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縮小财富收入差距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終極要義
社會财富的積累，本質上來源于勞動生産，名義上源于财富收入和财富轉移。在實際過程中，一方面，普遍存在财富的代際傳遞和财富繼承行為；另一方面，單從勞動性收入的橫向比較，也因人力資本能力的異質性、要素流動的區位因素、地方政策激勵、以及随機沖擊導緻的禀賦差異而影響到财富的積累、收益及回報。
與資本主義國家勞資關系的分割沖突相比，社會主義存在顯著的制度優越性，但這并不意味着社會财富是公平且充分有效率的。多數學者在關于收入配置設定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中，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依據，闡明了收入配置設定差距可能通過城市化發展、人力資本、産業結構、FDI、環境規制等中介變量束縛了經濟增長。
但究其根本目的，收入配置設定差距通過多條衍生路徑導緻了生産的低效率，規模報酬不再遞增仿佛是經濟學者普遍關注的。但是，在新發展階段，應當基于馬克思财富配置設定的理論原點，多重審視社會财富積累與配置設定的行為邏輯，重塑經濟發展目标和發展格局。
首先，财富生産的價值趨同是實作個人發達的生産力和自由。财富的生産是為了滿足人們對于使用價值的需求，在社會現代化的持續推進中，更加表現為對品質的需求，也就需要與之相适宜、相比對的高度發達的生産力。
在對勞動與生産資料結合過程的曆史性剖析中，認為财富積累的動機逐漸從單一向多元發展，而人的全面發展至始至終是貫穿其中的重要線索。社會發達的生産力是社會現代化的源泉，個人發達的生産力是人全面發展和自由的最終實作，與财富價值趨同。
其次，财富積累的曆史向度是社會主義美好構想的公平秩序。公平主義是一個相對概念，需要辯證的看待，在對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探索中，公平作為一個适度行為，作用到經濟生産往往在激勵和搭便車之間反複權衡。
這就需要建構一個社會主義最終美好構想實作的公平秩序，從利益分化和權利認同中突破重圍，将階級主導向公平博弈模式變革，擴大人民主體獲得社會财富的廣泛性和普達性。最後，财富配置設定的時代叙事是共同富裕與新發展理念的碰撞與融合。
共同富裕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核心要義，更是基于時代背景下展開的重要叙事。共同富裕與新發展理念的碰撞和融合，是曆史性的過渡和時代性的攀升，在新發展理念的架構下，協調财富配置設定、縮小财富收入差距是實作人民共享理念的高階邏輯。
二、公共福利制度創新與收入配置設定差距的協同邏輯
對于公共福利的增長、社會保障支出究竟能夠縮小收入配置設定差距，還是反而擴大了收入配置設定差距，在學術界尚未達成一緻性共識。基于社會财富配置設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理論視角，認為公共福利能夠有效地調節收入配置設定差距。
但是部分學者通過實踐經驗證據，揭示了二者之間的反向變動效果。調節或抑制的偏差，需要從理論背景與現實邏輯雙向度分解。一方面，公共福利制度，作為二次配置設定的重要路徑，能夠有效地高人民的福祉水準和美好生活願景，是平衡公平和正義的重要決策。
另一方面，公共福利制度和社會福利水準，作為政策工具，通過多種因素的組合影響到實踐操作的效果，宏觀上來說，制度并不是固定的、一程不變的，需要随着發展階段和發展動态演進。如經濟發展階段目标轉換、多重疊加大轉型發展、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接續、政策趨向多元化延伸等動态變化，可能會導緻福利制度的适應性和協調性缺乏足夠靈活的運轉。
中觀上來看，社會公共福利制度，同樣也受到制度模式、健全程度、應用類别、反應時效和配置效率等多方面影響，如果制度設定與階段發展目标存在時間錯位或路徑錯配，就有可能導緻收入配置設定的調節産生逆效果。微觀上來看，福利水準的完善程度，也可能對個人的微觀經濟決策、金融配置、就業偏好、财富預期造成偏好影響。
進而導緻社會公共福利水準與共同富裕的目标達成存在路徑背離，落入福利與财富無法協同演進的現實困境。然而，公共福利制度與收入配置設定差距的非天然協同關系，并不等同于福利制度的建構和公共福利供給是無效或失效的，反之，需要持續優化和創新公共福利制度供給，深化公共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優勢。
其一，公共福利制度對收入配置設定差距的影響，在程度和方向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顯著的地區異質性或城鄉異質性。中國公共福利的項目目标、保障力度、覆寫範圍具有顯著的空間差别，受到市場自發行為和政策行為的雙向誘緻，調節效果無法形成統一特征。
其二，公共福利水準需要質增效。近幾年來，公共福利其規模呈現持續速狀态，但是與城鄉二進制結構和收入配置設定結構的适應性和協同性有待加強。隻有持續深化和革新，才能逐漸增強與階段性發展的協同和比對。
其三，公共福利制度與收入差距的協同效果亟須關注，公共福利供給可能存在向城市或者特殊人群偏移，或者忽略了部分群體的現象，造成内部結構錯配。
或者存在門檻效應，在一定範圍裡，能夠正向調節收入配置設定差距，增強财富的配置公平。當達到Ḁ一門檻，即高于一定規模時，可能會降低低收入人群生産的積極性，造成财富收入差距的擴大，突變成為逆向調節效果。
三、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結構與收入配置設定差距的再解讀
中國式特殊的中央和地方分權管理體制，由于地方政府的績效比較和競争激勵，往往會誘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生産性公共産品，同時，地方政府官員在任期内更傾向于績效成果，而不是服務性、非收益、非生産性的公共産品。
生産性公共産品，如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在短期内引起産業集聚，交通運輸建設，也能高要素流動和對外開放，增強地區經濟财富積累，政府行為是相對積極的。但是，對于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非生産性公共服務，往往是不積極的。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教育較為發達的地區，人力紅利具有顯著潛力，但是依然存在時效性長，回報率慢的特點。
地方政府在選擇偏好下，會造成此消彼長，公共服務供給結構失衡，收益型産品卻俯拾皆是。近年來，在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推進下，也持續優化政府的職能治理和職能轉型，政府公共性服務供給力度增強。然而，政府公共性服務供給的政策和力度，往往會偏向事業機關和國有企業等易于核算的組織機關，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地區收入差距。
同時，公共教育供給的加強，并不能從根本上誘導較低收入家庭放棄勞動，注重教育，因為教育往往需要投入較高的時間成本，并伴随放棄實時收益工資，這些原因導緻不能絕對縮小收入配置設定差距，雖然能夠顯著高地區居民的幸福度和滿意度。
政府公共性服務供給，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可能存在正向和負向雙向調節效果，且可能存在長期傳導效應。地方政府需要結合自身發展特征，因地制宜地調節公共服務供給的力度，統籌城鄉大發展融合，分城分鄉施策，優化落實供給效率，并及時關注政策工具的嵌入效果和回報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