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是古代城鎮等非農業聚落中最重要的生産活動。人類社會誕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早在很多新時期時代文化中已經出現各類制陶遺址，這都說明古代手工業産生極早而源遠流長。是以，随着萊茵邊境的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手工業在當地民間經濟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生産規模幾乎僅次于農業，手工業産品還構成了當地自然資源的主要用途之一。
根據盧騰胡佛（PeterRothenhöfer）總結，帝國前期萊茵邊境的手工業門類廣泛，主要包括金屬鍛冶、建材加工，還有制陶、制玻璃、木雕、骨雕、銅石雕，以及皮革加工、紡織縫紉、烤面包、釀酒等。其中兼具日耳曼、凱爾特與羅馬要素，但羅馬的人口增長和技術引進對當地手工業門類、品種的豐富和工藝、産量的提升皆發揮了長遠的推進作用，故其中羅馬化現象明顯。
一．制陶業
制陶作為曆史最悠久和最吸引考古關注的手工業門類，在帝國前期萊茵邊境呈現高度繁榮且魚龍混雜的态勢。當地121個聚落附近出土了約1,260處帝國前期陶窯，另有26處疑似産陶地點。産陶量和工藝水準經常和聚落規模、羅馬化程度呈正相關，例如特裡爾、科隆和美因茨三座邊境首府皆建有較多陶窯。
陶器是古代應用最廣泛的餐廚、儲藏器皿，日耳曼人、凱爾特人和羅馬人皆有獨立的制陶史和工藝手法，但三者技術水準對應于其文化先進度依次遞增。是以萊茵邊境在帝國前期出産了品質、風格各異的陶器，進而展現了一定的的民族性、階層性和融合性。
日耳曼原始手工粗陶是最簡陋的陶器品種，僅具基礎實用性而品質和美觀度不佳。這些陶器往往由當地早期原住民村落、堡寨自産自用。當羅馬軍隊進入萊茵邊境後，周圍營莊的日耳曼商販也會向軍隊販售這些日用器皿。這種現象在奧古斯都時代萊茵河右岸的羅馬化聚落中尤其明顯，例如哈爾坦、阿恩萊朋等軍營和營莊，以及瓦爾德格莫斯等新興城鎮。
古樸的日耳曼陶器反映了落後與貧困的實質，甚至無法滿足羅馬官兵的生活品質要求，是以在公元1—2世紀逐漸随着萊茵邊境的經濟發展和羅馬化推進而被取締，日耳曼陶匠的技術、設計也逐漸模仿羅馬人青睐的地中海陶器以取悅消費者。值得一提的是，萊茵邊境很多日耳曼雕刻、搭扣（fibulae）技藝也有與此高度同步的羅馬化傾向。
高盧凱爾特人在拉坦諾時期擁有了較深厚的文化積澱，其輪制陶器技術已較為成熟，很多高盧陶匠生産的凱爾特陶器擁有雕飾、抛光等工序，是以具備品質競争力和地區特色，進而在帝國前期的萊茵邊境多有零散分布。在萊茵邊境偏南的貝爾吉卡高盧和萊提亞地區，擁有地方特色的凱爾特陶器分布相對密集。
貝爾吉卡陶器工藝與普通地中海陶器不分伯仲，但當地陶匠往往特意在花紋等方面突出特色：除幾何紋路外，一般繪制本地的橡樹和山毛榉等，而非意大利的葡萄藤或常青藤。萊提亞陶器特色則更明顯，當地特産的黑陶（terranigra）可能結合了凱爾特和伊特魯裡亞工藝與文化傳統，以緻學者難以确定其技術來源。這種黑陶通常出自凱爾特陶匠之手，例如有署名的奧托（Atto）、瓦圖斯（Vattus）。
黑陶的特點是雕飾幾何的亮黑色與非常輕薄的陶體，在羅特韋爾、施特勞賓、艾斯林根（Aislingen）等城鎮均有産出，黑陶也因其特産屬性銷往邊境各地。展現于生産方式和規模。在陶器品質方面，地中海式的紅紋陶（terrasigillata）在工藝、造型等方面别具一格，是萊茵邊境當時期絕無僅有的高端陶器品種。紅紋陶的特點展現在材料、造型、紋理和燒制工藝等多層面。紅紋陶工藝發源于古希臘，在羅馬時代不僅能制作造型豐富的瓶、罐，其上圖案往往也是由模具壓制的浮雕花紋，精美立體之餘能夠勝任量産。
紅紋陶往往由高品質黏土塑胚，又在炭爐1000℃左右的高溫下灼成光亮的紅色。萊茵邊境最早的紅紋陶産自高盧南部，來自帝國初期的軍隊、移民和貿易進口。約從弗拉維王朝開始在萊茵邊境實作本土化生産，例如丁斯海姆—海裡根貝格地區（Dinsheim-Heiligenberg）。特裡爾附近的萊茵察本從公元150年起逐漸發展成萊茵邊境最大的紅紋陶産區，當地産區面積達14公頃，署名陶匠達300人，産品遠銷至不列颠及黑海沿岸。
但作為高端陶器，紅紋陶總産量較小，在萊茵邊境地區僅見26處窯産，且主要集中在邊境南部地區。另一種地中海式雙耳細頸罐（ἀμφορεύς,Amphora）的特點主要展現在較大的尺寸與複雜的細頸造型，但工藝不甚精湛。這種陶器同樣發源于古希臘，在油、酒（非原漿）等商品的貿易中擔當主要容器，是以雙耳細頸罐的生産使用往往與當地貿易活動息息相關。萊茵邊境本土生産量非常少，基本僅分布于中上遊地區的18處窯産，集中于4種規格。這實際上佐證了萊茵邊境并非葡萄酒、橄榄油産區的事實。
在陶器生産規模方面，萊茵邊境的羅馬人往往會建立範圍較大的集約化生産園區，很多地區也多個制陶廠集聚的現象，是以相對于傳統手工業更具備一定的工業化（industry）特征。羅馬人的制陶區布局同樣具備一定的工業化思維而非就近産銷的手工業意識，其選址經常靠攏水源、黏土、木炭等原材料和貿易路線，而不将靠近市場作為必要考量。
綜合以上考量，萊茵邊境的河谷地帶具備得天獨厚的工業化制陶優勢，很多制陶區設立在萊茵河、阿勒河、摩澤爾河與内卡河的河谷地帶，而萊茵河下遊的黃土、沙壤不利于制陶，可能是當地陶窯稀少的主要原因。各地制陶區基本形成了黏土開采、制胚、燒陶、貨運一體的工業化生産模式。
在此情況下，萊茵邊境最大的陶産區位于萊茵河右岸美因河畔名不見經傳的奈達—海登海姆地區（Nida-Heddernheim），該園區始建于圖密善時期占領當地之後，當地出土了150座陶窯，規模超越行省首府美因茨（90座）67%，超越邊境經濟中心特裡爾（108座）近40%。此外萊茵察本的紅紋陶産區也是類似的典型案例。可見這種羅馬化的先進制陶工業在公元1世紀末已趨于成熟。
沒有證據表明權貴、軍隊資本對萊茵邊境制陶業存在壟斷，是以這種生産模式在高效創造産品與社會财富的同時也為原住民集中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這種新興制陶園區也像軍營一樣促進周邊人才聚攏、經濟攀升和城市化、羅馬化推進。可見羅馬人引進的規模化制陶經濟令分散的高盧凱爾特工匠難于比拟，更與日耳曼傳統手工業存在天壤之别。
另外必須認識到的是：第一，萊茵邊境制陶業雖然在羅馬化程序引領下發展突飛猛進，但較之羅馬化程度更高的高盧南部、西班牙等地并不具備突出優勢。第二，帝國前期的“羅馬和平”造就了萊茵邊境制陶業發展的黃金期。但進入3世紀後，随着帝國中期的局勢動蕩和日耳曼危機的蔓延，萊茵邊境制陶業幾乎發生了斷崖式衰落，制陶區停産率甚至高達90%。但産量衰減狀況難以确定。當地100多個産陶聚落，大約僅有10個延續到公元4世紀。該現象一來展現了沉重的經濟衰退壓力，二來可能與當地玻璃器皿的普及稍有關聯。
二．玻璃制造業
約公元前3千紀，玻璃的燒制工藝發源于古埃及。玻璃吹塑技術則在公元前1世紀起源于地中海東岸巴勒斯坦、叙利亞地區。羅馬共和國、帝國疆域擴張将玻璃制造技術逐漸傳播到歐亞各地。是以玻璃生産技術是完全由羅馬主導的手工業門類，也是萊茵邊境最突出的羅馬化手工業行當。但羅馬帝國前期玻璃器皿總産量較小，往往和紅紋陶、貴金屬器皿共同構成上流社會餐飲器具。就萊茵邊境而言，當地共出土了24處羅馬帝國玻璃制作場地和約90座玻璃爐，該生産規模雖然與陶器生産不可同日而語，但與較高端的紅紋陶相仿。玻璃生産活動在萊茵邊境的産生标志着當地在歐洲中北部扮演重要的手工業生産中心地位。
不同的原料成分、工藝水準和生産步驟令玻璃生産和制陶存在很大差異。早在公元1世紀，老普林尼已了解玻璃的制法，并指出高盧、西班牙等地的原料可以制作玻璃，故生産不限于埃及。首先，制作玻璃的主料是矽酸鹽含量較高的沙子，是以即使在土質不佳的萊茵河三角洲地區也可生産。其次，玻璃原料（rawglass）形成所需溫度極高，達1300℃，甚至高于冶金。
然而當時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純堿産地是埃及開羅北部瓦迪納頓（WadiNatrun）的鹽湖，這導緻羅馬帝國所有亞歐玻璃産區都極其依賴來自埃及的跨地中海貿易。再次，玻璃原料的吹塑成型往往需要較高的工藝技巧和審美水準，且往往面向上流社會的高端市場，是以較大的城鎮能夠為産業提供人才、市場支援。綜合以上三重要素，萊茵邊境玻璃生産場地往往分布在當地羅馬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準最高的城鎮區域，也即殖民地和自治市附近：在科隆、特裡爾、奧古斯特、奈梅亨、阿旺什等羅馬化城市都發現了羅馬帝國玻璃産地，此外還有裡格爾、戈赫（Goch-Asperden）等市鎮以及波昂的營莊。
萊茵邊境玻璃生産起步較早，在科隆、奧古斯特、波昂和阿旺什、奈梅亨出土的制玻璃爐具可追溯到公元1世紀，但其餘大部分玻璃産地興起于五賢帝時期至帝國中期。包括美因茨在内的更多玻璃廠則發迹于帝國後期。玻璃器皿的使用和生産很大程度可以反映了當地羅馬化和手工業水準的峰值。從該角度看，雖然發展起步較晚、地處較偏僻，但帝國前期萊茵邊境城市的手工業和羅馬化水準已經達到足以媲美歐洲南部各地的高度。
此外，木材、石材加工，金屬冶煉等行業在上一目中有所論述，故不再贅言。而各類雕塑、紡織、食品加工行業相關内容将在下一章與文化相關的節目中進行分散論述。綜上所述，帝國前期萊茵邊境手工業發展狀況雖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耳曼、凱爾特、地中海等多種文化交融的特征，但同時也反映出“優勝劣汰”的顯著市場競争氛圍。
羅馬文明在萊茵邊境手工業發展中發揮的推動和主導作用與在農業、資源開采等領域中的同樣顯著，進而令當地日耳曼、凱爾特社會的落後産能逐漸邊緣化。手工業羅馬化的過程進而幾乎等同于羅馬手工業的推廣。手工業的發展、進步伴随萊茵邊境城市化過程，創造了大量社會财富和工作崗位，也通過産品逐漸提升當地人民的生活品質，成為當地帝國前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