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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域，從地理位置來看，因為朝代的不同，西域的疆域在不斷地變化中，但它的核心區域基本沒有變更過。“西域”這個名字第一次在正史中出現，卻晚至漢代。在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西域以其所代表的特定區域名稱出現，自此西域逐漸進入普通大衆的視野，而西域文化也以其獨有的特點影響着漢代文學。
從漢武帝派張骞出使西域起，兩地區之間的交流與聯系就越來越密切，文化方面的交流也逐漸加深。西域文化對漢代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也越來越廣。漢代上至皇室王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對其充滿了好奇之心，整個漢代社會生活中異域文化的色彩較之前的國家都濃厚，影響更為深遠。
一、空高大漠，塞上肥草：兩漢對西域的認識變化
《漢書·西域傳》記載：“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骞始開西域之迹。”
張骞回漢之後對漢武帝及官員大臣的報告，也是漢朝官方首次對西域的全面了解。自此之後，兩漢與西域互通有無，形成了著名的“絲綢之路”，兩漢與西域的交流正式開始，互相之間的影響也在交往範圍的逐漸擴大中，變得越來越廣。
漢朝與西域有着不同的文化傳統，西域文化的出現，對當時的中原人來說，在心理上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沖擊。大量不同于漢代傳統的新奇事物湧入，大大豐富了當時中土人們對西域世界的認識與想象。使得人們對西域的認識逐漸從神秘化轉入了半神秘半現實的狀态之中，在心理上也逐漸開始接受西域的真實。
《後漢書·西域傳》記載：“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
縱觀兩漢，在不同時期，漢人對西域的心理态度就不相同。漢朝與西域的關系時和時戰，到了東漢，從漢武帝時期開始，更是以戰争為主基調，和西域的關系“三絕三通”。漢朝人民眼中的西域和朝廷對西域的态度緊密相連，這些主流的态度往往會在一定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可能會影響到文人在創作與之相關作品時的态度。
西漢前期，人們對西域的認識還基于神話傳說中的一些概念，新奇與恐懼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反應。從朝廷對西域的态度就能看出，漢高祖、文帝至景帝時期，朝廷與西域基本沒有直接的聯系，上層對西域的一些了解也大多來自于匈奴。
從漢武帝始，漢朝的政策發生轉變，以戰争為主要手段。這樣到過西域的人數也較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這個地方，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曆和感受，進而對西域有了一些大體上的了解。以朝廷為主，下诏開始派遣駐兵屯田，以上層人士為代表，漢庭開始主動了解西域，并借以戰争來達到統治者的目的。
而戰争自古就是輸赢兼備，戰争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傷害也是不可忽視的，是以這一時段人們對西域的态度是恐懼與征服。這時的恐懼主要是對西域諸國在戰争中表現出來的力量和地形本身的畏懼，征服則主要變現為西域對大漢的臣服，讓人們看到了西域的渺小，和作為一個征服者的勝利姿态。
東漢與西域三分三合，在當時人們對西域認識不深的情況下，這樣戰争與和平的交替，除了引起人們強烈的好奇心之外，恐懼和擔憂也同時存在，對于在中原的人來說，漢對西域的經營狀況，會直接影響到人們對西域的态度。東漢時期，人們對西域的态度就是比較複雜，接受、新奇與恐懼互相交織并存。
經過西漢與東漢兩朝，漢人對西域的認識從單純戰争性的接觸到習俗生活化的接受，人們在逐漸揭開西域神秘的面紗，進而認識到更為真實、現實的西域。了解的越多，作品中表現西域物象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真實；另一方面，通過文人的描述，更多的人認識到西域這個地方，使當時的人們在心理接受的範圍和程度上，對西域也有了一個更為直接深入的認識。
二、雲似牛羊羊似牛：西域風土人情浸入漢代文學
《博物志卷·之六》記載：“張骞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
西域有着豐富的物産，這些與地大物博的大漢王朝相比，可能無法在量上與之相媲美，但在漢人眼中這是一片現實與神話交織為一體的神奇地方，這裡的寶物與奇物足以引起他們的關注和好奇。從西域輸入的事物，大多是當時的中原所沒有的，特别是一些珍奇的動植物、玉飾、香料，比如孔雀、郁金香、胡椒、紫花苜蓿、迷疊香料等都是那時從西域傳入中土的。
西域除了有奇特的物産之外，還有一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幻術伎藝。漢代作品中對此也有一定的描述。尤其是漢代的百戲，是西域大秦的雜技藝術傳入中原後，與中原地區傳統的藝術相結合，産生的新的西域化的樂舞表演。由西域傳入中原的幻術有，“自支解”、“易牛馬頭”、“自縛自解”、“吐火”等。
《後漢書·西南夷傳》記載：“永甯元年，撣國王由調複遣使者詣阙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
漢代百戲中融合西域的這些伎藝是最多的，漢代百戲是融合了魔術與樂舞的一種舞台表演形式，“象人擊鼓”、“赤身弄蛇”、“易貌分形”、“吞刀吐火”等都是受西域影響較多的表演形式。漢代文人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表演的盛況。揚雄的《羽獵賦》中提到了“吞火”表演，張衡在《西京賦》中對“漫衍”、“魚龍”的注解，更加凸顯了其強烈的異域情調。
人物形象在文學作品中的差異表現是最直接的，從外貌上來看，西域與中原的人民差異非常大。随着漢與西域交往越來越密切，來漢的胡人也越來越多。長安、洛陽城中，來漢經商、學習的胡人很多，漢代詩賦小說中就有關于西域人物形象的描寫，有獨立成篇較長的描述的，也有穿插于各種人物之間概述的。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其人皆深眼，多須髯。”
漢代時期，由于地域距離和交通方式的不便，到達西域的人僅僅是很少的一部分。有很多人并沒有親曆西域的經曆，而正是通過這些到過西域的人，當時的人們得以了解了西域的風土人情，也能在想象中勾勒出西域人物的相貌、形态。在當時文人的作品中，就有這樣一些作品是刻畫西域人物外貌的，如蔡邕的《短人賦》中就寫到“侏儒短人，僬僥之後”。
這些來自西域的人們，仰慕中原的文化，逐漸順應中原的習俗，并在這裡安家。這些人雖然已經适應了中原的生活，但是他們的外貌沒有太大的改變，文人的作品也讓當時的人們更具體的了解了西域人與漢人的不同之處，有很強的對比性。
胡地因為西部偏遠地區，環境惡劣，形成了與中原地區不同的習性。揚雄的《長楊賦》描寫中，“明年，上将軍誇胡人以多禽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從描寫來看，這種做法很是殘忍，但從另一個角度反襯了胡人的威猛和魄力。這樣的胡人，漢人很難與之相處，這些行為與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恪守禮儀為上的漢人格格不入。
《覽海賦》記載：“朱紫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于東序，王母處于西箱。”
關于西王母的傳說很早就有，而它的起源地就在西域。西王母生活的地點不斷地變換，但應該距漢不遠，玉門關之外，大概在今青海一帶。西王母的故事在中土地區流傳很廣，随着故事内容的增加，西王母的形象也在不斷地變化當中。漢代時期，神仙思想和神仙崇拜非常盛行，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尤其是在漢武帝統治時期，達到了空前的狂熱。
西王母作為一個神的代表，必然成為當時人們頂禮膜拜的一個對象。這一時期民間不斷有祭祀西王母的活動，人們把西王母當作一種精神信仰，将希望與祝福寄托在她的身上。可見西王母形象在漢代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了人們内在的精神支柱，在形象上也越來越接近于漢人。
三、西域的詭奇造就的漢朝的華麗
縱觀漢代辭賦、詩歌、散文、小說，漢代文學整體呈現出“詭奇”、“巨麗”的風格特點，這其中漢代樂府詩因為受到西域音樂的影響，呈現出質樸悲壯的特點，這些風格不是單方面某個因素可以形成的，文化交融的大背景是産生發展的根源，漢代本土文化是促使形成這些不同風格的原始土壤。
不同于漢代固有的主流文化傳統，西域，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雜居、多文化融合的地區。在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内，西域都處于重要的交通樞紐位置，是連接配接東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樞紐，在中西方經濟、文化發展融合中有着特殊的貢獻。
西域文化由多種文化組合而成，多文化的交融及地域不同等因素，使它呈現出與中土文化不一樣的風貌，展現的是漢代文化中缺失的一些東西。這些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所建構的新奇世界，成了漢代文人創作中的一個新的對象和表現内容，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漢代以“詭奇”、“巨麗”為主的文學風格的形成。
漢樂府樂曲中所用的樂器部分來自西域，比如箫、胡笳、羌笛、琵琶、箜篌等，這些樂器大多音色低沉，有悲壯蒼涼之感，這也是胡地樂器特有的風格。而樂府詩的基調大多主要以“悲”為主，“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兩者有異曲同工之處。其所特有的音樂風格方面的特點，與漢朝雜言詩、邊塞詩的創作風格有很大的關聯。
器物在西域文化中占較大的比重，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域文化特點的反映。西域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有很多曆史未解之謎，這使得神秘性成了它最大的特點。伴随着神秘性而來的就是人們對它巨大的好奇心，這些好奇心就足以說明它與當時的傳統文化是不同的，這樣的差别在文學表現中，往往會不同。
在漢代文學作品中，這些特點在文人加工創作的時候，因為對事物本身不完全的了解，創作中就可能帶有明顯的誤解、誇飾、虛構、想象的色彩，無形中誇大了它的本來特性，事物本身的特點被無限的放大，故而“神奇性、奢華性、趣味性”的特點既可以看成是西域文化的特點，也可以是文人通過在作品中描述西域物事，間接影響到文學作品的風格特點。
漢代文學中，文人們對西域文化的接受和再創作，是西域文化在作品中呈現的一個重要因素。漢代文學偏于詭奇，甚至怪異的風格，是詩賦家們在他們的作品中顯現出來的。越是不真實、不确定的，給創作者留下的創作空間就越大，西域文化的本身就是如此，人們很難認識它的全貌，這也是人們對其進行大膽想象、虛化的重要原因。
結語
西域與漢代同處曆史長河之中，它們的交流與碰撞不是偶然的，時代的大背景給了它們一個開闊的平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使雙方有了很多共鳴之處。文學與文化關系密切，一個時代文化的走向往往會影響到文學的發展，文學往往也會成為時代的記錄者，漢代文學就是漢代與西域往來的标本。
異域的風土人情，瑰麗的文化特點，都讓西域對漢代文學作品和漢代文學風格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從創作素材、人物形象到内容的多樣性，西域地貌、物産、伎藝、神話等在文學作品中都有直覺的展現，這些意象不用進行加工或文學性的描寫，使中原文學作品呈現出異域的風采。
西域這片神秘的土地為文人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創作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人的想象創造力，強化了文人的鋪張誇飾之風，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了漢代文學的風格特點和藝術特征，是以可以認為西域文化是形成漢代以“奇”“麗”為主的文學風格特征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
[2]班固.《漢書》.
[3]範晔.《後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