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殘障和女性的雙重身份，讓她們受到更多不平等”

中國殘障人士聯合會2021年公布的資料顯示，2010年末，大陸殘障人士總人數為8502萬人，其中女性基本占到一半。

李學會表示，殘障群體本身就屬于弱勢群體，而殘障女性還面臨性别不平等問題。殘障女性往往是被忽視的群體，她們在受教育和就業等諸多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困難和歧視，需要社會給予更多的關注。

采訪中，李學會多次提及“殘障主流化”和“性别主流化”。前者意為在重大資訊收集（政策制定以及學術研究）中将殘障視為一個關鍵的變量等；後者是一種政策方法，即讓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

以下是澎湃新聞和李學會的對話：

殘障及女性的雙重身份

澎湃新聞：大陸對殘障人士口有權威統計資料嗎？

李學會：到目前為止，隻做過兩次全國殘障人士抽樣調查，1987年一次，2006年一次。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總人口數，及第二次全國殘障人士抽樣調查大陸殘障人士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和各類殘障人士占殘障人士總人數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大陸殘障人士總人數為8502萬人。抽樣調查是看符合殘疾标準的，但實際上約有30%至40%的人，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申領殘障人士證，這部分殘障人士的權益就很難被政策覆寫到。

對殘障人士口的資料統計，是對殘障人士的最基本的認識，有很多基礎的工作，需要這些資料來支撐完成。殘障女性，就涉及到婦聯跟殘聯的一些工作。往常，在國際婦女節這天，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對婦女群體的關注關愛活動，但是好像很少看到哪些地方的婦聯有一些關注殘障女性的活動。

澎湃新聞：大陸殘障女性的生存現狀如何？有哪些困難或者問題？

李學會：中國殘障人士聯合會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2月，殘障人士約占我們總人口比例的6.2%。在殘障者當中，女性也基本占到一半。是以，不管是從女性權益的角度，還是從殘障人士權益的角度，殘障女性這個群體都應該得到重視。

在發展的各個層面上，不管是教育也好，就業也好，都有殘障群體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在很多權益上，殘障者已經是一個比較弱勢的群體了，但在殘障者内部，還有性别上的一些不平等。是以，殘障女性的很多權益、保障，是非常弱的。

澎湃新聞：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李學會：比如說，在教育領域，2008年第二次全國殘障人士抽樣調查資料分析報告中，6歲及以上殘疾與非殘障人士分性别受教育狀況，不識字的人群中，殘障女性占61.64%，而男性是29.37%。當然了，這是比較老的資料了，現在情況或許有改善。

這也涉及另外一個話題，就是現在很多資料的收集，往往缺乏性别和殘疾區分，而缺乏這些基礎資料，對于我們研究者來說，把握總體保障趨勢也是很難的。

同時，比較遺憾的是，殘障者接受教育時，很多人對他的期望是很低的，而相應的家庭教育投入就會減少。對于殘障女性來說，往往期望更低。很多教育研究顯示，女性受教育的機會本身就比男性少，殘障女性更存在這個問題。

殘障女性在受教育過程中遇到的障礙有很多，比如：教育歧視、入學機會、整個教育體系缺乏合理便利等，有些家長、同學、親戚，甚至是老師，都會勸她們不要讀書了。很可能整個家庭氛圍裡，都在說這是一個殘障的女孩子，還讀什麼書呀。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情。

同時，殘障女性就業率也很低，《殘障女性發展報告2022》中的資料顯示，就業年齡段殘障女性超半數未工作。而且，她們在工作中，也會受到來自殘障和女性雙重身份的歧視。

殘障主流化和性别主流化

澎湃新聞：您平時對殘障女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學會：我關注比較多的是殘障群體的受教育、就業、社會支援等方面的問題，對于殘障群體，我會帶着性别的視角去研究，就是用一個交叉的視角，比如殘障群體裡的男性和女性。同時，在很多研究和報告中，我都會着重提到“殘障主流化”和“性别主流化”兩個概念。

2019年到現在，我們和上海有人公益基金會做了一個《殘障女性發展報告2022》，會在今年的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天釋出。

澎湃新聞：您剛提到殘障主流化和性别主流化，分别是什麼概念？

李學會：殘障主流化的定義，是将對殘障者的關切，納入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政策和方案中。殘障主流化是保障殘障者“代表性”的可行路徑，具體政策包括：在重大資訊收集（政策制定以及學術研究）中将殘障視為一個關鍵的變量、增強資訊擴散與收集中的無障礙、提高資訊的可及性等。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上，“社會性别主流化”被聯合國确定為促進社會性别平等的全球戰略，要求各國将社會性别平等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指引，将社會性别觀點納入社會發展各領域的主流。

性别主流化作為一種政策方法，它使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進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發生。

澎湃新聞：殘障女性個人發展受限，是哪些原因導緻的？

李學會：除了身體原因，還有社會的态度、是否提供合理便利、我們的觀念等等。比如，如果資訊無障礙做不到，一些殘障類别的殘障者就很難找到工作。我們原來還想設計一個服務，比如進入當地對應的崗位庫，就能推送一些比對的崗位資訊，殘聯也應該做這方面的工作。不是說資訊公開了、把資訊挂到網站上就行了，而是要清楚地知道，有多少殘障者處于就業年齡段，他們就業能力怎麼樣、就業意願怎麼樣、可以用于什麼樣的崗位等。

做到這種程度，需要和社會治理、政府治理聯系起來。還要對殘障者這個群體熟悉，才能夠做出合理的便利和調整。比如，我做問卷收集資料發現，收集這些資料的平台都不是無障礙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把很多殘障者就排除在外了。政府收集意見的平台，如果殘障者填不了，在某種程度上，也已經把他們排斥在外了，這就叫做統計性歧視。

我們現在所說的通用設計，就是要面向所有人的。資料平台應該既要便利資料的填寫者、提供者，也要便利資料的使用者。比如讀屏有些就讀不了，讀到空格處，就卡那兒不往下走，那殘障者就沒法填了。

“不提供合理便利就構成歧視”

澎湃新聞：社會、公衆、研究者或政府，應該給殘障女性更多關注嗎？

李學會：對，其實在整個脫貧攻堅裡，殘障者是很重要的部分，既然如此，這個群體的工作就是重中之重。我們的保障應該從他們的基本生存問題轉向他們的發展問題，要轉向發展問題的話，就是全生命周期裡的發展。

這就要去檢讨，面對這些有特殊需要的群體，現在有哪些制度障礙，我們怎麼去給她們提供更好的服務？科技的發展也應如此，要做一些通用設計，要照顧到所有人的需要，怎麼讓科技惠及到每一個人？

當很多人抱怨應試教育的時候，要看到，還有很多人沒有機會坐到教室裡；有人說電子産品影響視力的時候，要看到，還有很多殘障者連電子産品都用不上，或者這些電子産品他根本玩不了，視障群體能打手機遊戲嗎？聾人打遊戲怎麼和隊友溝通？

澎湃新聞：這些年對殘障女性的關注是否多了一些？

李學會：總體的變化肯定是有一些的，現在殘聯整個組織都在完善，一些專門的協會也越來越多了。面對殘障群體，并不是說我有好的政策，我是來幫你的，這個觀念本身就不符合《殘障人士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婦女權利公約》，因為對他們來說，享受這些福利，本身就是他們的權利，不存在幫助他們享受本就該享受的權利。

是以，我經常講“不提供合理便利就構成歧視”，這就是“積極義務”和“消極義務”的差別，積極義務就是“提供合理便利”，就是我能為你做什麼。比如：我不喜歡你，但我不能傷害你，這是消極義務，那積極義務就是我怎麼能讓别人接納你、喜歡你，面對殘障女性，社會和公衆要做的就是積極義務。

整個殘障領域、殘障女性，這些不太被社會看見的群體，能夠被社會和公衆看見，幫助她們把社會交往能力建立起來，她們才能走出家庭，接觸社會。是以，就要改善我們的公共服務、社會服務、市場服務，把服務體系建立起來，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她們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一個都不能少”的現代化，更不能少了殘障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