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足球
中國足球反腐
中國足協在新春開工後的第一項重大外事活動中出師不利，在第33屆亞足聯換屆選舉代表大會上落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而且在未來四年(2023-2027年)的亞足聯執委會中也将曆史性地第一次無人任職，被完全排除在亞洲足球的決策層之外。可以說這是中國足球重返亞足聯大家庭以來，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失利。也正因為此，很多依然還在關心中國足球的人士會發出“為什麼會這樣”的疑問，而這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筆者此番在巴林采訪期間所遭遇到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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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亞足聯的尴尬追問
在大會開始前兩天，筆者便趕到了巴林，不管是前往亞足聯指定的各代表團下榻酒店，還是前往亞足聯官員與從業人員所下榻的海灣酒店以及此次會議的新聞中心，總會遇到一些相熟的亞洲足壇人士。互相寒暄之後，他們最關心的就是近期中國足壇再一次展開的反腐行動。特别是中國足協前任秘書長和常務副秘書長雙雙被帶走，這在外人看來根本無法了解。
在亞足聯負責媒介事務、來自于印度的拉維與筆者相識超過20年，他早在維拉潘時代就在亞足聯負責與各國和地區的記者打交道。這期間拉維雖然一度離開，但他傳回亞足聯後還擔任過現任主席薩爾曼的秘書。在新聞中心相遇簡單寒暄後，拉維主動問起了有關中國足球的反腐事件：“中國足球究竟是怎麼回事？足協秘書長和副秘書長都被抓，究竟是因為腐敗還是因為假球？我們在聽到這個消息後都非常震驚。我印象中，中國足協從前的幾位副主席都因為腐敗而被判入獄，這也才過去10年左右，怎麼現在又出現這種情況了？”拉維身邊一位來自中亞的亞足聯媒介部從業人員，則站在一旁一直搖頭：“對于這樣的情況，我們真的沒法了解。”
因為疫情與拉維已經幾年不見，但一見面的這一番追問，着實讓筆者尴尬。迄今為止，案件的具體情況并未正式公布，是以筆者無法給拉維确切的解釋，也隻能是含糊其辭：“聽說是因為假球，但具體情況隻能等待官方說法。”但随後拉維的表态卻更令人尴尬：“不管什麼原因，這對中國的形象影響太壞了！或許，這是中國足球這些年沒有起色的根本原因。不管是亞足聯還是其他足協，對這些行為真的是深惡痛絕，這是影響足球運動發展的最大毒瘤！”
不止是拉維，很多人都對10多年後中國足壇的再次反腐有着相同的态度。會議現場筆者遇到另一位在亞足聯媒介部工作超過15年的印度人切丹，他也是對中國足球近期所發生的事表達了無法了解甚至是憤怒，“這不僅僅是影響中國足球，更是讓亞洲足球蒙羞！”随後切丹還詢問筆者：“去年卡達世界杯你去了嗎？是去采訪中國隊參加世界杯嗎？”然後他惡作劇般地大笑起來，這更讓筆者尴尬。
而目前常駐香港以報道亞洲足球為主、專門為路透社撰稿的英國記者邁克爾·切爾奇則在一旁打趣道：“嗯，20年前是的！”随後切爾奇說道：“我從霍頓執教中國隊開始就一直在關注中國足球，也曾去過中國無數次，采訪過很多人，包括中國隊的前任主教練李鐵，在他當運動員的時候就采訪過他，對他印象不錯。但我也沒法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過去10年，中國在足球方面投入了多少資金？但10年後的今天，中國足球還剩下什麼？聽說那麼多的俱樂部現在都是負債，那麼多的優秀外援都離開了，這些外援的離開有資金方面的原因，當然也有疫情的影響，但是當中國足球花了那麼多錢的時候，花錢的目的與出發點究竟是什麼？是希望建立起中國足球的自己體系，還是僅僅需要一個漂亮的表面成績？原來的廣州恒大花了那麼多錢，也拿到了亞洲冠軍，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廣州隊建立起自己的發展體系了嗎？10多年前，包括三位中國足協副主席相繼入獄，但如今為什麼又出現秘書長一級的官員被帶走呢？”
“如果我是亞足聯的官員，我不會希望中國足協的代表進入到亞足聯執委會中。因為一旦出現意外情況，整個亞足聯的聲譽以及形象将是以受到損害。如果我是其他足協的官員，我也不會希望中國足協的代表進來，因為這肯定會影響到亞洲足球的形象，沒有人會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景。而且這些年來，亞洲足球的整體情況是向上的，卡達世界杯上亞洲球隊表現不錯，這讓更多人的期待亞洲足球的未來。”切爾奇假設道，而他的這番言論引得切丹不住地點頭。
當筆者在與切爾奇、齊丹等人交流時，亞足聯的投票結果尚未産生。而當最終結果揭曉時，或許這兩位的言論，已經深刻地揭示了中國足球這次緣何在足球外事活動中遭遇“滑鐵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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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無關硬實力
中國足球此次在亞足聯換屆選舉中名落孫山，這對未來幾年的發展極為不利。或許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正常的結果，因為中國足球的現實水準就擺在那裡，沒有“硬實力”作為保障，自然也很難争取到話語權。但以筆者多年來采訪亞足聯代表大會的經曆來看，恐怕需要明确的一點是：競選成功與否，與“硬實力”并無太大的關系。
當日本足協主席田島幸三、沙特足協主席梅沙爾高票順利當選時，我們可以說日、沙足球的水準擺在那裡，當選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南韓足球已經連續10屆打入世界杯決賽圈，在卡達世界杯上也殺入了16強，南韓足協主席鄭夢奎緣何連續第二次競選失敗？四年前，鄭夢奎在七選五的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競選中僅僅獲得18票，名列第六位無緣當選；四年後的今天獲得了19票，依然還是第六位，繼續無緣當選。這是“硬實力”或者說足球技戰術水準不行的問題嗎？
而蒙古足協主席岡巴塔當選亞足聯東亞區副主席，難道是因為蒙古足球水準很高？菲律賓足協主席阿拉内塔與馬來西亞足協主席哈米丁，能夠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難道說菲律賓、馬來西亞足球的水準也很高嗎？菲律賓在國際足聯的排名是世界第134位，馬來西亞是世界第145位，遠無法和南韓隊的世界第25位相比，比中國隊的世界第80位還要低，但為何他們能夠成功？
足球外交無小事。亞洲足球因為地域廣泛、情況複雜，不深入其中恐怕無法真正了解。四年前，沙特足協推薦副主席哈利德·阿瓦德參加競選，結果僅僅獲得12票，在七名FIFA理事候選人中名列最後，恐怕也不是“硬實力”的問題，因為沙特隊剛剛征戰完俄羅斯世界杯，盡管未能出線，但至少也赢了一場比賽。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在競選之前，時任沙特體育部長圖爾基“看不上”薩爾曼而準備另起爐竈，讓時任沙特足協主席去競選亞足聯主席，與薩爾曼直接進行對抗。雖然沙特随後改變政策，讓阿聯酋體育權力總機構(類似中國的國家體育總局)負責人羅邁西去參加亞足聯主席競選，但最終的結果是沙特人無緣亞足聯執委會，而阿聯酋足協也同樣無人進入亞足聯執委會。
在這種情況下，沙特王室出面更換了體育部部長，也更換了足協主席，沙特王室與巴林王室之間溝通并修補關系，随後沙特人才被增補進入亞足聯執委會，但阿聯酋足協則在過去四年中無人在亞足聯執委會中任職。四年後的今天，當沙特足協主席梅沙爾參加競選時，突然獲得了40票的最高票，而阿聯酋足協副主席阿蔔杜拉·賈奈比也以37票順利當選西亞區的執委。這其中，恐怕同樣不是“硬實力”的問題。
當年張吉龍出任亞足聯代理主席，且有相當大的機會去直接競選亞足聯主席一職之時，恐怕也不是因為中國足球的“硬實力”有多強，畢竟當時中國男足國家隊已經在2002年世界杯後連續三屆無緣預選賽最後階段的十強賽，而是因為亞足聯下屬諸多會員協會認為張吉龍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都具備了條件，而且為人令亞洲足球的朋友信服。但後因多方面的原因，張吉龍最終放棄宣布參加競選。
也正因為此，中國的“足球外交”不是簡單的競技水準高與低的問題，這與國内“成績論成敗”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是以對于這次競選失敗恐怕不能簡單化。當然，這也不是說中國足球不需要提升競技水準，筆者更想表達的是：亞洲地域廣闊，地緣政治的情況較為複雜，亞洲足球的局勢也相對較為複雜，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國内的思維方式、邏輯以及處事方式去衡量整個亞洲足壇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