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元旦前後，細雨連綿時而陰天中，一位慈祥的老人靜悄悄地離開了人世間 。他在疫情中走得這麼倉促，沒有驚動他熟悉的人群，安然駕鶴西去，然而他生前的音容笑貌留給了人間，他的高尚品德更是深深地影響着我們和年輕一代。他就是享年94歲的老人，在浙江絲綢業界享有盛名的老前輩、共産黨員沈可能先生。
中共杭州東升絲廠第八次黨員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留影 （右三：沈可能先生，右六：作者本人）
大年二十九（2023年1月20日）上午，我剛讀完由浙江省新華書店集團贈送的《六神磊磊讀唐詩》一書，做完讀書筆記後，我想到春節臨近，該打電話給沈先生提前拜年。然而手機接連兩次鈴響卻無人接聽，我心裡就有些局促不安了。
因為2019年疫情防控開始，我已有好幾年無法去沈先生所住的老年頤樂園探望，總覺得時間飛快匆匆而去。正在思念往事時，電話鈴聲響了，拿起手機我先講，“沈科長，您好！”然而對方講：“我不是沈科長，而是他大兒子沈練。”緊接着手機裡傳來“我爸已走了！因為染上新冠病毒，于本月3日離開人世了！”剛聽到，我腦子即刻“短路”發呆而說不上話。那段時間裡，《杭州日報》上幾乎每天都能見到杭州市區離世老幹部或名人的訃告，但我想到蕭山某老年頤樂園管理嚴格，訪客無法進入，連自己親人都隻能選派一人送藥或探望，應該說是病毒不易染上的地方，恐怕沈先生應該是安然無恙吧！但事實卻是十分骨感，我頓時醒悟，“沈可能先生已經離世”。當即在網上哀悼沈可能先生，願沈先生家人節哀順變！
1982年9月，我從外省軍工企業調入（蕭山坎山）杭州東升絲廠，在安全裝置科工作。其辦公室不在辦公大樓裡，而是在廠區發（配）電房邊上一座平房裡，很少與廠區大門邊的辦公樓裡其他科室的人們接觸和聊天。冬季，一次偶然的機會，在舊的澡堂裡巧遇剛從北京出差回來的沈可能先生。當時他我尚不相識，然而他主動與我說話，聊了一些有關生活是否适應等話題。因我剛到廠不久，也無住房，也不太熟悉同僚，更無人問及此類涉及切身的話題，頓時使我感到這位老先生平易近人，還這麼關心一位剛來廠工作的小青年。一種感覺，很溫暖啊！
1984年春節前，由于國際市場低迷，白廠絲銷售困難，企業日子不好過。為使企業産品拓寬求生存，我與沈先生，杭州市絲綢工業局裝置處胡緒鐵工程師随時任廠長蔔金娣女士先後去江蘇常州和甯波餘姚兩地的無紡布廠考察，先是風塵仆仆到常州某國有企業，考察後覺得裝置是進口的，而且是新廠房，要求高，需要資金投入大，我廠實施有一定困難。
隔天傳回。到廠後第二天，盡管天氣陰沉沉的，快有大雪來臨的迹象，大家商量後還是要去餘姚某廠考察。出門時已經上午九點半，因雨路滑，吉普車緩慢駛行，到餘姚縣城已是午後，随便用餐後打聽到這家廠的所在位置後，吉普車迅速進入公路前往，因為相向而行的是一位騎着自行車的農民卻占道，小車為安全避讓對方而靠向左側，因路滑，小車翻落至離路面近兩米高的油菜田裡。大家先後從側翻的小車裡爬了出來，迅速鎮定情緒，先後與（低塘）交管站聯系，結果我與身上受傷的廠長蔔金娣女士還有司機同去了交管站，認定責任後就等候廠裡來車接我們。已有60多歲的沈先生和受點小傷的胡工在冷風飕飕的現場，随後胡工又步行至當地郵電所打長途電話，終于聯系上廠裡，然後大家餓着肚子一起靜候廠裡來車。
當時，作為小青年的我一直在想，這麼高齡的老前輩雖已退休（當時我還不知道沈先生是離休幹部），可以在家含饴弄孫、頤養天年，過着舒心的日子。可沈先生心裡卻滿滿地裝着企業，為企業的命運、前途和發展而操心，繼續發揮着正能量的餘熱，使人們敬佩和仰望。
（二）
1980年代，在實作“四化”的熱潮中，由于曆史的原因，将所謂有文化懂科學的青年推上了各級上司崗位，也使我有幸趕上了這一趟，組織上經過内外調查後，先發展我入黨，隔了兩個月，于1985年7月，進入杭州東升絲廠上司班子，擔任廠長職務。當時我雖然早已大學畢業，但理工科畢業生多數是懂工程，雖然在校做學生時學過企業管理課程，尚未實踐不知道怎樣管理，甚至連計劃、财務、勞資的一些日常報表都不容易看懂。當時大家都覺得組織信任，硬着頭皮先上崗。
上崗後遇到第一樟難事，是怎樣開好當月計劃會議，我隻好請前任蔔廠長代我主持，我坐在旁邊聽會“見習”。會議結束後，我趕緊找沈先生請教有關計劃方面的報表知識。沈先生很熱情地介紹有關報表等外，對我講，“既要虛心請教，更要站得高，看得遠，大膽開展工作”等積極鼓勵的言語。當時作為調研員的蔔金娣、鄭素珍、秦關海等老上司是積極支援，但也有個别退位老上司，因多種原因而不放心，甚至是看笑話，希望我出“洋相”。兩者相比，沈先生是高風亮節，真心助人啊！
1980年代初期，絲綢行業外貿不景氣，絲廠按上級部門計劃組織生産和解交，卻無法及時得到綢廠的貨款，使資金周轉很慢，甚至連發放工資都有難度，每年年底應發給職工的年終獎還需上級公司補助劃撥。有時廠裡成品（絲）庫裡又積壓很多可以結交的廠絲，1985年底，沈先生就陪着我去杭州省市兩級絲綢公司（市公司是後由局改為公司建制）計劃部門反映企業困難，又不辭辛苦去杭絲聯等企業疏通，使企業遇到的難題得到緩解。
到了1987年絲綢行業外貿景氣，時任浙江省省長沈祖能代表省人民政府鼓勵大家積極響應振興浙江絲綢的号召，從上到下直至基層企業即刻積極響應。因為管理上的原因，更由于利益驅動，爆發了“蠶繭大戰”。當時很多市屬國有絲廠因為計劃蠶繭供應不足（實際是當地縣政府顧及本縣利益而不執行計劃，留下好蠶繭給本縣企業用）而停産，例金華絲廠等。而多數縣屬國有絲廠的原料是有保證的，就是苦了我們這些所謂市屬企業，既做工作盡量使計劃蠶繭得到保證，又要動腦筋到外省千方百計去采購，還要能避開當地政府管理，使蠶繭平安運到廠裡。
當時實行了“廠長負責制，”職責有所側重。我想着企業（包括職工）的生存和利益，也隻有硬着頭皮去參與。企業又同時遇到勞力不足、資金貸款，電力、柴油、工廠原征地手續不全要求賠償等諸如此類問題，使我疲勞應對，怎麼能集中精力忙于廠内管理呢？計劃外蠶繭能平安運抵廠裡，已經是很幸運的事，（當時也曾有過被江蘇某地工商沒收的事）也得根據客戶需要做好這些蠶繭的生産組織。
由于客觀存在廠絲的平議差價，造成一些人誤以為企業有權可以自行銷售，其實計劃内的蠶繭缫制成絲，從抽樣試樣直至解交，從數量到價格全由上級公司計劃處決定，工廠無法定奪。計劃外廠絲看似售價高，其實除蠶繭進價高不說，還有長途運輸費用高，況且風險成本也高，不可能按計劃價出售，隻能是“水漲船高”決定價格。在平議差價逐漸上升至8萬元／噸，當時社會上就會有人千方百計找上門，希望以平價或低價售給再轉手以擷取盈利。
沈先生審時度勢幫我解圍，說：“銷售對象由你（公司認為廠絲銷售一支筆）決定，而價格由我（計劃科）決定＂。沈先生這位業界老前輩和共産黨員，出于公心，無私地配合和掌握好計劃外産品的銷售，把好關，一直堅持原則，是以我們倆人也會得罪人。倆人在經濟上幹幹淨淨，經得起由杭州市會計事務所來廠的離任審計，更經得起曆史的見證。我在《我的入黨故事》一文中說到沈先生，“這位清貧廉潔高風亮節的老同志，他高尚的人品和人格牢牢銘記在人們心中”，這是恰如其分的評價。“與當時企業裡個别中層幹部一旦有權，就會千方百計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哪怕占公家一點小便宜也好的人，形成了絕然不同的明顯對照。”沈先生一生清貧、廉潔奉公的品德和精神正是目前人們和社會期望所在，值得人們贊評和紀念。
1988年，沈先生與師母一家搬入蕭山住房。可沈先生為了工作，每星期一上午乘廠車來廠上班，星期六下午乘廠車回蕭山家裡。平時就住在集體宿舍，吃飯在食堂，與青年職工一樣，毫無特殊。他長期在家用餐變成在食堂用餐，對一位老人來講，生活上這個轉變可不是容易适應，盡管師母有時也會來廠住上幾天，做點可口的飯菜讓沈先生換換口味，但多數時間卻變成“一人住，一人吃＂的狀況。
他難道是為了一點工資補差的錢嗎？不是。當時，他的子女早已立業成家，老夫妻兩人靠退休工資生活，在那時雖不富裕但也是很惬意的。沈先生下班後，以看書打發寂寞。晚飯後，我偶爾去集體宿舍去看望沈先生，與他聊聊天或者溝通一下白天我遇到而又難處理的事。一次聊到技術職稱評審事宜。當時，我廠已有一位老前輩評為進階工程師，還有三位被評為工程師（中級），後面還将由公司舉辦勞工技術教育訓練班，将會上些有關課程，為評審技師做準備。
根據高工和工程師評審情況來看，一些與沈先生學曆、資曆相同或資曆稍晚些的同僚已評上高工，而沈先生是統計師不屬于工程類職稱評審範圍。為考慮平衡，我主動問沈先生，是否需要由工廠出面向公司彙報，請公司與杭州市統計專業評審委員會聯系？沈先生跟我講，我已辦過離休手續了，不必再去申報和評審了。其實當時，社會上還是有此種“人退休，後評審”的現象。沈先生一生不圖名利，更不為利益驅動，真正展現了“毫不利己，不求功名”的共産黨員崇高品德和精神！
（三）
1990年下半年，上級公司通過了離任審計後，我于1991年初調至位于蕭山城區某廠工作。剛到一個新的環境，必定會有一個适應過程。開頭，我是獨自一人先在城區某廠上班，老伴和女兒仍在坎山工廠工作和生活，下班後悶得慌，有時騎着自行車去高橋小區沈先生家串門聊天。沈先生經常鼓勵我，講“千萬别洩氣，你還年輕，繼續努力，好好幹！”他和師母也不顧年邁，多次步行到廠探望我們。1996年6月7日母親離世，後事完畢，但心情悲痛。沈先生和師母得知我母親離開人世一事後，倆人特地來看望和安慰我們，至今難忘。
平時，我也常去沈先生家借閱《内部參考》。去的次數多了，有時我也見到茶餘飯後沈先生夫妻的圍棋對弈不分勝負在互相探讨的情景；也經常能見到沈先生的子女沈練、沈鞏、沈含玫三位不定期地看望父母，顯得非常地孝敬。我與他們的多次接觸，感到他們同沈先生一樣，彬彬有禮、禮貌和氣、待人接物非常到位，工作也都很出色。我也常在思考，沈家的好家風就是來自沈先生和師母的辛勤教育與培養，他們自己又是那麼的身教重于言教，代代相傳，為我們樹立了真正的大家風範啊！
1992年“五一”節放假休息。我有暇陪同沈先生、師母和我母親應邀去富陽等地遊覽，先一起去富陽鹳山郁達夫故居、嚴子陵釣魚台和鹳山公園遊覽，次日又到地處袁浦的靈山洞遊玩，一路都得到富陽同仁的款待和照顧。事後，沈師母多次表示感謝！其實我也是“借花獻佛”，完成多年之夙願而已，可師母卻很在意，牢記心上。偶爾外出遊覽其實是一件小事，沈師母多次緻謝卻使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四）
1996年，在政府的關心下，經過努力，我的新家入住了新安寓解困房，沈先生和師母倆人趕來賀“喬遷之喜”，為我們家總算有個可使人安定的“窩”而高興！随着時間的推移，沈先生和師母為了減輕子女們日常照顧，他們一起住進了位于通惠路西側的開元老年頤樂園。當初，我也隔三差五去頤樂園去探望兩位老人，兩位老人開頭也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由于師母患了不治之症，終于先駕鶴西去，留下了沈先生獨自一人繼續向前生活。他囑咐子女們替他從家裡搬來了電腦和書籍，又玩起智能手機，與時俱進。他看淡人生，但也不肯虛度時光、浪費人生。一次，我去頤樂園看望，帶去幾本文史類書籍供他閱讀，他很喜歡。
他告訴我：“前一陣子，剛閱讀完《李自成傳》”。真正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有時，我也将自己近期完成的回憶性文章帶去，請他過目和指正。他很開心，有時他也回憶起自己人生。他早年先在湘湖師範就讀初師班，受父親影響（沈父系民國時期浙江省水利廳工程師），于1946年又報考了時在坎山塘上的浙江蠶絲中等專業學校，三年的努力學習将于1949年7月畢業。蕭山和杭州先後于1949年4月底和5月初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因為剛解放，人民政府需要大量的革命青年參加工作（當時稱參加革命），他們同班有三十位左右同學中，就有十多位同學提前畢業，參加位于杭州市區現解放路百貨公司位置的杭州青年幹部學校集訓，學習了近兩個月後，大家各奔東西參與春季蠶繭收購，結束後，他又随部隊對當年的坎山絲廠（浙江制絲三廠的前身，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為杭州東升絲廠）的接收和軍管，直至工作到離休等往事。他的人生故事，實際是給我們诠釋了他們一代的革命史和杭州東升絲廠的曆史！至今萦繞在我腦海。
沈老的突然離世，使我非常地悲痛。今天我懷着沉痛的心情，回顧了從1982年開始認識老前輩沈可能先生至今足有40年的接觸、共事和交往的往事，促成此文。回憶往事，使我更清楚看到沈可能先生的一生，既是平凡的一生又是光輝的一生。他的光輝一生就是給我們和青年一代樹立了學習榜樣。他為人正直、光明磊落、儒雅睿智、處事不驚，這是他一生飽讀詩書的結果。沈老“德高望重”，他是我“亦師亦友”，也使我終生難忘！這就是我撰文紀念的目的。
最後，衷心祝願浙江絲綢業界老前輩、老幹部、共産黨員沈可能先生一路走好，天堂幸福！因為天堂裡沒有疾病，更沒有痛苦！（完）
朱正光
2023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