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抗全世界前，首先要面臨來自家庭的巨大壓力。
撰文 | 楊雯
《看天下》雜志原創出品
好友小青告訴我，她在研究申請精子庫做試管嬰兒的流程。
這個消息令我非常驚訝。我和小青相識快15年。因為工作關系，她和相戀超過10年的男友遲遲未在一個城市生活。2023年，小青終于将調動工作，要結束與男友的異地。我本以為他們即将成婚，她卻告訴我，随着生活充滿諸多不确定，性别環境不容樂觀，自己恐婚的心情與日俱增。如果不是擔心老無所依，她幾乎也不想要再生育。
“曾經我想如果有一個孩子，我希望他是男孩，因為我覺得女孩子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受苦的。”而現在，她卻希望是一個女兒，“我慢慢覺得，男性真有點‘基本盤’的意思，在某些想法上都差不多。哪怕我能教給自己孩子很多平等進步的觀念，但是他身邊的環境，他接觸的朋友，其他親人灌輸給他的，都可能是很封建很厭女的。如果将來他變成一個無法共情女性痛苦的男人，我會非常非常失望。”
我想起她的男友，印象裡，那個男生溫順體貼，兩個人吵架冷戰時，男生有時會來向我小心翼翼地打探消息：“女王大人又好幾天不回我消息了。你聯系過她嗎？我有點擔心。”
我問她，你有考慮過他對你十數年的感情嗎？
她發來的語音裡，帶有一絲豁達笑意：“沒有。我更多地是考慮我個人能不能接受。如果我自己能想清楚，其他的問題就不太是問題了。”
聽完她的話，我再次感到了“自認為女性主義者”這一身份，遭遇愛情和婚姻時，所面臨的沖突和沖突。
如果用網際網路慣用的言論來譴責，早早結婚的我已經成了父權制的“幫兇”。前段時間，性别研究學者劉亦瓦書寫自己婚育經曆的《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麼用？》引發了激烈讨論，其中不乏許多指責聲，大體可以歸納為她自願結婚、生子，便是在向父權制低頭，根本沒有了解何為女性主義。
我在生活中，也隐隐承受着這樣的擠壓，結婚以後，單身朋友稱我為“已婚人士”，會下意識為我貼上“傳統”“人妻”的标簽；聚會時，她們會調侃我是否還有外出活動的時間，她們讨論“今日份的恐婚恐育”時，我也會失去發言權。
我在這種罅隙之中感到茫然，于是，開始和不同的人讨論——他們皆關注性别議題，在思想上認可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我試圖通過不同的生活經驗，來為這個困境，尋找一條出路。
01
從愛情到婚姻的現實選擇
以相同的生活環境、教育經曆而論，我是同齡人中“早婚”的，領證于25歲的研三畢業前夕。每每認識新朋友時，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你是怎麼決定結婚的？”
我對婚姻生活的想象原本非常簡單，以為隻是為戀愛加上一層無傷大雅的制度性外殼，生活依舊延續從前。甚至在領證時，男友都未将這一決定告知他的父母。老人刷到兒子曬出紅本的朋友圈，才知曉他已經換了身份。
如今回想起來，會覺得自己實在單純，以為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可以對抗生活中的所有問題。我偶爾會想，如果當初像現在這樣性别意識更加覺醒，了解了婚姻是兩個家庭的契約，是一種社會生産機關之類的概念，知曉了将面對家長制、性别分工等被外力左右兩個人生活的事實，自己也未必就會一往無前地跳進去。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一些有着穩定親密關系、卻遲遲未将結婚提上日程的朋友和我說，大概結婚就是需要有一點“沖動”，有時候懂的太多，反而成為一種枷鎖。
正在研究試管嬰兒流程的小青，其轉變正是因為如此。她認為，女性主義或許從根本上就是與婚姻相悖的，“戀愛關系實際上是婚姻的一種延展，而非反過來。”她的意思是，人們如今普遍認為愛情是婚姻的前提，但婚姻也正以愛情之名為女性套上枷鎖。在抗争父權制婚姻的意識下，個人感情也就不再重要，“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忍痛割愛的過程，而是随着女性主義意識覺醒，感情傾向和對事物的看法會逐漸轉變，進而做出一些不同的決策。”
我并不太認同她的觀點，但也再一次意識到，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和愛情與婚姻正在出現沖突。于是，我去找其他已婚的女性主義者，詢問她們是如何下定結婚的決心。
朋友小栗說，最直接的壓力來自父母，她與男友是中學同學，畢業後都在北京工作。小栗和男友本來并不想結婚，也計劃丁克，踐行另一種生活模式，但她媽媽強烈反對兩個人未婚同居——父母們不知道的是，兩個人早就已經同居了三四年。僵持無果，最終隻好順從父母心意領了證。
朋友小繁也是相似的原因，她和男友在美國留學時相戀，受疫情影響，雙雙回北京的大學繼續學業。因為是本地人，他們分别住回父母家。這令已經習慣了獨立生活的小繁無法忍受，父母對生活的插手也無處不在，“你要順從他們的生活習慣，當你想喝咖啡、想吃三明治，他們就一定要讓你喝粥吃包子，說咖啡有害健康，你要少喝。”
和男友的約會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甚至監督，“如果想出去一起幹點什麼，還得向父母報備，很别扭。”小繁說，自己想搬出去，但父母通常不會了解這種心境，還會覺得租房是一筆不必要的支出。她能使用的唯一的必要理由隻有結婚，為了“讓自己整個人的身心變得正常一點”，她結了婚，兩個人才住進了隻有彼此的房子裡。
這可能是很多女性主義者要面臨的第一道困境：在對抗全世界前，首先要面臨來自家庭的巨大壓力。
02
羅曼蒂克消亡史？
我體驗到婚姻和戀愛的不同，正是在進入婚姻之後。我出生于北部省會城市，是家中獨生女，一直認為父母對我的教育較為開明，他們放任我随便選擇想讀的專業，支援我獨自跑去世界上鳥不拉屎的角落做調研，寬容我任性地辭掉體制内的體面工作。
唯獨在婚姻這件事，教育我怎麼做個“别人家的好媳婦”上不容妥協。結婚後，父母會一反在其他事上的寬松，要求我去做顯得我和我的父母非常“懂事”的行為，比如去男方家拜訪時要拎上最精心貴重的禮物；我和男友是老鄉，逢年過節從北京回家時務必先去公婆家吃飯過夜，而不能先回自己家看看。我知道這是中國式家庭的傳統，卻又無法遏制地感到不舒服，覺得自己被原本的家庭“排除在外”。
小栗也有這樣的感覺，她的母親看到她房間淩亂時，總會數落“你這樣怎麼嫁給别人，還能不能給人家好好收拾家”。接着，小栗就會和母親吵起來。因為工作和疫情原因，小栗的婚禮一再推遲，她與先生已經不再想辦婚禮了，但父母非常執拗，父親甚至在一次酒後哭了起來，“他可能想别人女兒都有這樣的儀式而我沒有，替我委屈，但我當時非常地尴尬。”
婚姻所附加的社會價值從外部擠壓着愛情，但我迷茫的是，和一個喜歡的人結婚，不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嗎？我将這個問題抛給已婚的朋友們，但問的次數多了，我開始思考，這種表述中的“自然而然”“順理成章”是不是一種慣性思維的誤區。
電影《小婦人》劇照
這種慣性，或許是因為在國内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我們的想象力乏善可陳，無法找到一種不通向婚姻的愛情路徑。
除了耳濡目染的父權制，這可能也與我們這代人曆經的流行文化洗禮有關。一位同行向我介紹了美國學者珍妮斯·A·拉德威的《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這本書對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美國中産白人家庭愛讀浪漫小說的主婦進行調查，發現她們喜歡的男性類型，和作為“90後”的我從小接觸到的“霸道總裁”“深情專寵”的言情作品非常相似。
我們常常可以讀到這樣的結局：“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但很少有人講述這之後的生活。在通俗浪漫作品的暢想裡，婚姻是愛情修成正果的最高殿堂。書中闡述了，這類作品裡的女性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可以有自己的主體性，但也要服從父權制家庭的制度性安排，才能保證最終得到幸福。
随着女性主義議題在國内興起，我們接收到的文化内容正在發生着悄然轉變，正在與現實生活互相作用。近幾年受到好評的女性題材影視劇，無論是現代都市的《二十不惑》《愛很美味》，還是古裝《夢華錄》《卿卿日常》，都在展現着“Girls help girls”“找夫君就是為自己投資”的女性獨立思想。
小青是晉江文學城的資深讀者，很能感覺到這些年來讀者口味的變化，再看以前的熱門小說就有了“古早味”。“咱們小時候還都是三角戀、‘渣男’‘賤女’、虐身虐心，後來就變成1V1甜寵文，最近又開始流行追妻火葬場（開始男主角對女主愛答不理，冷酷無情，後期愛上女主為了讨好又費盡心力）、大女主爽文，不再大段虐女，比如女主重生複仇文虐的部分一兩章就夠了，後面就全都是在‘追妻火葬場’。”更甚者，小青最近還在看無CP的基建文、種田文，“感情戲越少越好，大部分讀者都不想看感情戲。甚至有些網文一看到男主出來，就知道這篇文要完結了。”
03
對立的身份和情緒
當愛情的神聖性被祛魅，女性事業有成的壓力攀升，對一線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而言，晚婚晚育及不婚不育不再是一種“異常”的選擇。像我這樣“英年早婚”的人，反而成為了周圍朋友中“特别”的存在。
我能從朋友們與我的相處中感到“被區分”，比如稱我為“已婚人士”的調侃，對我“賢妻良母”未來的展望，對周末能否約我出門玩的猶疑，預設我或許有家務事抽不開身。有一次，與多月不見的一位朋友見面，她嬉笑着說我如今的打扮越來越“人妻”了，事實上我隻是在走進職場以後，為工作添置了些更顯成熟的服飾。
2021年3月7日，法國巴黎，為慶祝國際三八婦女節，呼籲世界停止針對女性的性别歧視和傷害，街頭展示着相關海報。（@視覺中國 圖）
小栗對此感同身受，她在媒體工作，這一行年輕人多，工作忙碌，思想也更先鋒，單身率比較高。她幾位關系好的女同僚都是單身，工作日常會在一起吃飯。但周末有活動時，同僚們預設不會來問她。久而久之，小栗便不太願意把自己已婚的情況說出來，“說出來，别人就會對你有很天然的一種印象，覺得你應該是個特别傳統的人。”
我也越發地感受到，在一些令人憤慨的性别新聞發生後，如家暴、強奸、嫖娼，單身女性朋友們有時會延伸到更加激進的性别言論，像“今日份的恐婚恐育”“男的都不行”，但這時，我往往很難提出溫和、辯證觀點，因為在網際網路上，比較激進的女性主義觀點會認為已婚女性是父權制的“幫兇”，在這種認知下，我不再具有發表觀點的資格。
這種性别二進制對立的情緒高漲，也已經從社交媒體深入現實之中。我曾經采訪過一名18歲的高中生，當觀察到班上有人在談戀愛時，她立刻生出厭惡：“我很恐男，我覺得他們都不行。”而就在先前，她還提到和幾個男生一起參加過課外活動。我很好奇，追問她對這幾個男同學的看法，她躊躇了一下說，“他們幾個不得不接觸，實際相處還可以吧，”但很快又補上下一句，“總體我還是讨厭男生。”
我與平時會關注性别議題、為女性發聲的男性朋友小埃探讨這些現象，他表現得十分謹慎，說自己會避免“男性的女性主義者”這樣的說法。“‘女權男’現在很多時候成了一個貶義詞。”他見過一些男人之間流傳的言論，比如隻要順着女生說就可以把她們泡到手。他還把在谷歌搜尋的“女權男”的首個關聯詞截圖發給我：“一個男人如此迫切地想要觸摸女性的生殖器，以至于對自己和自己的性别表現出仇恨。”
“是以，我不會自我标榜說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最多通過具體的事例，來表達一下我的看法。”聽完小埃的話，我意識到，性别對立是如何蒙蔽了我們的雙眼，忽視了更為本質的問題。劉亦瓦在寫作《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麼用？》時也提到，她的丈夫辭掉工作來當全職父親，但是抵禦不過父母對“男人不能掙錢養家”的埋怨，及小區裡其他遛娃女性異樣的眼神。
她意識到：“女性并不是一種性别，而是一種處境。”
04
“不存在異端審判，也沒有除名”
現今，女性内部互相指責的新聞越發屢見不鮮，從前些年Papi醬給孩子“冠夫姓”，到前幾個月社科院研究所學生南依休學與家鄉男友結婚被網暴。指責她們的聲音，不外乎認為她們沒有徹底地貫徹“獨立女性”的實踐，沒有為更多女性做好表率。
批判“戀愛腦”，鄙棄母職，有些女性主義者正将“反婚反育”的聲浪鋪開，将已婚已育的女性置于鄙視鍊的低端。在親身體會母職不易後，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黃微子深深察覺到，母親的角色無論是在所謂女性主義的“政治正确”中，還是父權社會的主流評價體系中，都無法獲得高評價。
她在《想象一種女性主義的母職》中，提及了中科院學者楊冰難産死亡的故事，輿論認為她“大好前途的科研人才卻死在生孩子上”。黃微子評述道，“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育兒和家務勞動被貶低為非生産性的勞動，公共價值淩駕于家庭價值之上。不少女性主義者接受了這種價值設定，解決方案是要和男性一樣去争奪公共世界的角色、成就和獎賞。妨礙女性從事公共生産，或者使得女性留在了家庭生活的生理特征，比如子宮和生育的能力，則被視為麻煩。”
也就是說，當一名女性選擇了生育或者家庭時，她的所有努力和付出，都會被一些人認為是沒有價值的。
黃微子想要提醒人們的是，對獨立清醒、“搞事業大女主”的吹捧，同樣是種非常單一的價值觀。“對在經濟上獲得獨立、走向更高的社會階層的向往，是一條資本主義為男性設定的成功路徑。”她認為，個體選擇打拼事業當然無可厚非，但是不能認為女性僅依靠個人的奮鬥就能獲得與男性均等的機會，走向女性解放。以求職中的性别歧視為例，即便個體女性足夠優秀到殺出重圍，“但隻靠這樣的路徑，并不能為女性群體帶來更好的性别平等前景。”
電影《隐藏人物》劇照
是以，黃微子呼籲要警惕女性社群的内部分化，“不同的女性群體之間不應該再互相傾軋。男權社會以男性的标準将女性分成各種各樣的類别，其實就是在分化你們。”
的确，當我問幾位已婚朋友是否願意自陳“女性主義者”時，她們不約而同陷入猶疑，認為自己陷在女性意識和婚姻的罅隙裡，是不夠“徹底”“完美”的。
“我常常反思自己還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女性主義者？我崇拜的女性主義者們大都選擇了不婚不育，甚至拒絕家務勞動，我找不到一個可以學習的榜樣。”劉亦瓦也寫道，“在性别研究裡，沒人教你如何在現實裡實踐一種女性主義的戀愛和婚姻，對父權社會的批判和對婚姻制度的剖析，也沒能教會我該如何在婚姻和家庭裡過好自己的生活。”
回歸到我最初想要追尋的問題上，女性主義意識在現實中的困境，究竟該有何出路？我依然沒有答案。但是我發覺，在與許多位朋友、學者探讨後，我作為“中間人”的糾結竟然得到了舒緩。因為我發現，原來有許多沉默着的女性，與我有着相似的感受與困惑。
黃微子也提到，自己讨論母職的文章發表後，被幾位已經做了媽媽的博士生看到了，她們主動來找她讨論，說着說着就淚眼汪汪起來。“她們說，自己的這種經驗從沒有被表達出來過，從我的文章裡看到了自己的經驗被書寫。還有的，是她們曾經隐約感受到的一些東西，現在被我以一種更清晰的話語去呈現了。”
黃微子認為，書寫個體經驗的價值不是讓其他女性也要做到，而是可以為其他女性所共享——她們可能沒有找到過機會去表述。“也許有的人可以從這裡面找到共鳴，找到一種另外的可能性，去打破‘普遍化’。我們要拓寬一種認知，女性主義應當有廣闊的光譜，有共通的基礎，但在很多具體的問題上，有分歧才是好的。”
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認為，女性主義者不是智能機器，“隻要把問題塞進去，它就會把答案吐出來”。她主張女性主義者是一種自我申報的概念，“沒有真假之分，隻是有各種各樣的女性主義者罷了。不是由第三方認證的稱号，不存在異端審判，也沒有除名。”
在她看來，“踐行女性主義就會很暢快”，而暢快指的正是——解放自己，暢所欲言，做自己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