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爾筆記
編輯|尼爾筆記
前言
自有史書記載以來，押送囚犯就一直是一件苦差事。
因為押送犯人往往意味着長途跋涉、風餐露宿。即便是交通發達的21世紀，上班族們也大多不喜歡“出差”，更别提是純靠腳力和馬力的古代社會。
不過這還隻是小事，萬一押送了什麼不得了的犯人，碰上個什麼意外，可能最後小命都難保。是以許多當差的衙役都不喜歡接這個活兒。
然而，唯獨有一份差事例外，那就是負責押送被流放到蠻荒偏遠之地的女囚犯。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明押送被判處“流刑”的犯人需要更加經過漫長艱辛的跋涉，比押送一般的犯人要辛苦得多，但就因為犯人的身份是女囚，這份差事就成了衙役們競相争搶的香饽饽。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緻衙役們對待押送女囚的态度如此不同呢？
什麼是流刑
“甯古塔”一詞，在我們今人眼中，不過是個時常出現在電視與小說中的偏遠地名而已。
殊不知，僅僅在幾百年前，那時候的人對這個地方根本就是聞之色變，唯恐避之不及。
甯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龍江省牡丹江一帶，在科技與醫療不發達的古代，這裡完全是一片天寒地凍、不适宜生存的荒涼地帶。
以那時的交通狀況來說，生活在中原以及江南富庶地區的滿漢老百姓，怎麼着也不該和這個地方有什麼牽扯。
可是偏偏，甯古塔在清朝老百姓之間極為出名，究其原因，和“流刑”這個曆史悠久的刑罰關系頗深。
在各種野史與正史記載中，可以得知大陸古代有許多著名的刑罰。
比如秦國商鞅死于車裂，明朝開國大将藍玉被剝皮，然而，這類殘忍的刑罰并不是大陸古代刑罰體系中主流的内容。
自隋唐起，刑罰就形成了較為規範的體系，以“笞、杖、徒、流、死”五大刑為主。
而其中的流刑，其實早在堯舜禹時期，就已經有所記載。
《尚書·堯典》上就曾有将共工流放至幽州的描述。
随着朝代的更疊，流刑逐漸成為一種法典認可的官方刑罰，除了流放地點有所差異，在作用上可謂是大同小異。
例如到了清朝，甯古塔才從一塊不毛之地，成為世人皆知的流刑之地。
說起甯古塔與流刑，那必須要提到清朝著名邊塞詩人吳兆骞，這個因為意外卷入一場科舉舞弊案而慘遭流放甯古塔23年的老倒黴蛋。
順治十四年，吳兆骞參加鄉試考中了舉人，卻還沒等高興多久，十一月就因被人誣陷牽扯進了當時的科舉舞弊案中。
第二年他奉旨入京參加複試，因為舞弊一案在前，考試現場戒備森嚴，刀槍林立，将文弱書生吳兆骞吓得連筆都握不住，更别提寫字答題。
于是最後考得一塌糊塗，直接坐實了他的舞弊嫌疑，吳兆骞全家是以被判處流放甯古塔，永不複還。
直到23年後，在好友顧貞觀的幫助下，通過納蘭性德在宮中擔任要職的父親多番運作，才得以回京。
可惜回京僅僅三年後便去世。
從吳兆骞不幸的人生經曆中，我們可以得知，流刑是一種迫使戴罪之人背井離鄉，長途跋涉至一個遙遠荒涼苦寒之地生活，非赦免不能返鄉的刑罰。
根據罪行的輕重不同，有時還會有路程遠近上的差別，分為一千裡、兩千裡或者三千裡不等。
被流放的犯人需要全程帶着沉重的枷鎖，翻山越嶺風餐露宿，徒步走完這上千裡路途。
而對于有着厚重的故土情結的中國古人而言，“此生有可能再無法回到故鄉”的事實，也會給犯人的精神上帶來極大的痛苦。
是以，如果有些犯人在牢獄中受過刑訊，或者在路途中患病，極有可能在多重折磨之下，根本無法到達流放之地，便凄涼地死在流放途中。
而即便熬過一路艱險抵達流放之地，如何在語言不通、自然環境惡劣的地方生存下來，也是極大的挑戰。
簡簡單單的流放二字，能在五大刑中僅次于死刑存在，就足以說明這一刑罰的酷烈。
衙役——流刑的執行者
既然流放是一種刑罰，那就必然有決策者、執行人和監管者。
流放的判決，多數情況下，是由皇帝本人親自決定的。
這也恰好反映出，流放之刑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夠獲得的刑罰，而是經常會落到一些犯了罪的官員、士人頭上。
對于一些犯了事的官員，偏又罪不至死，最後常常就會被皇帝下令流放到偏遠之地。
例如有一口鐵齒銅牙的紀曉岚，又或者因虎門銷煙而名垂青史的名臣林則徐，都曾因罪而被判處流放。
除此之外，判處這些官員流刑，也是給雙方都留下了一定的轉圜餘地。
對于那些被判處流放固定年限的官員，一旦達到期限，就可以動身返鄉，甚至能夠官複原職。
紀曉岚便是在僅僅被流放兩年多後，就被乾隆召回，不但官複原職，最後還官至尚書，總管編撰《四庫全書》。
同時，對于一些身份顯赫、财力充足的犯人而言，流刑也沒有那麼可怕。
光緒二十六（1900年），光緒的堂兄弟載瀾因鼓動慈溪太後利用義和團攻打洋人，而被八國聯軍事後清算，慈禧太後隻能下令将他流放至烏魯木齊。
載瀾雖說是被流放，但由于身份顯赫，财力雄厚，上下打點之後，在流放之地同樣過起了逍遙自在的日子，甚至在當地娶了一位年僅17歲的妻子。
如果說做出判處流刑的決策是碰碰嘴皮的容易事，那麼需要親自押送犯人一路翻山越嶺就是十足的苦差了。
這件事最終都需要由官府中的衙役們來負責。
說起在古代當衙役這份差事，聽起來像是吃官家糧的穩定行當，許多人大概會以為這工作等同于我們現在的“鐵飯碗”。
可事實上，衙役并非一份穩定有保障的工作，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雇傭合同工。
盡管也能被人稱一聲官爺，但沒有編制，沒有五險一金，在各個政府機構中都屬于工資低、地位也低的職務，做的工作也總是最辛苦。
每當有需要押解流刑犯人前往服刑之地時，就需要衙役們出馬。
不過，押送犯人算得上是出公差，衙役們可以拿到有比平時俸祿高許多的工資補貼。
另外，對于成日生活在上司壓迫的底層的衙役們，押解犯人正是他們掌握權力、翻身做主的難得時機。
人一旦得勢就很容易變得猖狂，魯迅先生曾鞭辟入裡地形容道：奴才如果一躍成為主人，就會變得比主人更加耀武揚威。
衙役們正是這樣，放肆地行使手中的一點權力，以滿足自己的自尊心。
可是這點身份地位的轉變帶來的心理安慰，也并不能讓大多數衙役忽略流放路途中的漫長與辛苦。
千裡跋涉，遠離妻兒，即便忽略途中可能遭遇的危險，哪怕隻要有一個犯人半路脫逃，那留給衙役的就将是殘酷的杖刑，或者同樣的流放之刑。
在這種形勢對比之下，衙役們頓時紛紛争搶起押送女囚犯的工作。
那麼，押送女囚犯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衙役偏愛押送女囚的原因
前文說到，會被判處流放之刑的多半是些官員，或者如吳兆骞這樣牽涉到大案要案的士人。
而會被判處流刑的女囚犯，一般都是男人做官出了事，連累了全家甚至全族流放。
這時就會有家中無辜的女子被牽連，橫遭不幸。
吳兆骞一人倒黴，就拖累全家被一同流放，他還曾為此作詩悲歎：
“敢望餘生還故國，獨憐多難累衰親。”
這樣的飛來橫禍對于古代那些深閨中長大的柔弱女子而言幾乎是沒頂之災。
衙役們卻十分樂得押送女囚，原因之一，就是女子反抗能力更弱，逃跑的機率會大大減小。
雖然出差在外，衙役們處于無人監管的狀态，可以随意驅使甚至打罵囚犯，但無論如何，他們不能夠使囚犯半路逃走。
乾隆二十七年，鑲藍旗馬甲蘇崇阿負責押解一夥盜竊犯，途中一不留神，竟讓竊賊逃脫，蘇崇阿是以被流放至伊犁。
而當押送對象換成了女囚犯後，這些身體孱弱，一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大家閨秀，根本沒有能夠在他們手中逃脫生天的能力。
再加上自宋朝興起的“三寸金蓮”風潮，這些貴族女子大多從小裹足，不良于行，僅僅是行路都很困難，更遑論逃跑。
原因之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押送女囚能夠使押送的衙役得到更加豐厚的錢财。
作為有錢有勢的人家的妻女，即便獲罪抄家，也并非失去了可以仰仗的靠山。
許多女子出嫁前便是大戶出身，遭難後如若夫家失勢，娘家人往往也會不忍，為其付出高昂的賄賂金額。
有時這些囚犯除了流刑之外還會被判處額外的仗刑或者笞刑，《水浒》中豹子頭林沖就被判處流放并加杖刑二十，所幸被魯智深救下，不然恐怕結局難料。
而這樣的折磨壯漢尚且難以承受，女囚更是生死兩說，是以也會花錢去避免災禍。
有些财力強橫的家族，甚至會為女囚犯準備馬車，以及婢女，貼身照顧女囚的起居。
衙役在豐厚的報酬促使下，還會為女囚解開身上枷鎖，并搭乘女囚的馬車。
表面上仍然是押送犯人，實際上更像是拿着高薪、公費旅遊外出觀光一般。
通過押送流刑女囚犯，許多衙役都賺得盆滿缽滿。
遇到這種好事，衙役們為此搶破頭倒也不足為奇了。
原因之三，地位低微的衙役其實十分難得有機會見到這些美麗的貴族女子，押送女囚的過程便也比押送其他犯人更吸引他們。
不過盡管衙役們會在押解途中濫用權力，但對于許多身份尊貴的女子也并不太敢動歪心思。
流刑并不是死刑，并且随時可能會因皇帝大赦天下而脫罪，是以對于一些有靠山的女子，惜命的衙役們大多是賺錢為主，欣賞美色為輔，同時樂于擁有回家後向朋友吹噓的談資而已。
結語
筆者以為，流刑作為一種刑罰，它存在的根基乃是中華文化中人們對于“落葉歸根”的執着。
當一個人被迫離開故土，踏上陌生的土地，不論那裡是貧瘠苦寒之地，還是世外桃源美景，都免不了遭受“思念故土”的折磨。
比起肉體的痛苦，這種對于精神的沖擊也許才更讓囚犯們難以忍受。
而這個自夏商西周起便存在的流放之刑，一“流”便流了四千多年，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流刑才徹底從大陸的刑法中被删除。
縱觀大陸法典的變遷史，就能看出，它一直在朝着一個更加完善與健全的方向發展着。
那些無辜女子被連坐的悲劇，以及吳兆骞被誣陷而慘遭流放23年的悲劇，在我們今天的法律制度下，已經絕無發生的可能，這些腐朽的刑罰已經因為它不符合當今時代的特點而徹底被進步的我們抛棄于曆史長河之中。
參考文獻
【1】《史記》司馬遷著
【2】《刑罰的曆史》羅翔著
【3】《中國古代刑罰史略》馬肖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