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沖向懸崖時
需要有一種力量拉住它
文：千字君、瀝泉 編：先知書店店長
有人說，人類所遇到的任何棘手問題，都可以從某位智者的書中找到答案。
那麼，當一個超級大國的掌舵者，在面臨國家存亡，乃至人類最為重大的問題——“生存，還是毀滅”時，他會去讀誰的書呢？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爆發，美蘇兩大陣營劍拔弩張，足夠毀滅地球數百次的核戰争一觸即發。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将目光聚焦在美國總統肯尼迪身上——他的抉擇，将決定其國家走向，乃至全人類的命運。
彼時，肯尼迪的案頭，除了核密碼箱，還有一位當代曆史學者的作品。肯尼迪反複閱讀，陷入沉思，并用書中揭示的曆史教訓不斷警示自己：
政治是由最聰明的人組成的，卻總是做出最愚蠢的決策。每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各國上司人，幾乎都深知治國之術和權力遊戲，卻同時陷入驚人的集體愚蠢、迷之自信，這些聰明絕頂的職業政客，親手将人類文明拖入了毀滅性的大災難。
肯尼迪發誓，自己絕不重蹈覆轍，“我肯定會做出更好的選擇”。于是，他在最後關頭沉住氣，步步施壓，既達成了政治意圖，又避免了将世界陷入末日般的核戰。
事後，肯尼迪把這位女作家的書當成國禮，寄給了英國首相，希望對方牢記英美兩國的特殊友誼，并且“對現代文明及其敵人，保有最深刻的反思與警惕”。
十年之後的1972年，中美兩國都被籠罩在蘇聯核威懾的陰影之下，而美國更深陷越戰的泥潭。為維系國家安全，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訪華，世界為之瞠目——這是1949年之後中美關系的“破冰之旅”。而尼克松也像肯尼迪一樣，将這位曆史學者的書贈送給中國時任上司人，中方則以魯迅作品回贈之。
這位曆史學者，就是兩屆普利策獎得主，被譽為“非虛構寫作第一人”“當代的修昔底德”的巴巴拉·W·塔奇曼。
塔奇曼究竟有什麼魔力，能獲此殊榮？
▌她的悲憫和洞見，成為“社會溫度”的标尺
曆史不僅關乎真相與事實，更關乎道德與信仰。塔奇曼深切的普世精神、人文關懷，使她在衆多曆史大師中格外突出。
作為“笃信宗教的戰前一代”，她堅信“正義和理性最終會獲得勝利”。她熱情讴歌美國獨立革命、以色列衛國戰争，而她的研究和寫作，卻始終緻力于減少戰争。
以色列的戰鬥是雄獅的戰鬥，這是該地區最偉大的戰役，在危難時刻挽救了美國，也暴露了俄國……雄獅也會流淚，他們不僅為同胞流淚，也為被殺的敵人流淚……炫目的勝利過後，他們沒有遊行歡慶，而是對死者哀悼紀念。（塔奇曼《聖經與利劍》）
塔奇曼的犀利洞見，讓全世界最有權勢者為之折服。
當很多人熱衷于追憶戰前的“黃金時代”，或是暢想烏托邦的美好未來時，塔奇曼毫不留情地指出：對于絕大多數沒有特權的人而言，并不會有什麼“黃金時代”。
塔奇曼不醉心于政治年表、科技進步，她甚至不關心經濟競争，她關心的是“社會溫度”——各國的好戰情緒，是如何沸騰起來的？
通過對世界大戰前的“溫度測量”，她得出結論——文明不會亡于衰落，隻會亡于折騰：“當社會的“溫度”越來越高，群眾越發激進，權力越發傲慢；人們一邊渴望對外複仇和擴張，一邊尋求權力和财富的再配置設定。”（塔奇曼《驕傲之塔》）
曆史洞察與人文關懷，固然可以矯正某些政客的愚蠢。但顯然，在哲學家、曆史學家群星璀璨、大師輩出的20世紀，僅憑這一點，還支撐不起諸如“當代的修昔底德”“非虛構寫作第一人”的殊榮。那麼，塔奇曼是如何做到“把深刻的曆史洞察、人人都知道結果的曆史，寫得讓人捧起書來就愛不釋手、欲罷不能”呢？
▌破解寫作技藝的“不可能三角”
二戰後的德國，曾流傳過這樣一個笑話：在一名納粹成員身上，聰明、誠實、相信法西斯主義，這三者不可能同時為真。這個“不可能三角”，在知識市場同樣存在：很少有作品，能同時做到深刻、精彩、真實，即“寫作技藝的不可能三角”。
事實上，曆史上确有很多認知高遠、思想深刻的巨匠，因拙于文字表達，其皇皇巨著被後世讀者束之高閣。結果，這些知識随着時間的流逝，成為了“化石”，甚至被永遠遺失。
造成這種遺憾的原因，除了書寫者運用文字的能力不足外，就是塔奇曼在《曆史的技藝》一書中所提及的，學界普遍存在着一種偏見——“高估研究，輕視寫作”。那麼，塔奇曼自己的曆史作品，是怎樣做到在深刻之外精彩而又真實，進而破解“寫作技藝的不可能三角”呢？
◎沒有事實的叙述，貧乏而難以服人：虛構捏造vs原始文獻
在史學界——無論通俗寫作，還是曆史研究，長期存在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很多史觀正、充滿曆史洞見、文字淋漓暢快的作品，存在斷章取義、以立場篩選史實、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實的現象。
塔奇曼終其一生都在捍衛美德與文明。她坦言，自己從不相信世界上有“絕對客觀的曆史學家”，因為“那隻有時鐘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寫每個字的時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個“價值先行者”。
為了探尋曆史真相，她總是“毫不猶豫地以最快速度撲向原始文獻”：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寫的報告、公文中的便條……
在《八月炮火》中，當寫到英軍登陸法國的下午時，“一聲夏日驚雷在半空炸響，接着是血色殘陽”。這句文學描述，是她翻閱大量檔案後，從一位英國軍官的日記中找出來的。為了考察“指揮官的傳令效率”，她甚至到法國山區實地考察。
“材料的選擇，決定了最終作品的品質，這是我隻用原始文獻的原因。”塔奇曼說。
即便如此，對一個曆史寫作者而言，一手資料依然非常有限，即便在檔案公開度比較高的地方。于是，二手資料成了曆史學者的鴉片——吸之，效果立竿見影；棄之，寫作生命随時會中斷。
對此，塔奇曼的态度是“它們有用，但也有害”。因為二手資料即便是事實，也是被篩選過的事實。選擇二手文獻，也就意味着放棄了自己篩選的機會。
一知半解的批評家質疑她，但一流的曆史學者卻紛紛聲援她。
西方學界的“頭号中國通”費正清，在讀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後，吃驚地說：“她發掘了所有的記錄……哪怕連最小的紙片都沒放過”。
晚年的費正清曾語帶諷刺地說：“某些批評家将巴巴拉的書稱為‘通俗曆史’，這與其說是批評這些書，不如說是批評他們自己。”（《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序言）
她所寫出的每一個單詞，都是真實的曆史。但由于她的書太過精彩，以至于人們時常質疑——這些令人迷醉的畫面感和戲劇性，是不是巴巴拉為了“讓曆史更動人”而捏造出來的？
對此，塔奇曼斬釘截鐵地說：“我從不捏造任何東西，包括天氣。”
◎把功課全留給讀者，是作者的失職：堆砌名詞vs精煉提純
史觀正确、尊重史實的研究者有很多，但隻有少數人具備學者的擔當和能力——花費雙倍的時間研究、篩選史料。
塔奇曼非常鄙視公共領域的“論文式寫作”——堆砌事實、事無巨細，看似“學識淵博、立場客觀”，但事實上，讀者根本無法了解那麼多名詞。這樣掉書袋是一種極不負責的偷懶——把功課都扔給了讀者。
她的書資訊量巨大，但從不堆砌名詞。面對浩如煙海的研究資料，她“從泥沙中淘出金礦，然後精煉提純”。
她把自己的寫作比喻成“放大地圖的尺寸”——要忠實于“原圖”，更要有所取舍。為了凸顯與主題關聯度最高、長時段看最重要的史實，她甚至必須忍痛割舍一些最精彩的叙述。
例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一書中，“亨利·華萊士訪華會見蔣介石”的情節，被塔奇曼一筆帶過。為此，她甚至舍棄了一句精彩評語：“為了理想，亨利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
原因在于，随着對這一支線情節的展開，叙述它的文字數量突然猛漲。“于是我立即有種不妙的感覺，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直到有一天有人問塔奇曼，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
“我聽見内心的回答是：它一點兒也不重要，它真的對事情沒有任何影響。”（塔奇曼《曆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曆史》）。換作别的作家，多半無法舍棄已經寫就的精彩故事——他們總是被旁門和枝節所吸引，但寫作的藝術——對藝術家的試煉——就在于，是否能夠忍痛割愛，直奔主題。
◎作者權力巨大，除了自己的良心，無人能夠監督：上帝視角vs隐身的說書人
有的曆史學家史觀正确、尊重文獻，也有整理文獻的能力和毅力，但其中隻有極少數人能夠克制住“苛求古人”、“夾叙夾議”的沖動。
塔奇曼認為，出色的曆史學家必須是“隐身的說書人”——講故事的最高境界，是讓聽衆忘記說書人的存在。
曆史學家絕不能使用情緒化的講述誘導讀者，即便他有第一手的真實史料，更不能在叙事裡穿插自己的價值批判。如果作者對素材有疑惑，應該在幕後自行解決。即便想要做動機分析，也應該放在附錄裡。“不要當着讀者的面和素材理論”——要避免“事後諸葛亮”，更要避免“代讀者發表感想”。
為了給讀者呈現整全的、有高度的視角，她甚至強迫自己放棄一些極具代表性的記載。
例如，寫到史迪威在緬甸的大敗時，有一件令人震驚的真事：蔣介石的一名部下，在掩護撤退時擅離職守——為了把一輛勞斯萊斯汽車搞回家。史迪威憤怒地說:“在中國戰場打仗，（國民黨）司令官從來不會窮着下台。”
塔奇曼本想引用這句文獻中的原話總結——僅從忠于史料和史實的角度，這沒有問題。但她擔心後人讀到這段曆史時，會對其他中國國民黨将軍産生偏見。最後，她不但删掉了這句話，而且直接舍棄了這個故事。
對此，塔奇曼的理由是：作為叙述的一部分，雖然一件細微處的小事看上去是有代表性的，也能留給讀者深刻的印象，但這個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現整體。這時候作者的權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無人能夠監督。
◎最好的作家，才是最好的曆史作家： 合格的學者vs語言藝術家
一個曆史作家如果将以上三點都做到了，算不算優秀呢？不，他隻能算是“合格”。要做到“優秀”，還必須掌握“駕馭文字魔力的技藝”。
“見識、知識和經曆還不足以成就一個偉大的作家，他還要有對語言的非凡掌握,作為他發出聲音的工具。偉大的思想，還需要借助對詞彙的完美掌握才能表達。”
“所謂優秀的曆史作品，就是讀者明明早就知道結局，仍然對懸念疊起的文字欲罷不能。”
——對寫作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可想而知，能夠入她法眼的“偉大作家”自然屈指可數。塔奇曼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從不空手而歸：就像畫家的畫筆、雕塑家的黏土一樣，她的文字 還原了曆史的史詩感。
在塔奇曼看來，寫作的難度、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研究。是以，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藝術家…讓文字具有脫離作家掌控的魔力。“在我寫書時，我常感覺自己是個藝術家。”
美國曆史學家、普利策獎獲得者羅伯特·馬西在《八月炮火》的序言中寫道：“塔奇曼那年夏天為了一段文字，反複推敲了八個小時。後來那段文字成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經典佳句，這就是《八月炮火》的開場白。”
“1910年5月的一個上午，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出殡，騎着馬在隊伍中前進的有九個帝王，多麼宏偉的一個場面！穿着喪服，肅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驚歎不已。
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紅姹紫，寶藍翠綠，三騎下排聯辔出了重重宮門，在陽光照耀下，羽翎頭盔，金絲衣鑲，绯色绶帶，嵌着珠寶的勳章閃閃發光……”
寫作和商業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一旦有人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新品類，就會被無數聰明的人模仿。下面是三位著名作家代表作的開場白，像極了對《八月炮火》開場白的仿寫：
“1932年那個山窮水盡的夏天，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活像一座深陷敵圍的歐洲小國京城……”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幹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并無大事可叙……”
“無數黑騎在遠處來回馳騁。遠處長河之上，一輪渾圓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煙正直直刺向昏黃的天空。天寶三載，元月十四日，巳正。長安，長安縣，西市。春寒料峭，陽光燦然。此時的長安城上空萬裡無雲，今日應該是個好天氣。”
以上這三部作品分别是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
充滿魔力與洞見的文字，在塔奇曼的作品中，可以随手拈來：
“1914年的某種氣氛，讓感受到它的人為人類的命運顫抖。”
“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蕪瑣碎，這是偉大的悲劇必需的元素。1914年的8月，有一種東西在逼近，不可逃避，無所不包，籠罩着每一個人。完美的計劃和易犯錯的人之間的可怕沖突直讓人顫栗……”
“你無法從惡中分離出善，智慧、勇氣、善良也和無賴、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無畏和堅忍不拔也和虛榮、殘暴、腐敗同生同滅。”
“生活在20世紀的人類不值得羨慕。他們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現在他們失去了驕傲，開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們再也不能如贊美詩詩人那樣尊稱自己為‘僅次于天使之人’。”
塔奇曼在“非虛構文學”領域的開拓行為，甚至反過來影響到了虛構文學。被稱為“鬼才”的馬伯庸說，“塔奇曼就是非虛構寫作的神仙。”電影《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編劇蘆葦，曾多次表示，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塔奇曼，沒有之一。
◎厭惡人類同胞的作家，已接管了文學世界：流量明星vs冷門經典
做到以上四點，自然是卓越的曆史作家，但距離天才，恐怕還差一條：把冷門寫熱、化腐朽為神奇。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任性到不需要蹭熱點流量，而是憑實力自己制造流量。
塔奇曼出身于商人世家，早年在劍橋學習曆史和文學，二十多歲成為戰地記者。婚後十多年，她一直在家相夫教子。44歲，很多人已經陷入失去夢想、日漸頹廢的“中年危機”。可是對塔奇曼而言，寫作的“青春”才剛剛開始。
當這位中年主婦走出廚房，重新開始公共寫作時，竟然一飛沖天、長盛不衰：憑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度斬獲普利策獎後，塔奇曼受邀擔任多所大學的榮譽教授，講座場場爆滿。
人們紛紛翹首以待：塔奇曼還會繼續講故事嗎？下一次更新的作品，會是什麼話題呢？
一個作家通常會以三種方式重回公衆視野：暢銷書作家喜歡追逐時代熱點，恨不得每時每刻都出現在公衆眼前；合格的專家通常在自己的象牙塔裡“深耕細作”，為大衆提供專業咨詢；優秀的學者更喜歡宏大叙事、無所不談，留下“通史”類的鴻篇巨著……
塔奇曼所處的時代，“厭惡人類同胞的作家接管了文學世界”——無論舞台上的戲劇，還是流行的各種作品，都在拼命地追趕潮流，沒有人會關心時代的核心命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這些都不是塔奇曼，她是充滿關懷的人文學者，更是敢于挑戰“小流量”的天才作家。
功成名就之後的她，以一種“任性、冒險”的姿态，沖入最清冷的曆史領域，掀開一張張積滿灰塵的幕布，點活了舞台上的人物：從中世紀大瘟疫到美國建國時的世界政局，從木馬屠城到越南戰争，從摩西聖約到貝爾福宣言……
塔奇曼的八部作品，在中國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但最能代表其寫作水準以及他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則是《驕傲之塔》——很少有曆史作家關注的冷門曆史時段，這從該書的副标題“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可見一斑。
塔奇曼不僅成功挑戰冷門話題，而且将這些話題寫成了人們競相購買、引用的經典。看似任性的背後，其實源于她敏銳的曆史洞察力，才能在曆史的荒漠中掘得寶藏。塔奇曼說：
“吸引讀者的曆史，讓他們和我一樣對寫作主題欲罷不能。但前提是，這段故事必須要先吸引我自己，以至于有一種分享的使命感。和誰分享呢？——當然是讀者，我一直将之裝在心裡的人。”（塔奇曼《曆史的技藝》）
▌當世界墜入平庸與危險時，需要一種力量拉住它：塔奇曼作品使用指南
時至今日，塔奇曼開創的“基于文獻的史詩寫作”，對我們究竟意味着什麼？
至暗時刻的肯尼迪将塔奇曼作品置于案頭，作為決策的依據；
美國總統将它作為國禮，塔奇曼的書是大國外交的信使；
曼徹斯特、黃仁宇、馬伯庸等作家将塔奇曼的書作為“模仿”對象……
對于大衆，閱讀塔奇曼作品，在體驗閱讀之美的同時，亦完成了一場智慧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