家’。”
鎮上女人們的面貌拼湊成一組群像，一群被忽略已久、無人關心，最終留不下名字的普通女性。關注小人物的意義感遠遠大于采訪明星，易小荷決定寫下《鹽鎮》這本書，“給這滿街的女人做個見證”。
有一次，易小荷在微信小群裡和曆史學學家羅新開玩笑：“你們好多史學家是記錄‘秦舞陽十三歲殺人’（《史記》中的内容），而我感興趣的是被殺的那個‘人’的命運，他叫什麼名字，有沒有家人，他有沒有過夢想。”
古鎮裡的娜拉
在一個下午，單親媽媽陳秀娥冒着大雨找上門來，說自己反悔了，她的故事沒有寫下來的必要，後來又改口，希望不要使用她的真實姓名。
陳秀娥（就像《鹽鎮》中的12位女性一樣，她們近一半都是化名）跟易小荷相識最早，易小荷曾陪着她在王大孃的茶館裡相親，到她的家裡做客，給她的孩子買零食。相識半年後，陳秀娥對眼前這個作家朋友仍有疑心：“我這一輩子，吃過太多虧，受過太多騙了......很熟的人，我都很難去相信。”
陳秀娥本該是最有希望走出小鎮的那類人。她頗有寫作天賦，高中拿過滿分作文，還曾在《少年文藝》上發表過作品。她就讀的高中，是自貢市數一數二的中學，考上大學大學基本穩妥。
她也有過當作家的夢想，但聽說，“當作家都是些窮困潦倒的人”，考慮到家裡窮，就早早放棄。
人生的轉折，發生在她17歲那年。母親患癌離世後，陳秀娥的成績一落千丈，最後隻考上了廣州的電子科大。她在廣州隻讀了一個學期，跟着網戀的男友見過面，就退了學，去了男友的家鄉四川宜賓，結婚生子。新婚的愉悅褪去後，男人開始沒日沒夜賭錢。連公公臨終時，丈夫都在牌桌上。
易小荷認識陳秀娥時，她已經離婚6年，帶着兩個孩子，在鎮上找了個幼稚園教師的工作，每個月拿一千多塊錢工資。日子過得緊巴而簡單。她每天淩晨起床，喂雞和兔子、做家務、到幼稚園上班，下班後回家輔導完孩子的作業，就到了睡覺的時間。
在方圓幾裡的丘陵古鎮上，陳秀娥的生活慢慢收縮。除了幼稚園的幾個同僚，她沒有更多朋友。讀書時期的同學，有的已經記不起來。
走出小鎮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易小荷也面對過相似的境況。對于小地方的孩子來說，大多數人難以成為“小鎮做題家”。成績好的考中專，普通點的上技校，以便早點結束學業，工作賺錢。在他們周圍，沒人能提供任何新的人生範本。國中畢業時，老師在班上問，有多少個人要讀大學？教室裡，稀稀疏疏地舉起三四條手臂。其中就包括嚴重偏科的“學渣”易小荷。她對這個結果感到詫異，望向班級第一的那個同學，心想，他為什麼不舉手？
“如果不是我爸爸跟我說一定要讀大學，我不會這麼堅定。”易小荷說。但有這種意識的父親，在當時并不多見。
易小荷在釜溪河的渡船上 ©易小荷
大學畢業後，和陳秀娥一樣，易小荷也曾跟着當時的男朋友去到他所在的城市。她形容那時的自己自卑、懦弱。找不到工作，“經濟不獨立，精神也不獨立。最大的心願，就是嫁給男朋友，過點小日子”。
一個意外的轉機是，男方的家人并不喜歡她，覺得那時候的易小荷窮、胖、不好看。男友也扛不住壓力，被迫相親。那時，易小荷正好看見一個外地的招聘啟事，她應聘成功，終于自己從那段最灰暗的生活裡打撈出來。
這場陰差陽錯的出走，說不清占了多少運氣成分。“但凡選錯了一點點，都肯定不是現在的我。”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易小荷一樣幸運。小鎮上不乏那些“不徹底的出走者”。家庭、母職，成了把女人們固定在釜溪河上的錨爪。在美甲店的老闆梁曉清的人生中，曾經出現過兩次出走的機會。
梁曉清 ©易小荷
一次是在梁曉清剛成年的時候。她在自貢富順的一個廠工作，有了申請宿舍的條件。但梁曉清不敢離開，她怕自己一走，就沒人可以保護随時會被父親家暴的母親。
另外一次，是在2018年，為了精進化妝的業務，梁曉清去北京參加大型美妝會。臨走時，老師挽留她，“留在北京，不要回去小鎮，那裡沒什麼發展”。但彼時，梁曉清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18歲時，她就嫁給了一個沒什麼共同話題，也沒有上進心的男人。
這些走出過小鎮，又重新回來的女性身上，都有同一個特質：她們身上生長出來的自主意識、自我覺醒，都會慢慢被磨滅，這是強大地方文化的塑造作用。“好不容易生長出的那個‘新’的部分很快就被掐滅了。”易小荷說。
在《鹽鎮》中，易小荷也承認，越往後讀，年代越新。女人們的命運，也越從那種密不透風的窒息感中解脫出來。她們出走的可能越來越大，時代給予的機會越來越多。她所記錄的，更多是那些沒能成功出走的女人，她們的故事一直默然無聞，她們的傷口一直沒有愈合。
這些出走失敗的女人後來成為了母親，自己停留在原地，托舉起下一代人。某種程度上，出走的沖動從未消散。跟易小荷成為了朋友後，梁曉清告訴女兒：“你看（易）阿姨多好，你以後長大了，不要像媽媽這樣，那麼早就結婚，将來才會有更多的選擇。”
另一位書中的女性則決定把孩子送到重慶讀國中，學費一學期一萬六，一個月至少兩三千生活費。旁人無法了解，為什麼一定要弄到外地讀書？隻有她清楚，“我就是不能讓孩子在這個鎮上待着，一定要走得更遠。”
撰文丨陳曉妍 編輯丨張瑞 出品丨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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