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和穆斯林雙方在20世紀關系逐漸惡化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響應了法國的号召，大約17.3萬阿拉伯和柏柏爾士兵在戰争期間在法國服役，通常比法國士兵服役時間長，得到的補償也少得多。
阿爾及利亞地猶太人和穆斯林關系的惡化
出于對這種情況的考量，殖民當局和法國政府不得不适當地為這些人提供更大的權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克萊蒙梭決定獎勵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在戰争期間的支援，大部分改革來自于1919年2月的《喬納特法》，該法案将有資格投票選舉市議會穆斯林成員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人數增加到40萬，并給予10萬部門委員會和财政代表團成員的投票權。
這項法案引起了很大的争議。幾乎沒有人對1919年的改革感到滿意。殖民者認為他們讓步的太多，當地人普遍認為，法國在危急時刻接受阿爾及利亞人的饋贈，他承諾的很多，但兌現的很少。盡管法案頒布之時，與最初的草案相比，進行了很多改動，但這仍然是法國殖民統治阿爾及利亞時期的改革的一個高潮。
該法案頒布之後，很多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認為他們已經取得了進展，并想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權利，更進一步。埃米爾·哈立德為首的一批人，他們主張進行更徹底的改革，包括争取法國的公民身份，但同時保留穆斯林的個人身份。埃米爾本人非常重視阿拉伯人的身份認同，并主張其與法國公民身份的相容性，埃米爾拒絕絕對的同化主義。
他也是青年阿爾及利亞人的一員，這是一場興起于20世紀初的一場知識和政治運動，參與這場運動的青年，他們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學術精英或者是商人，他們進行的活動既包括捍衛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同時也對阿拉伯人進行啟蒙。當自由平等的理念傳遍世界的時候，伊斯蘭世界出現了許多類似的運動，他們面對外部世界的競争，對穆斯林世界産生了巨大的質疑。
青年阿爾及利亞運動通過創辦自己的刊物傳遞自己的聲音，以法語和阿拉伯語雙語出刊。這個運動的成員，願意接受法國的教育，呼籲司法和經濟的平等，通過接受義務兵役和世俗主義來獲得法國所給予的作為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再加上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穆斯林在殖民地中的社會地位開始提高。這些都提醒着猶太人，猶太人努力通過維護他們的公民身份來展現自身所處的地位。
20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加劇了阿爾及利亞本來已經緊張的社會關系。當時出任阿爾及利亞金融代表團主席的莫拉德對已經威脅到阿爾及利亞的危機給出了大緻的定義，它同時是政治、社會、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問題。随着糧食價格的下跌，阿爾及利亞的農民遭受到了損失。
很多債權人，其中包括猶太人，他們從經濟危機獲得了很大的利益。經濟危機帶來的失業問題也很嚴重，穆斯林群衆的貧困使得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的政治活動增多。1929年，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就進入西牆的問題長期存在争議，在這一年在耶路撒冷更新為暴力活動。在曆時一周的騷亂中，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雙方均有傷亡。對1929年暴亂的大多數解釋都遵循兩種範式之一。
首先認為這是穆斯林狂熱和阿拉伯反猶太主義的表現，這是持續的民族宗教沖突的一個特殊例子，這種沖突雖然有時受到公權力的控制，但不斷有爆發公開暴力的危險。這一事件發生後，君士坦丁省的市長公開呼籲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站在巴勒斯坦穆斯林的一方，巴勒斯坦發生的騷亂對阿爾及利亞産生了重大的影響，那裡的猶太人和穆斯林關系由于經濟危機已經變得緊張，他們雙方都非常關注巴勒斯坦的動态。
盡管對此進行報道非常具有挑戰性，但阿爾及利亞的報紙仍然對巴勒斯坦的局勢進行了詳細的報道。雖然猶太複國主義在這一時期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并沒有過多關注猶太複國主義的意識形态，他們緻力于維護自己作為公民的身份和權利。猶太複國主義組織和世界以色列人聯盟都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活動，後者在阿爾及利亞顯然更為穩固，因為他支援猶太人的同化。
在殖民地發生的暴力事件是互相的，在很多案件中，猶太人通常作為侵略者出現。當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獲得權利，一些猶太人也會借助暴力來展現自己的優越地位，同時與穆斯林保持距離。在阿爾及利亞，強調法國性質的宣言在1930年尤為盛行，正是在這個時候，殖民地官員組織了奢華的慶祝活動來慶祝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百年紀念。
他們認為，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活動了100年，使得法國文化向阿爾及利亞最遠傳播。在慶典活動中，對“法國性”的強調，無疑增加了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對他們在殖民地所處地位的失望。與此同時，希特勒的宣傳人員利用了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對法國殖民地的不滿引發了新一輪的反猶主義。
1933年，阿爾及利亞的市長報告說，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中的騷亂日益加劇，阿拉伯語傳單敦促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抵制猶太商店，暗示花在那裡的錢買子彈來殺死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到了20世紀30年代，法國群眾輿論再次轉向反猶主義，主要是因為1932年襲擊法國的經濟大蕭條，以及1933年後猶太人逃離納粹迫害的移民潮。
由于經濟衰退和長期失業的影響，勞工們傾向于職業猶太人（尤其是猶太移民）從法國勞工那裡竊取工作機會。20世紀30年代的反猶太主題允許人們将其法國性和反對者的外來性進行對比。毫無疑問，人民陣線在政治上達到了自德雷福斯事件以來無與倫比的狂熱。人民陣線政府的當選，再度将反猶主義拉回了法國社會的主流。
人民陣線的反猶主義将殖民地和大都市的各種右翼團體團結起來。不論是阿爾及利亞的市政府中有預謀地删除猶太人選舉名單，還是猶太人與歐洲反猶圈子之間爆發的沖突，無一不在昭示着，在20世紀30年代末，殖民地的反猶主義達到了新高度。
20世紀3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的猶太— 穆斯林沖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現象，沖突的出現與殖民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系，巴勒斯坦關于西牆的争奪和歐洲範圍内再度興起的反猶主義，都将猶太穆斯林的關系推向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