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重酒，青銅器中以飲酒的爵為尊；周人重食，青銅器中則以吃飯的鼎為尊，古人常說“飲食男女”，其實，人類的欲望本早就在兩個古老的王朝中展現得淋漓盡緻。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大家并不陌生，腳下是飲不盡的美酒池子、眼前是香噴噴的烤肉林子，身邊摟着的是纖細腰肢的妹子，這種奢靡生活概括為四個字，不外乎——飲食男女！
吃肉、喝酒、交配，是根植于人類欲望中的底層邏輯。
而在商人這裡則是被無限制地放大，開頭所說商纣王便是其集大成者。實際上，這三點之中，“酒”才是最為關鍵的橋梁：一頭連接配接飲食、一頭連接配接男女。
商人簡直好酒成風，而且不論男女，都極為愛好飲酒。比如，殷墟婦好墓的主人，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曆史上第一位女将軍婦好，她的墓中就有很多和飲酒相關的青銅器皿：諸如爵、杯、尊、觚、方彜等，共計出土了210件青銅容器，其中酒器的數量就約占74%。
此外，我們從商人墓葬中随葬品組合中也可以窺管見豹：
最為常見的是“爵”這種酒器，貴族幾乎是每墓必備，除了“爵”這種單一酒器之外，“觚”也很重要，與之相配套使用：一般認為，商周時人們飲酒常常要給酒加溫，溫酒則用觚，飲酒則用爵。
故而後來的孔子面對禮崩樂壞的世道，才發出所謂“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歎，以此強調酒器中“觚”之于“爵”的重要意義。
我們再反觀周人墓葬中的青銅器，以及與之配套的貴族禮儀，就會發現他們似乎格外看重“吃”：強調怎麼吃、吃什麼、以及用什麼吃！出土最多的是以簋和鼎為主的炊煮和盛放食物的器皿，圍繞着這鍋碗瓢盆，周人甚至還能搞出一套規矩：
"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三簋，士用三鼎一簋或一鼎。"
天子九個鍋八個碗，以此類推到士人隻能用三個鍋一個碗，各個身份等級之間的用鼎和簋數量不得出現僭越，而食器數量的多少，其實也展現出不同等級身份的人食用肉類種類的豐富程度。
酒以通神，食以安民
那麼，為何商人如此嗜酒呢？因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論是戰争還是祭祀，缺了什麼都行，唯獨不能少了酒。
事實上，“能緻幻、通鬼神”是商代君王對于酒的直接需求，過量飲酒能夠使人神識昏迷，陷入迷幻的境界，在古人看來是能夠直接和神靈進行溝通的。而商人的崇拜對象很多，不僅有天帝崇拜、自然崇拜、還有祖先崇拜，尤其是後者，不管做啥事，都希望能得到祖先的保佑，那麼自然就需要隆重、頻繁的祭祀。
光是在蔔辭中能看到的商人祭祀的祖先就有上百位之多，祭祀的方法也有數十種不重樣，祭祀的時候，其所用的酒也多達百鬯。在祭祀完畢的時候，所用祭祀之酒食，也多為參祭者所享用，可想而知，商人對于祖先、神祇的每一次的祭祀，就變成了一次次對于貴族們而言、名正言順的美酒佳肴招待會。
是以，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重酒與重食的文化沖突發生在西周初年，周人直接下達了嚴格的全國範圍的“禁酒令”，因為周人認為，商人無節制地頻繁祭祀與酗酒成風，正是導緻商朝覆滅的重要因素。
《尚書·酒诰》：“惟慌腼于酒，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喪于殷。”
郭寶鈞先生在《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中将西周銅器分為前後兩期。兩期的分界在穆王之末，二者最大的差別就是器物組合。前期與商代一樣是“重酒的組合”，而後期則是“重食的組合”。這種說法顯然是受了傳世文獻中周初禁酒的影響。
當然，周人在取代商人之後，對其文化形态中的揚棄也是顯而易見的。與商代一樣，周人也是重視青銅禮器的，但是和商人不同，周人的青銅禮器主要以青銅食器為主，而不再将青銅酒器當作重點對象。
周人重食的傳統，可能來源于其祖先“後稷”的一脈相承，所謂“稷”，其實就是一種谷物的名稱，周人重視農業與農耕，比商人更加了解食物對于自己的重要意義，任何時候，都把“吃”當做是一件頭等大事。
比如在《尚書·周書·洪範》記載的周規中提到的八政，首當其沖說的就是食物。而在《禮記·王制》裡提到的周王八政為：“食物、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在這裡也将食物列為第一政，由此可見，周代統治者對于民之飲食的重視。
周人重食、商人重酒，展現出的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民族性格：前者（周人）理性而克制，時刻以禮制壓制着人性，即便是吃，也要吃出個三六九等來，屬于“日神型”的文化模式；而後者（商人），則借酒這種刺激物去暫時擺脫理性的壓抑，在放浪形骸間去追求和體驗人生價值，屬于“酒神型”文化模式。
古人雲：“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誠如是，我們不能把鍋甩在喝酒與吃飯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