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資訊的及時準确傳遞對于取得戰争主動權，赢得勝利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嘉靖大倭寇時期的禦倭戰争卻頻頻失利，這與海上軍事資訊的傳播阻隔導緻抗倭被動有很大的關系。一方面，官方與倭寇之間資訊不對稱，倭寇在明朝官、商、民的掩護下，能夠及時準确了解官方抗倭軍情，而明朝因海禁政策失去民心，對倭寇資訊的掌握較為被動；另一方面，明朝内部抗倭前線與後方軍情傳遞受到阻隔，如為攘奪軍功奏報虛假資訊，前線與中央剿倭決策不一，地方官員趨利避害不報或虛報倭情等，是以，倭寇更加肆無忌憚。
嘉靖年間嚴厲的海禁政策使得沿海商民的生計受到嚴重威脅，一時間群眾苦不堪言、怨聲載道，于是紛紛轉而為寇，成為倭寇的“耳目”，甚至浙江、福建等地的官員豪門世家也勾結倭寇，為其打點掩護。他們或是在倭寇劫掠内地時為其向導，或是在明朝政府剿倭時咨詢倭寇情形時，隐匿實情，誤導官員，進而導緻了官方與倭寇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即倭寇資訊暢通，而官方資訊阻隔，這樣倭寇活動更加猖厥。
嘉靖年間，海禁政策得到更為嚴格的執行，頻繁頒布海禁政令，對違禁出海貿易者的懲處極為嚴厲，但是由于海上走私貿易存在巨大的利潤空間，“其去也，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是以，沿海居民和豪門巨賈不惜代價冒險從事海上走私活動，禁海官員也因私利之誘，染指海上貿易，以至海上私人貿易禁而不絕。“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正德年間，“豪民私造巨舶，揚帆外國交易射利”者更多。
明朝正史及奏折、文集中多把這些百姓稱為通倭“奸民”，明人謝傑對這些“奸民”作了較長的描述，“賊誠善匿善詐，而為之窩藏指使者誰也則皆我奸民為之也！”氣他認為，這些奸民對當地富貴人家及政府府庫的情況無所不知，他們窩藏倭寇或者把情況告知倭寇，使得倭寇深入内地時“若熟路然”，任其劫掠。嘉靖大倭寇時期的史集中記載了沿海官軍商民通倭的情形。朱纨可以說是嘉靖倭患以來治倭第一人，他認為倭寇在沿海地區擁有強大的民間支援力量，即“中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倭主，則客賊無來綜”。
于是他厲行海禁政策，企圖通過關閉内陸與海上的溝通管道而禁絕倭寇，然而朱纨最終的命運卻是自缢而亡，他把自己的死亡歸因于閩浙人，更是留下“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慷慨悲怆之言。實際上，自市舶司被罷黜後，倭商通常與陸上商人之家或是官宦之家勾結，以他們為中介，通過他們把貨物賣出。誰知這些貴官之家及商人卻經常拖欠倭商的貨款。為了索債，倭商會對商人和官宦之家進行報複，有所殺傷，官宦之家便利用自己的官紳地位設法驅趕倭商，鼓動當局出兵剿倭。
然而這些官宦之家以倭商為利益之源，自然也不會把他們逼上絕路，于是在官府出兵剿倭之前，他們又事先把官府的兵力情況、出兵日期等洩露給倭商，倭商再次來貿易時，官宦之家仍複如是。朱纨的治倭行動嚴重損害了閩浙各方勢力尤其是貴官之家的利益而招緻彈劾，他死後，商民通倭更加肆無忌憚，時隔不久，“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徐階任内閣次輔期間，對剿倭之事極為重視，其家鄉為松江華亭，倍受倭寇之害，是以對前線倭情也比較了解，他認為，濱海之商民，因貿易需要，與海上倭寇往來甚密，是以倭寇得以趁機賄賂他們，“使為耳目，故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者”。這就使得倭寇對明朝政府的情況較為清楚，登陸之時“如入無人之境”，在商民掩護下更是神出鬼沒，“去來飄忽難測”。
明人朱淛也有提及商民通倭的案例：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歲，倭寇侵擾内陸，黃世隆、世光、俞子賓等戮民“為之向導，劫掠大姓，驅虜細民”，“中有林希德者，此人熟于附近大家徑路”，在他們的引導下，倭寇劫掠肆無忌憚，每每有所獲，使得城中的豪門大家對倭寇十分恐懼，紛紛搬遷至城中，使得“康舍增價數倍”。
除了商民，通倭者中也有衆多的明朝官軍，“有獻紅袍玉帶者如把總張四維”，“往來五峰素熟，近拜服口頭，甘為臣仆，為其送貨”，是以，若有倭寇登陸，這些官軍也會“略不盤訊，明送資賊”。嘉靖三十四年六月，阮公鹗督學兩浙，遇賊犯省城，“親自監門以防奸細”，可見，軍隊中窩藏奸細的情況是常有之事。
相比倭寇的猖獗，明朝官方的剿倭鬥争就顯得盲目被動，這與其資訊阻隔有着很大的關聯性。首先，倭寇居海島之時，明政府無法得知其資訊，“夫使賊深溝高皇，絕不與我相通，我則無可奈何矣”，再“軍門以海寇居島，出入無常，莫得虛實”。由于事先無法知道倭寇的兵力部署、劫掠地方等資訊，每遇倭寇登陸，劫掠内地，明政府并不能事先預防，待劫掠時或者劫掠之後，當地“奸民”在朝廷詢問賊情時隐瞞倭寇資訊，故意誤導明朝禦倭官兵，“兵入其地，詢賊情形，問找道路，悉為所誤”。
在禦倭鬥争中，明朝官方因資訊阻隔而緻潰敗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二十三日，先鋒丁總戎駐兵于方炊，“賊冒吾民服色至軍前曰：‘寇至矣’”，明朝官軍當即就聽信了倭寇給出的錯誤資訊，并沒有派人勘察确認資訊的準确性，而是脫掉铠甲，拿着容器等待開飯，而就在此時，“賊伏起掩擊，我師大潰，覆千餘人，由是賊勢益振”。明朝抗倭者甚至把這種資訊阻隔所緻的鬥争失利歸咎于“漳兵賣己”，如嘉靖三十三年的孟家堰之役
明朝官兵戰死及溺死者共計一千四百七十五人，當時議者多認為這并非是戰略的失誤，而是由于“漳兵賣己，緣倭黨中多有漳人之故也”，因為漳州籍士兵私下與倭寇相通，“令其設伏，臨陣佯潰，且助賊擊殺”，“賊誘我軍入伏内，四面攻殺”。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明朝抗倭軍隊對内、對外的資訊偵查能力不強，對于軍隊中的奸細不能及時查明，對于倭寇的埋伏不能及時預防，處于一種被動迎敵的狀态。
嘉靖年間皇帝昏庸，官場腐敗，嚴嵩把持朝政，結黨營私，“遍引私人居要地”。如此政局之下，前線與嚴黨政見不一的抗倭将領無疑會遭到彈劾迫害，加之嚴黨攘功急切，是以時常發生傳播虛假倭寇資訊，彈劾迫害靖倭将領的事件。張經是嘉靖嘉靖年間著名的抗倭将領，在上司靖倭之前便己在兩廣任上取得不俗戰績，并表現出卓略的才能和膽識。他憂心國事，“每聞賊勢猖撅，為國家及為公憂懼”。在嘉靖大倭寇期間，臨危受命，統籌全局上司靖倭鬥争。張經被劾後，因抗倭士兵一向信服張經之威名，以緻軍心換散，戰鬥力大打折扣，則“倭患日新”，“東南事愈不可為矣”氣張經被冤緻死的原因不難分析，嚴嵩時任内閣首輔，專權擅政，朝中攀附之人衆多，趙文華因與嚴嵩結為父子，深受重用。嚴黨見倭患日益嚴重，想趁機攘功，趙文華便假借祭海神之名至前線視察倭情。
但是他并不了解倭情，對兵法也知之甚少，在這種情況下，趙文華“不問地形，日夜催迫”，再三催促張經剿賊。張經作為靖倭主帥，深知倭寇狡猾而且數量衆多，當時從它省調集的兵力尚未集結，此時剿賊時機尚不成熟，萬一失利，則後果不堪設想，是以，張經對趙文華之言不予理會。這就惹怒了趙文華，他便向嘉靖帝進密疏彈劾張經，誣陷張經“養寇糜财，屢失進兵機宜，惑于參将湯克寬謬言，欲俟倭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賊報功塞責耳，宜治以纾東南大患”。然而，就在趙文華密奏發出沒幾天，張經通過周密部署，大敗倭寇。
見此，趙文華又立即奏報，謊稱此次大捷是他和胡宗憲之功，并稱這是他們指揮浙兵投毒之效。嘉靖帝深信其言，而對張經的奏言置之不理，并下令逮捕張經、湯克寬，對其論死系獄。張經上疏辯解，言及王江泾大捷的實情，然“帝終不納”，最終于十月被斬于市，“天下哀之”，時“舉朝知其冤，莫敢奏”氣作為主帥之一的俞大猷也因張經之案受到了牽連而被貶谪，他怒斥趙文華把王江泾之捷攘為自己投毒之功，這種行為實為“同惡相濟，欺天罔人”。
俞大猷認為，趙文華此舉是基于攘功迫害的私心，并且他對此次大捷的原因有如下叙述：“此舉成功，實由永順之兵首破賊鋒所緻也”氣此事天下之冤，也引來部分有節官員為張經等抗倭将領伸張正義，當時便有閻望雲、李用敬等官員上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然而嘉靖帝聞之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用敬等黨奸。’于是每人受廷杖五十，斥為民”。嘉靖三十四年七月，趙文華又彈劾浙江巡撫李天寵，以胡宗憲代之，嘉靖帝更以趙文華賢能而重用之，自此趙文華“出總督上，益恣行無忌”，“文武将吏，争輸貨其門，颠倒功罪”。可見，嚴黨因攘功而迫害靖倭将領，嘉靖帝卻糊裡糊塗聽信讒言，衆多忠臣為之寒心，不僅讓明廷無人才可用，也大大助長了倭寇的嚣張氣焰。
嘉靖年間，由于部分地方官員與豪門巨賈、倭寇海商存在利益關系，或是受到錯誤政績觀的誤導，瞞報、謊報倭情的情況非常普遍。嘉靖二年，李承勳在奏疏中表明衆多地方官員在倭寇登陸之前不能事先預防，在倭寇肆意劫掠之時又不能及時有效進行剿捕，是以錯失剿倭機宜。并且他認為地方官員上報的倭情奏章多有不實，“具各事設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每遇倭寇入侵，地方官員“雖雲行動，亦隻顧常，是以屢漬宸聰。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以緻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害将臣、辱國損威”。
可見，嘉靖初期，地方官員瞞報倭情的情況就多有發生，并且造成了嚴重的人民财産損失。楊宜任靖倭總督期間，“徘徊錢塘、宴飲唯諾、怡然若無事”，自受命督兵始，朝中士大夫便時刻關注前線戰況，不料楊宜的奏疏兩個月之後才姗姗來遲，并且所奏多有不實，這一情況也引起朝野上下議論紛紛。
徐階對此在《複楊裁庵》中有提及，楊宜“選練鄉兵，茫然未有頭緒，而前疏乃雲鄉兵可用。賊盤據海濱，兩巡撫之兵，皆不能取勝，而前疏乃雲賊己遁去，又雲指日可平，彼此參校，動涉欺誣”。嘉靖三十九年，福建禦倭官員劉焘上疏言“地方稍甯”，而巡按福建禦史樊獻科奏“福建山賊，倭夷并起”，二人所奏倭情互相沖突，後經兵部查實，始知劉煮所奏不實，若沒有核實資訊而信之“地方稍甯”，不能準确把握地方倭情，及時作出禦倭政策，任由倭寇肆虐，贻誤剿倭時機，勢必造成更大的社會動亂。
這種“海道、備倭等官，弊多隐匿”的狀況，還可以從政府所下政令中窺見一二，如嘉靖帝就曾嚴明“巡視都禦使親詣地方勘察，據實參奏”，可見官員參奏不實的情況時有發生，但是由于政治腐敗、黨争激烈，政令在執行上不能得到多方合力，收效甚微，仍有大量虛假倭寇資訊，嚴重幹擾朝廷對倭情的了解和判斷，進而大大削弱了抗倭決策的正确性和時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