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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身上發現能操縱人腦的寄生蟲

作者:老陽的奇妙電波
木乃伊身上發現能操縱人腦的寄生蟲

1859年人類首次發現了被真菌感染的昆蟲;1984年珍妮絲摩爾用實驗證明了寄生蟲擁有操縱宿主的能力;2017年NCBI上的一篇論文指出 全球将近1/3的人口攜帶一種 能影響甚至操縱人腦的寄生蟲;2021年12月,科學家指出新冠病毒複雜的分子機制或許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進行了宿主操縱。同年,馬斯克在推特上回應《國家地理》有關寄生蟲導緻鬣狗降低對獅子的警惕心的文章,馬斯克戲谑的表示弓形蟲将成為人類命運的真正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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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學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匪夷所思的寄生行為浮出水面,而這些資訊裡有兩個頻繁出現的詞組,寄生、操縱,當這兩個關鍵詞拼到一起,一個恐怖的概念随之浮出水面,寄生生物的行為操縱。僵屍真菌(偏側蛇蟲草菌)要了解寄生操縱行為,我們就從自然界裡頂尖的操控者講起,喜歡看生物紀錄片的觀衆一定對它不陌生,它就是偏側蛇蟲草菌,也有人更喜歡稱呼它為僵屍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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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故事要從一隻螞蟻講起,泰國雨林中的萊氏弓背蟻是一種命途多舛的昆蟲,它們不僅要面對食蟻生物的威脅,雨林深處還有另一雙眼睛盯上了它們,渴望傳播繁衍的僵屍真菌(Ophiocordyceps unilateralis)。在僵屍真菌眼裡,木蟻種是完美的宿主之一,2014年 7月ICB一篇研究寄生真菌的論文中提到,孢子附着并穿透螞蟻的角質層,覓食的螞蟻可能被感染,真菌就會在螞蟻身體裡定植 ,被感染的螞蟻會脫離蟻群,變成真菌的代步工具,向樹幹莖葉處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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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仔細選擇合适的地點以後,緊緊咬住樹枝或是葉脈,下颚肌肉萎縮防止自身跌落,然後等待真菌在自己體内孵化,死後真菌會從屍體中長出,宿主的軀體就從真菌的代步工具轉化成真菌生長繁殖所需要的碳源。後頸長出子實體,當成熟後有性孢子通過基質飄落下的孢子傳播到蟻群中感染更多的螞蟻。在螞蟻的視角裡,僵屍真菌的驚悚程度絕不亞于任何恐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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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僵屍真菌具體是怎樣讓螞蟻變成自己的提線木偶的? 結論遠比我想象的更喪心病狂。大衛休斯是研究僵屍真菌的元老級學者,這個領域引用率高的論文裡,十有八九都會出現他的名字,在2014年,他參與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并他們猜測一旦菌落足夠大,真菌就會劫持宿主的中樞神經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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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通過離體螞蟻組織培養和代謝組學的實驗發現,獨立種别的螞蟻隻會被對應種别的真菌所控制。這是一個相當細的分類,幾乎雨林中能被自然感染的螞蟻都有對應的一種真菌,而這麼細緻的分類很可能是真菌長年演化出的結果。然而,這個演化時間,大幅度超出了他們的想象。在2010年,休斯和他的團隊在德國梅塞爾化石坑中發現了一塊來自始新世的葉片化石,化石上清晰的死亡之咬可以證明僵屍真菌操控螞蟻的行為可以追溯到4800萬年前。休斯等人這時認為真菌已經通過長年的演化,可以産生一系列特定的化合物,進而對宿主大腦産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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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發生了驚人的轉變。就當大家都以為,真菌通過控制螞蟻的中樞神經來剝奪螞蟻身體的控制權時。在2017年休斯等學者再次釋出了一篇僵屍真菌行為操控機制的論文,但這篇論文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推翻了2014年大腦控制的結論,國内也有不少生物界大佬進行過總結。大衛休斯等學者将串行塊面掃描電子顯微鏡技術(SEM)和基于深度學習的圖像分割算法相結合,以可視化真菌在宿主體内的分布、豐度和互相作用,這能夠檢查被操縱螞蟻肌肉中真菌細胞的3D結構和分布 。

換句話說,螞蟻被切割成1200-2400片組織,在使用熒光共聚焦顯微鏡後,測試到真菌細胞隻集中在腦外,腦内未觀測到真菌細胞,這也意味着真菌對螞蟻的行為控制發生在腦外層。真菌并沒有攻擊宿主中樞神經,而是身體的其他組織,那真菌到底控制了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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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實驗報告讓學者們後脊發涼,真菌細胞通過分生孢子吻合管(CAT)将相鄰細胞連接配接起來,在宿主的肌肉纖維周圍形成了一個蛛網一般的結構。菌絲體網絡可以讓真菌從肌肉中擷取資源,并将這些資源配置設定給網絡中但遠離肌肉的其他真菌細胞,進而切斷螞蟻周圍神經與肌絲之間的連接配接,達到精确控制下颌肌肉的目的。

簡單來講,真菌并沒有攻占螞蟻的大腦,而是強行用菌絲控制了螞蟻的肌肉,霸占了它的身體。這種控制方式就好比木偶戲中的傀儡木偶。比起操縱中樞神經達成身體的控制效果,這種野蠻的操縱肌肉的方式,明顯更直接有效。螞蟻很可能清晰的感覺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卻無法自我救贖,最終痛苦的死去。真菌通過控制螞蟻為自己創造出最佳的生存條件,進而實作最大化繁衍的目的。受害者不僅僅是蟻群,還有雨林中其他的昆蟲,這種恐怖的能力在被發現後也陸續被電子遊戲所沿用,在《口袋妖怪》裡,它是派拉斯特身上的大蘑菇,在《最後生還者2》裡,它是變異後足以感染人類,并将宿主變成喪屍的偏側蛇蟲草菌。回到現實,這種可怕的真菌最初是被誰發現的?這種現象最初又是怎樣被記載的?人類花了多少年才大緻掌握了其中的奧秘,這些問題圍繞着我,讓我不得不再挖深一層。在谷歌上搜尋誰最早發現了偏側蛇蟲草菌會出現一個并不陌生的名字,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一個探險技能點滿的英國博物學家、地理學家、人類學家、生物學家和插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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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他,就是那個推動了達爾文發表進化論的男人。然而維基裡隻提到他發現了僵屍真菌,卻沒有記載任何他描寫僵屍真菌的文章,好在資料裡提到了年份,1859年正是華萊士出發去馬來群島探險的第5年 。在1854年,華萊士從英國啟程前往馬來群島,收集各類動植物标本研究并出售。8年間,他在馬來群島一共收集了11萬隻昆蟲,7500個貝殼,8050張鳥皮和410個哺乳動物和爬行動物标本,其中5000多個是他發現的新物種。華萊士幾乎會收集記錄他看見的所有東西,在今天已知的所有鳥類中,有2%都出自于華萊士的記載。在探險旅程中,他提煉了關于進化的思想,總結出了自己關于自然選擇的見解,在1858年他将自己總結的理論概述寫成一篇論文寄給了達爾文,從旁推動了達爾文《物種起源》的釋出。在之後的1869年,他出版了《馬來群島》記錄了自己在那的冒險經曆,這本書自出版到現在仍在發行,可以說是科學探索類的神書。

如果華萊士有描寫偏側蛇從草菌,那麼大機率就在這本書裡。根據我的經驗,在這種篇幅冗長的書裡定位内容要先看标題,然後在電子版文檔裡搜尋關鍵字,然而事不遂人願,整本《馬來群島》出現過真菌關鍵字的隻有一段,而這一段也不是描寫偏側蛇蟲草菌,而是華萊士在描述一種蝴蝶,模仿生長在葉子上的真菌斑點來僞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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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卡在這裡很久,因為出現這種情況隻有兩種可能,一是維基百科出了錯,華萊士确實沒有記錄僵屍真菌。二是我讀漏或是找錯了書,因為對自己沒什麼自信,是以我預設自己出了錯,但如果華萊士沒有記錄過偏側蛇蟲草菌,那第一個記錄了這種現象的人又是誰?在驗證的過程中我偶然發現了另一篇有關華萊士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退休的生物學家——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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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到自己對華萊士的敬仰,并幾乎通讀了華萊士寫過的所有手稿甚至是書信。因為自身是生物學博士,她也曾對僵屍真菌感到好奇,是以想從華萊士的書裡得到啟發,然而同樣讓她失望的是不僅《馬來群島》裡并沒有記錄僵屍真菌的内容,在其他華萊士的傳記和書裡統統沒有僵屍真菌的相關話題。不過蘇珊的文章也證明了我的思路并沒出錯,不僅如此,蘇珊還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生物學家大衛休斯等人在一篇關于僵屍螞蟻行為機制的論文裡,引用了一篇來自1886年的古老文獻。于是我找到這篇論文,第30條正是蘇珊提到的那篇文章,這一刻我不得不感慨網絡的便利,即便是136年前的文章,也能在BHL(生物多樣性曆史文獻圖書館)裡找到高清原文。而這篇136年前的文獻,就是正統記載了僵屍真菌現象的第一篇文章,作者叫做威廉姆·福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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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記錄了一名叫勞埃德的螞蟻收藏者,發現了一隻身體裡長出菌類植物的螞蟻,原文是這樣形容這一現象的:

螞蟻像是在活着的時候被真菌攻擊過,在體内生長的細絲菌絲體會不斷榨取它的生命,直到菌絲最終在胸腹部的關節處長出,并附着在螞蟻所在的葉子上,而頭狀基質則在頭部和胸部之間成長。

同時因為勞埃德是第一個實際提出這種現象的人,是以這個真菌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然而接着往下看,居然出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華萊士。

文章裡寫到在大英博物館的藏品裡,華萊士在巴西通達諾村發現的弓背蟻(Camponotus atriceps)、黑棘蟻(Echinopoa melanarctos) 和多刺梅羅普斯蟻(polyrachis merops)均有偏側蛇蟲草菌的痕迹,而且來自巴西的福米卡蟻(Formica sexguttata)也受到一種真菌的攻擊,但這種真菌太不完整,無法鑒定。

勞埃德發現的這隻螞蟻和收藏在大英博物館裡華萊士發現的那隻情況幾乎一樣,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維基百科并沒有錯。根據時間來推算,華萊士在1859年首次發現了偏側蛇蟲草菌,但華萊士本身對真菌并無興趣,隻帶回了被真菌感染的螞蟻标本,沒有記錄這種被真菌感染的現象。

而在1886年,這種現象恰好又被螞蟻愛好者勞埃德再次發現,同時被福西特記錄了下來,是以第一個發現了僵屍真菌的人的的确确是華萊士,隻是第一篇記錄這個現象的并不是他而是福西特。

這篇文章在短暫的描寫了一番真菌感染螞蟻的情況後就草草收尾,很明顯,在136年前,生物學家們對僵屍真菌的概念尚且模糊。這種現象在當時無法得到更深一步的解釋,而此後的100年間,關于僵屍真菌的研究都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它就這樣得償所願的消失在了大衆的視野中。

直到1986年,珍妮絲·摩爾首次通過實驗證明向科學界抛出了那個可怕的概念,寄生宿主行為控制。僵屍真菌也随着這個概念逐漸回到生物學家的研究清單裡,整個操縱機制才在幾年前逐漸清晰。

然而關于菌絲是怎樣協調螞蟻肌肉進行運動和咬合?

菌絲之間是否形成了能夠資訊互動的網絡?

期間釋放的化學物質和分子信号又怎樣被調控的等等,仍舊是個迷團。我們對真菌的了解僅僅是跨出了一小步,但一路上的經曆卻顯得這麼遙遠。

大腦操控的寄生行為 - 弓形蟲

當我慶幸于僵屍真菌還不能控制人類的時候,卻發現1/3的地球人都被另一種寄生蟲感染。而更可怕的是,當研究他的博士在采訪中說出這句話:“我們曾以為,思想是屬于我們自己的,但是……”它就是自然界中另一位操縱大師——弓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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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牛津大學喬安妮·韋伯斯特等學者用了一個簡單的實驗證明了,弓形蟲大幅度影響了其中間宿主齧齒類動物的行為。他們将感染了和未感染弓形蟲的老鼠分别放進4種不同氣味的圍欄裡。包含老鼠自己的氣味、水的中性氣味、貓尿的氣味和兔子尿的氣味。實驗得出的結果讓學者們非常震驚,未感染弓形蟲的老鼠對貓尿極其厭惡,避而遠之,但感染了弓形蟲的老鼠卻迷戀上了貓尿,花大部分時間在貓尿周圍徘徊。早在幾十年前科學就已證明,老鼠對捕食者的氣味進化出了一種先天的防禦反應,即使經過了幾百代未接觸過貓的實驗老鼠,還是會對貓的氣味表現出厭惡反應 。但弓形蟲卻以一己之力改變了老鼠長久進化得來的保護機制,這導緻所有被感染的老鼠都會失去對貓的恐懼,最終一步步将自己送入天敵的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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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對弓形蟲産生了3個疑問。第一個問題是:弓形蟲是怎麼控制老鼠愛上貓味的?第二個問題是:弓形蟲為什麼跋山涉水要去貓的體内?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弓形蟲是怎麼對人産生影響的?回到2007年,韋伯斯特發表了另一篇論文。文中稱神經調節可能是一種理想的機制,因為弓形蟲至少可以影響宿主的部分行為表達。實驗證明,阻斷老鼠杏仁核中控制正常焦慮的*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并給老鼠提供 5-羟色胺拮抗劑,就會讓這些老鼠變得和感染弓形蟲的老鼠一樣,失去對貓的恐懼。研究人員還在感染弓形蟲的老鼠身上觀察到高香草酸、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水準都有顯着提高,而這些都是調節運動活動、情緒、學習、記憶和腦血流量的物質。斯坦福大學羅伯特·薩波爾斯基的實驗室也發現,弓形蟲切斷了大腦中的恐懼回路,這可能有助于解釋為什麼受感染的老鼠會失去對貓氣味的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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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發現弓形蟲同時“能夠劫持雄性大鼠的一些性喚起相關的電路”他推測,這可能是通過提高大腦獎勵處理部分的多巴胺水準來實作。也就是說,弓形蟲讓貓的氣味對雄性老鼠來說很性感。這也就解答了我的第一個疑惑。關于第二個問題,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在1970年。科學家證明了貓科動物是弓形蟲的最終宿主, 它們隻能在貓科動物腸道中才能進行有性繁殖。但這時研究人員還不确定,為什麼它們隻選擇貓科動物作為最終宿主?直到2019年,馬托雷利等學者發現,雖然弓形蟲可以在任何溫血哺乳動物中進行無性繁殖,但進行有性繁殖需要亞油酸。亞油酸代謝需要delta-6-去飽和酶,貓科動物是唯一在腸道中缺乏delta-6-去飽和酶活性的哺乳動物,由于缺乏這種代謝物,導緻貓科動物全身亞油酸過量,進而促進了弓形蟲進行有性繁殖。這也就意味着,弓形蟲在中間宿主中是不成熟的,在達到成熟,完成生命周期之前,它必須被捕食性的最終宿主吃掉。是以它操作中間宿主的行為來增強向最終宿主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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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第三個問題,早在90年代初,一位捷克的寄生蟲學家,雅羅斯拉夫·弗萊格就開始懷疑自己的性格被一種單細胞生物所操縱,導緻他的行為舉止怪異且有自毀傾向。但他的觀點在早年被主流社會所抵觸,在很少人支援的情況下,他依舊堅持研究和實驗。最終花了15年,在2007年他和研究人員得出了結論,潛伏弓形蟲病不僅會影響齧齒動物宿主的行為,還會影響人類。他的研究結果顯示感染了弓形蟲後。男性更有可能無視規則,變得多疑、更容易嫉妒。女性則更熱情、外向、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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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采訪中這樣形容自己:“被某種寄生蟲感染我很不開心,但是……同時也很有趣。我的意思是這個想法可以解釋我的一些行為模式。例如,在我應該害怕的情況下,我不是很害怕,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行為。例如我在庫爾德斯坦,周圍發生很多槍擊事件,我很冷靜。這不是唯一的情況,我的驚吓反射也有點不尋常。我在迫在眉睫的人身危險情況下的本能行為相當緩慢或被動。在其他人可能會受到驚吓并且沒有環顧四周或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我的反應會更慢更遲。當一輛汽車沖向我或當我身後響起喇叭聲時,我更有可能不會躲開。”在翻閱官方資料的時候,我發現弓形蟲最早在1908年被發現且定義,但沒過多久,我又看到了一些更神秘的記載。在一些古代文明中,似乎早就有着對它更魔幻的描述。

木乃伊身上發現能操縱人腦的寄生蟲

公元610年隋代的《諸病源候論》第二十三卷 屍病諸候中記載“人身内自有三屍諸蟲,與人俱生,而此蟲忌惡,能與鬼靈相通,常接引外邪,為人患害”。這裡的三屍蟲,指的便是弓形蟲。文中提到的發作之狀和一種現在醫學中的寄生蟲感染症狀極其相似。隻是,由于隋朝初建太醫署,它的設施和醫療系統都不完善,是以人們也無法解釋這種病症由何引起。是以,道家将此類病症歸結為鬼神一說。但由此可見,古人早就察覺到這種肉眼無法觀測到的生物。這讓我非常好奇,大自然究竟在什麼時候創造了弓形蟲?有沒有比三屍蟲更久遠的記載?如果要問弓形蟲是在什麼時候誕生的,那麼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既然它能在貓科動物體内進行有性繁殖,那是否意味着,隻要搞清楚貓科動物存在了多久,就可以追溯到弓形蟲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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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記載的最早的貓科動物是原貓,這是一種史前生物,曾生存在漸新世以及中新世,距今将近5500萬年。但目前對它的考古發掘收獲極少,更不要說研究資料了。如果有資料可以證明在原貓化石内發現了弓形蟲的證據,那麼就能肯定,弓形蟲和僵屍真菌一樣都是曆史悠久的存在。但可惜并沒有文獻可以提供這種證據,于是我開始嘗試找一些更古早的資料和文獻,看看是否有除了三屍蟲以外更古老的相關記載。在有關三屍蟲的資料裡顯示,三屍蟲是道家首先提出的,而道家誕生于東漢時期,距今1700多年。在此之前的大型文明并不多,而其中大量出現貓類元素的文明更是容易鎖定,距今7400多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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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将精力投入在古埃及相關的文章上,果然找到了一些資料。搜尋過程中,一個單詞迅速抓住了我的眼球——木乃伊,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埃及文化象征。而文章中提到,2013年科學家使用了NGS技術,首次發現古埃及人類木乃伊中存在着惡性虐越蟲和弓形蟲的DNA序列,這表明弓形蟲在古埃及時期就已經存在。要了解古埃及就要先了解它的文化,大約在公元前2800年前,貓就在古埃及宗教中有着重要意義,古代人對它表示尊敬和忠誠。人們認為太陽神拉,可以化形成一隻法老王貓,每天晚上前往冥界,對抗蛇魔阿波菲斯,隻有殺死蛇魔,第二天太陽才會升起。貓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藝術中尤為常見,埃及考古學家在挖掘過程中,發現了數十萬具皮毛完整的貓木乃伊。它們被帶到首都布巴斯提斯進行防腐處理,制作成木乃伊并安葬在神聖的墓地,期待着它們的主人護送它們進入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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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貓木乃伊跟當代埃及的法老王貓MUA如出一轍,這證明了古埃及的法老王貓是最古老的家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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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家貓和人類之間的頻繁接觸,就可以解釋古埃及人類木乃伊中,為什麼會存在弓形蟲的DNA序列。弓形蟲的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時期,但我認為它的故事應該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悠久。它簡單的生理結構下,卻實讓科學家研究了上百年,也隻是知其然不知其是以然的神秘。如今的它可以在幾乎所有哺乳類動物身上寄生,更是感染了1/3的世界人口。也許正如馬斯克所說,他才是這顆藍色星球上真正的赢家。但也不用是以而焦慮,因為弓形蟲在健康的人體内幾乎處于永久休眠狀态。畢竟人類知識它的中間宿主,隻有在免疫系統遭到破壞或免疫力低下時,它才會對人類産生威脅。

病毒(狂犬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随着越來越多能夠控制宿主行為的寄生生物被發現,我也逐漸開始接受這個現象。但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我還是再次被震驚了,因為它離我們的生活太近。文中提到了新冠病毒在全球成功傳播的關鍵可能與病毒的行為操縱有關 ,或許新冠還藏着不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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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幾個月前,2021年 12月,生實體論學報刊登了史蒂文·梅西關于新冠宿主操縱機制的文章,文章讨論了SARS-CoV-2宿主行為操縱的能力。他提到新冠病毒利用一系列分子模拟政策來操縱宿主分子系統,包括向病毒mRNA添加帽模拟結構以模拟細胞mRNA,使用複制細胞器以避免先天免疫監視,其表面刺突蛋白的糖基化以屏蔽免疫系統的表位,以及位于其表面的多堿基切割位點刺突蛋白,模拟内源性蛋白酶切割位點,欺騙宿主神經纖維蛋白與其結合進入細胞,産生疼痛抑制(鎮痛)的效果,對感染者情緒産生積極影響,減輕社恐,導緻感染者社互動動數量和持續時間增加。同時, 新冠感染者嗅覺衰退可能會像感染弓形蟲的老鼠一樣增加危險行為,但尚不清楚這種危險行為的增加是否會增加傳播的可能性。病毒的傳播通常隻需要一次咳嗽或一個噴嚏,咳嗽部分由肺部感覺神經元觸發,雖然新冠中的咳嗽誘導機制仍有待确定,但有人提出感染與促炎肽緩激肽的産生有關,而緩激肽可以激活肺無髓感覺神經元以誘導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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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奧斯勒教授曾說過:“人類隻有三個大敵:發燒、饑荒和戰争。三者中最大的敵人,也是迄今為止最可怕的敵人,就是發燒。”發燒也是新冠早期的有用名額,然而去年一月在波多黎各接受評估的新冠感染者中,隻有38.9%的人發燒,這表明有6成感染者都是無症狀感染者,而文中也提到無症狀攜帶者或輕症患者都可能代表病毒誘導的人類模拟物。換言之無症狀感染者們可能由病毒操控,讓患者有效地模仿健康人,在與他人接觸時會降低别人的警惕心,接觸者也不太可能采取預防措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傳染了新冠病毒。以上種種現象都在向我們證明,新冠病毒是一個聰明又狡猾的敵人,面對它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它會利用宿主自身的一切條件為自己謀取利益,以最大化的傳播病毒。無獨有偶,2010年查爾斯博士等人在研究中發現,流感病毒同樣會在出現症狀前增加人類社會行為,盡管這一發現的适應性意義有待進一步研究,但這種行為變化有可能增加病毒傳播的機率。目前有關病毒操縱的研究尚且還在初期,還沒有可靠的結論證明新冠擁有宿主操縱的能力,不過曆史上卻有另一種病毒被證明擁有這種能力,它就是狂犬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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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卡斯滕·休 等學者發現,狂犬病毒可以通過其糖蛋白的蛇毒素樣區域來改變宿主行為,該區域抑制中樞神經系統(CNS) 中的煙堿乙酰膽堿受體,這會導緻中樞神經系統的結構變化,造成多動、咬合頻率增加(和唾液流量增加)和更頻繁的社會接觸 ,這被認為是狂犬病毒為了最大化傳播而改變了宿主的行為。

自然界中還有許多其他的寄生操縱行為,但這是一個龐大且複雜的話題,在《寄生蟲星球》第8章中,作者卡爾·齊默将人類比作寄生蟲,而地球是宿主。

他在原文中寫道:“當寄生蟲沒什麼可恥的,我們加入了一個曆史悠久的公會,它誕生于這個星球的嬰兒時期,已經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生命形式。然而,我們在寄生生活方面還很笨拙。寄生蟲能夠極為精确地塑造宿主,為了特定的目标而改變宿主。寄生蟲也是造成必要傷害的專家,因為演化已經教會了它們,毫無意義的傷害終将傷害自己。假如作為寄生蟲的我們也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向這些大師學習。”

回首整個寄生行為的研究曆史不難發現,當今對寄生的研究僅僅邁出了一小步, 人類在這一領域剛剛點亮微弱的燈火。但同時,人類也是這個星球上最不可思議的生物,有像休斯和弗萊格一樣的科學家為了一項研究投入半生時光,也有像華萊士一樣緻力于新物種探索而窮盡一生的探險家。相信終有一天,人類會解開寄生所有的謎題。正如那句拉丁諺語所說,循此苦旅,以達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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