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一個讓中華人口暴漲過億的人，曆史不能忘記！
一個商人從海外帶回一根甘薯藤，拯救了上億中國人的性命，這可能嗎？告訴你：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真實的曆史。
明朝萬曆年間，福建商人陳振龍下南洋貿易，到呂宋國（今菲律賓）經商期間，發現當地的丘陵、山野間都種着一種叫朱薯的作物，并有機會品嘗了煮熟的朱薯，非常甘甜可口。得知這種作物耐幹旱貧瘠，易移栽繁殖，生長力強，産量很高，可以替代米糧，陳振龍想到福建家鄉“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稀少的窘況，産下的糧食根本滿足不了生活需求，鄉民常常食不果腹，遇到水旱災荒更是饑餓困苦，四處逃荒，餓殍遍地，十分悲慘。家鄉山地很多，如果把這種作物帶回去種植，不就能大大增加口糧，讓人們吃飽肚子，擺脫的生活的困苦和災荒的威脅了嗎？他非常用心地向當地的土人請教、學習朱薯的栽培種植方法，打算引種回家鄉造福鄉民。但當時呂宋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朱薯是西班牙人從南美引進的，殖民政府将其視為國寶，嚴禁帶出國境，違反禁令是要被殺頭的。陳振龍救濟鄉民心切，不顧個人安危，冒着掉腦袋的危險幾次三番想把朱薯帶回大陸，但都失敗了，個人還為此遭受了懲罰。即使屢遭挫折，陳振龍始終沒有放棄引種朱薯的信念，他得知朱薯可以用藤莖繁殖這一訣竅後，經過缜密籌劃，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陳振龍冒着很大的風險，花重金私下買了幾根朱薯藤蔓，偷偷地編入了泊靠在岸邊的中國貨船的纜繩中，在外面塗上淤泥，終于混出海關，将朱薯藤帶回福建。
陳振龍回到老屋，立即按照從呂宋土人那裡學到的種植方法，把朱薯藤條種在老屋院子裡，他象照看自己孩子般地細心呵護，扡插、培植、澆灌、施肥、翻秧，這根獨苗藤蔓終于不負期望，結出了累累的碩果。年過五旬的陳老漢終于長出一口氣，露出了欣慰的笑顔，感謝上蒼不負有心人！
當年福建又一次遭遇大旱，五谷歉收，饑民遍野，嗷嗷待哺。陳振龍試種朱薯成功，馬上讓兒子陳經綸上報福建巡撫，建議推廣種植用于度荒。巡撫金學曾正為赈災之事心急上火，聽到朱薯有“六益八利”，非常重視，支援陳振龍父子在更大範圍試種，4個月後成熟，啟土開掘，朱薯子母相連，大有收獲。金學曾立即通令各地如法栽種，大面積種植，閩中上千萬百姓饑荒是以得以緩解。自此在不斷推廣下，福建百姓很快家家戶戶掌握了朱薯的種植技術，因為其味道甘甜，人們都稱其為甘薯。
事情還遠不止于此，甘薯的引進不僅僅幫助福建一地度過了災荒，增加了人民的口糧，造福了一方鄉民。其後甘薯的好處和作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包括大科學家徐光啟等有識之士都非常重視甘薯種植的推廣，專門上書朝廷，推動政府出台政策鼓勵全國各地引進種植甘薯，大大改善了大陸農作物種植和百姓口糧的結構，使之成為大陸舊時代度荒救饑的重要食物之一，荒年時“鄉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自從甘薯被廣泛種植以後，大陸的人口有了非常顯著且高速的增長。清初（1655年）大陸人口僅0.14億，到 1741 年急劇增長到1.4 億，之後依然一路攀升，到清末（1850年）發展到了4.3億人，這其中甘薯作為“末世救濟糧”，其對清朝的人口增長和社會繁榮存在着莫大的正相關關系。
甘薯雖然“土生土長”，但它的起源地并非中國，而是真正的“舶來品”。
它的原始出身在美洲，大約在5000年前，中美洲和南美洲人馴化了這種作物，當地各民族的克丘亞語稱其為“kumara”。 自1492年，哥倫布首次航行至美洲大陸，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物種大交換開始。和玉米、馬鈴薯、木薯、蕃茄等農作物一起，甘薯被帶到了歐洲。甘薯在歐洲并不怎麼受人待見，但随着歐洲殖民者的商船，它又被帶到菲律賓、越南等殖民地，繼續着向全世界傳播的程序。
16世紀初，西班牙殖民者為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把甘薯帶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和摩鹿加島，讓土人廣泛種植，以補充糧食的不足，同時也嚴格限制甘薯向境外傳播。直到16世紀末陳振龍冒死把甘薯藤帶回大陸，甘薯才在中華大地紮根生發，造福華夏億萬人民。
甘薯是如何影響當時的社會曆史程序的？
首先是帶來人口的快速增長。中國古代雖然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但很長一段時間都到不了一億。即使在經濟十分繁榮的北宋時期，總人口也僅為0.47億；加上遼、西夏等政權，全國人口也才約1.21億。而且古代的老百姓大多過着衣食匮乏的貧苦生活，一旦遇上戰亂或天災，餓死者往往無計其數，導緻人口銳減。而引進的甘薯大大提高了口糧的産量，讓百姓解決了溫飽難題，更是在災荒年景給人們提供了救命糧，讓更多的人捱過饑荒，延續了生命。在官方統計下，大陸人口首次突破一億，就是發生在引進甘薯後的明代萬曆年間。
咱們還可以從以下官方統計的資料來尋求實證：
萬曆六年（1578年），明首輔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畝、登記戶籍、推行一條鞭法時，得到的資料讓他“驚詫莫名”、“悲意頓生”： 洪武二十六年全國人口普查時，福建有81.5萬餘戶、391.6萬餘口。經過近二百年“生齒漸繁”之後，這個省份的在冊戶民僅僅剩下了51.5萬餘戶、173.8萬餘口，銳減了接近六成！而其後又二百餘年，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建依舊災荒不斷、瀕臨破産，但它的在冊人口卻達到空前的1500餘萬，增長九倍以上。與此同時，全國的戶口也激增七倍左右，達到了驚人的4.9億。如此巨大的起伏，遠遠超出了前代治國理民的經驗，在這一人口曲線的背後，隐涵着諸多外來農作物的支撐性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歸功于甘薯。
甘薯為什麼能發揮出如此重要的社會作用呢？
甘薯自身的特性注定它能擔當起溫飽百姓的責任，成為人類曆史上重要的食物之一。它生命力旺盛，産量高，不挑地，耐旱耐貧瘠，而且渾身都是寶，不僅塊根生熟可食，就是莖葉也能吃，即使鬧蝗災蝗蟲也吃不到地下，災後仍然能提供一定的口糧産出，這使得在鬧饑荒的時候，沒有哪種糧食能像甘薯一樣擔當着救世主的角色，作為不可多得的緩解饑荒的“救命糧”，切切實實幫國人度過了不少劫難。不敢想象，如果沒有甘薯的賤養代糧之功，中國可能很難成為擁有現在人口規模的泱泱大國。
現在，大陸依然是全球甘薯産量最大的國家，但值得高興的是，國家的糧食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牢牢地端穩了飯碗，不僅豐衣足食，而且種類繁多，飲食豐富，結構優化，營養均衡，滿足了人民不斷提升的品質生活的需求，甘薯已經不再具有“末世救濟糧”的屬性，而是成為人們餐桌上調劑口味、保健養生的副食品了。八〇後的人們沒有經曆過饑荒，也沒有過饑餓的感受和記憶，因而對上述甘薯（蕃薯）的功能和作用難以理喻，不肯認同。但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們卻有不同的印記，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民間還流傳着“蕃薯湯，蕃薯馍，離了蕃薯不能活”的口頭禅，這是當時生活狀況的真實寫照。我是河北省滄州地區的農村人，小的時候還在生産隊，生計凋敝，分到的糧食不夠吃，平常都要摻着蔬菜、野菜填肚子，還很少得飽。夏秋還好，有各種瓜菜可以添食助飽，到了冬天，萬物凋零，隊上分的糧不足糊口，要精打細算省儉着過日子，就隻能靠儲存下來的白菜、蘿蔔、蔓菁等填肚子，而其中能作為主糧的非蕃薯莫屬，時稱“瓜菜代”。這是因為隊裡生産的糧食大多交了公糧，支援國家建設，而蕃薯産量雖然很高，但不易長期貯存，糧站裡不收，正好留下來做了社員的口糧。糧食短缺的時候，家家戶戶一日三餐都是蕃薯，吃得人反酸水、燒心，就算變着花樣吃，也把人吃到膩吃到吐。
不誇張地說，那一代人吃蕃薯都吃傷了，以至于在心底留下陰影 ，日子好過了，能吃飽了，生活水準提高了，有的人再也不願吃、不想吃一口蕃薯，提起來就反胃。可在那個年代實在沒有别的吃的，隻能終日以蕃薯充饑續命，常年累月，不得不然。特别到了春天，一冬存儲消耗殆盡，青黃不接之際，蕃薯的可貴真就稱得上續命膏梁了。很多人的命也确實是靠蕃薯維持延續下來的，如果沒有蕃薯，我想我們那個地方餓死的人應該不在少數。蕃薯之重要，對錦衣玉食者無足輕重，對吃商品糧的職工及家屬不過是飲食的調劑品，而對廣大的基層農民來說，那可是維生續命的口糧，須臾不可或缺的啊！
蕃薯天生就是一種“饑荒食物”，越是在災荒年景或特殊曆史時期越能發揮和凸顯它的重要作用。它的塊莖不僅易儲耐食，就是其嫩秧也能入飯，掐一些蕃薯的嫩脆的秧尖、葉片，洗淨拿開水焯一下，或加些蒜汁涼拌，或熱油煎炒，即是美蔬，也可拌些玉米打成糊餅、熘成苦類，便是風味美食。而藤蔓則成為喂豬的主要飼料，生長期每次翻秧斷落的藤蔓都會帶回家作為青飼料給豬投喂，到收獲後攤在田裡的蔓子慢慢風幹，鍘碎就成了家豬過冬的主要食物。還有就是把生蕃薯塊切片曬成幹，更容易儲存和食用，小時候我幹過這活兒。剛入冬時地裡沒農活時，母親帶着我們用“擦床”（一種帶刃口的專用擦片工具），把蕃薯塊擦切成片，一片片地擺到空閑的大田裡晾曬，各家各戶都這麼做，于是村邊的農田裡、谷場上就象白花花下了一層雪，很壯觀的。這個季候幹冷少雨，雪還不到下的時候，空曠的地上正适合晾曬，也不用多管，過四五天去地裡把薯片翻個個兒，幹得更快些。頭下雪之前，蕃薯片都幹得嘎嘎的，揀起來裝囗袋運回家，用做一家人過冬的口糧。把蕃薯片上碾子或用機磨磨成面，用來貼餅子、蒸窩窩頭，更常做也最受歡迎的飯食是饸饹，不過為了增加面的韌性得添加些老榆皮面，家家幾乎都有饸饹床子，把和好的面劑放進槽裡，用杠子用力壓下，粗細均勻的饸饹條就從槽底鐵皮篦子眼裡一束束冒出來，用滾湯煮熟，撈到清水裡一過，盛到大碗裡澆上菜鹵，清涼爽口，大快朵頤。有時圖省事，早晚熬粥時直接把幹薯片洗淨放進去，幹濕一鍋出，也挺扛餓。這些都是我童年、少年時的真實生活經曆，思想起來曆曆在目，回味如新。
陳振龍的功績和曆史意義。
陳振龍一介布衣商民，心系國計民生，排除萬難，百折不撓，不顧個人安危冒死引進甘薯，不計家族得失将甘薯苗和培植方法公之于衆，而且教育家族子孫七代人薪火相傳不懈努力，不遺餘力推廣種植，使甘薯這一重要作物在中國大地上普及開來，挽救了數以十、百萬計的哀哀待斃的饑民，養活了數以億計的生民百姓，澤被蒼生，匡世利國，遺惠千秋，功德無量，為後人感戴敬仰。
也有人說，陳振龍并不是把甘薯引入中國的第一人，而且林林總總列出了若幹條甘薯入華的路徑以及先于陳氏的人，這些應該有所依據，未便輕易否定，但這些人和他們引進的甘薯并未造成多大影響，沒能發揮甘薯濟民解困的功效。陳氏之功業，不僅僅在于其發現并将甘薯帶回大陸，纾解了福建一地的災荒，而是經過數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把甘薯這一似乎專為窮苦百姓度荒解困而生的作物推廣普及到了中華大地的各個角落，充分發揮了其社會功能，實作了其拯民匡世的社會價值。有人把陳振龍比作“古代的袁隆平”，雖然他不是植物學家，在農作物育種培育上沒有什麼發明創造，但他把實用功能極強的甘薯拿來推廣普及，為百姓增加口糧，解除饑馑之困，打破了大陸人口發展的瓶頸，其功績完全可與袁教授媲美，這種現實的“拿來主義”同樣功不可沒，人民不會忘記，曆史不會忘記！
陳振龍成就如此功德業績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文化人思想深處深厚的“家國天下”情懷指引下的必然選擇，是“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責任感的驅使，是中華兒女仁愛之心的代表性展現。作為一介布衣，他沒有義務去考慮災民的生計；身為商人，他不缺少錢财，沒有必要冒着被殺頭的風險去偷渡引種，他完完全全可以超然事外，當自己的富家翁，過悠閑自在的日子。但他心底的良知在不停地躁動，他血脈中流淌的血液是滾燙的，他放不下鄉民的疾苦，不能忘卻故鄉的瘠薄和困苦。他義無反顧的做了，動機純粹，思想高尚，也許他當時想到的隻是為一隅鄉民謀福祉，并沒有放眼全國展望未來的宏圖遠志，根本想象不到他帶回的一莖小小的藤蔓會在塑造偉大帝國的過程中充當至關重要的角色，他的一個單純的善行會引爆中華帝國人口的大爆發，無意中完成了“現世神農”的偉業。同樣的機會也給到了那些早于陳氏認識甘薯的人，隻是這些人公義心不足，責任感匮乏，心中沒有裝着家國百姓，耳充目盈而不舒一指，不發一策，不行一事，最終隻能淪流為一介過客，徒将成名功業的機會遺賂陳氏而已，莫怪天不假其時運，全怪其無眼無心無擔當耳！
還有些人從道德的層面對陳振龍引進薯種一事漫加诋毀，說什麼“偷就是偷，還口舌招搖”，将其無見識的淺陋暴露無遺。這裡先講一個古希臘的神話故事，上古時地上沒有火，人們隻能茹毛飲血，吃生食，忍寒冷，在黑暗中過日子。天神普羅米修斯不忍心看着人們受苦，就冒着生命危險從太陽神那裡去偷來一個火種，帶給人間溫暖和光明。這一舉動惹怒了衆神之王宙斯，把普羅米修斯釘到高加索山一個陡峭的懸崖上，讓他忍受饑餓、風吹和日曬之苦，還讓一隻嗜血神鷹每天去啄食他的肝髒，但普羅米修斯毫不屈服，對自己造福人類的作為無怨無悔，因而成為人們感恩膜拜的聖者。陳振龍引進甘薯，沒有考慮過一己私利，完全出于公義，心懷民生之憂，亟解家國之急，意在拯饑救苦，利國惠民，隻是礙于當時殖民政府的嚴禁，正常引種無望實作，不得已出此下策，雖則曰“偷”，形式近似而已，其意旨與普羅米修斯盜火造福人間根脈相通，異曲同工，品德高尚，可佩可敬，值得我輩崇敬膜拜。
先賢贻德惠民，我輩傳道勵志。中國，這個泱泱五千年綿延筚縷的華夏族群，總有那些為這個國家和人民前赴後繼殚精竭慮無私奉獻的人，以自己的英雄壯舉推動着種族文明的發展和曆史的進步，成為那個時代的值得膜拜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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