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是古代城镇等非农业聚落中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人类社会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早在很多新时期时代文化中已经出现各类制陶遗址，这都说明古代手工业产生极早而源远流长。因此，随着莱茵边境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手工业在当地民间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生产规模几乎仅次于农业，手工业产品还构成了当地自然资源的主要用途之一。
根据卢腾胡佛（PeterRothenhöfer）总结，帝国前期莱茵边境的手工业门类广泛，主要包括金属锻冶、建材加工，还有制陶、制玻璃、木雕、骨雕、铜石雕，以及皮革加工、纺织缝纫、烤面包、酿酒等。其中兼具日耳曼、凯尔特与罗马要素，但罗马的人口增长和技术引进对当地手工业门类、品种的丰富和工艺、产量的提升皆发挥了长远的推进作用，故其中罗马化现象明显。
一．制陶业
制陶作为历史最悠久和最吸引考古关注的手工业门类，在帝国前期莱茵边境呈现高度繁荣且鱼龙混杂的态势。当地121个聚落附近出土了约1,260处帝国前期陶窑，另有26处疑似产陶地点。产陶量和工艺水准经常和聚落规模、罗马化程度呈正相关，例如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三座边境首府皆建有较多陶窑。
陶器是古代应用最广泛的餐厨、储藏器皿，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皆有独立的制陶史和工艺手法，但三者技术水平对应于其文化先进度依次递增。因此莱茵边境在帝国前期出产了品质、风格各异的陶器，进而体现了一定的的民族性、阶层性和融合性。
日耳曼原始手工粗陶是最简陋的陶器品种，仅具基础实用性而质量和美观度不佳。这些陶器往往由当地早期原住民村落、堡寨自产自用。当罗马军队进入莱茵边境后，周围营庄的日耳曼商贩也会向军队贩售这些日用器皿。这种现象在奥古斯都时代莱茵河右岸的罗马化聚落中尤其明显，例如哈尔坦、阿恩莱朋等军营和营庄，以及瓦尔德格莫斯等新兴城镇。
古朴的日耳曼陶器反映了落后与贫困的实质，甚至无法满足罗马官兵的生活品质要求，因此在公元1—2世纪逐渐随着莱茵边境的经济发展和罗马化推进而被取缔，日耳曼陶匠的技术、设计也逐渐模仿罗马人青睐的地中海陶器以取悦消费者。值得一提的是，莱茵边境很多日耳曼雕刻、搭扣（fibulae）技艺也有与此高度同步的罗马化倾向。
高卢凯尔特人在拉坦诺时期拥有了较深厚的文化积淀，其轮制陶器技术已较为成熟，很多高卢陶匠生产的凯尔特陶器拥有雕饰、抛光等工序，因此具备品质竞争力和地区特色，从而在帝国前期的莱茵边境多有零散分布。在莱茵边境偏南的贝尔吉卡高卢和莱提亚地区，拥有地方特色的凯尔特陶器分布相对密集。
贝尔吉卡陶器工艺与普通地中海陶器不分伯仲，但当地陶匠往往特意在花纹等方面突出特色：除几何纹路外，一般绘制本地的橡树和山毛榉等，而非意大利的葡萄藤或常青藤。莱提亚陶器特色则更明显，当地特产的黑陶（terranigra）可能结合了凯尔特和伊特鲁里亚工艺与文化传统，以致学者难以确定其技术来源。这种黑陶通常出自凯尔特陶匠之手，例如有署名的奥托（Atto）、瓦图斯（Vattus）。
黑陶的特点是雕饰几何的亮黑色与非常轻薄的陶体，在罗特韦尔、施特劳宾、艾斯林根（Aislingen）等城镇均有产出，黑陶也因其特产属性销往边境各地。体现于生产方式和规模。在陶器品质方面，地中海式的红纹陶（terrasigillata）在工艺、造型等方面别具一格，是莱茵边境当时期绝无仅有的高端陶器品种。红纹陶的特点体现在材料、造型、纹理和烧制工艺等多层面。红纹陶工艺发源于古希腊，在罗马时代不仅能制作造型丰富的瓶、罐，其上图案往往也是由模具压制的浮雕花纹，精美立体之余能够胜任量产。
红纹陶往往由高品质黏土塑胚，又在炭炉1000℃左右的高温下灼成光亮的红色。莱茵边境最早的红纹陶产自高卢南部，来自帝国初期的军队、移民和贸易进口。约从弗拉维王朝开始在莱茵边境实现本土化生产，例如丁斯海姆—海里根贝格地区（Dinsheim-Heiligenberg）。特里尔附近的莱茵察本从公元150年起逐渐发展成莱茵边境最大的红纹陶产区，当地产区面积达14公顷，署名陶匠达300人，产品远销至不列颠及黑海沿岸。
但作为高端陶器，红纹陶总产量较小，在莱茵边境地区仅见26处窑产，且主要集中在边境南部地区。另一种地中海式双耳细颈罐（ἀμφορεύς,Amphora）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较大的尺寸与复杂的细颈造型，但工艺不甚精湛。这种陶器同样发源于古希腊，在油、酒（非原浆）等商品的贸易中担当主要容器，因此双耳细颈罐的生产使用往往与当地贸易活动息息相关。莱茵边境本土生产量非常少，基本仅分布于中上游地区的18处窑产，集中于4种规格。这实际上佐证了莱茵边境并非葡萄酒、橄榄油产区的事实。
在陶器生产规模方面，莱茵边境的罗马人往往会建立范围较大的集约化生产园区，很多地区也多个制陶厂集聚的现象，因此相对于传统手工业更具备一定的工业化（industry）特征。罗马人的制陶区布局同样具备一定的工业化思维而非就近产销的手工业意识，其选址经常靠拢水源、黏土、木炭等原材料和贸易路线，而不将靠近市场作为必要考量。
综合以上考量，莱茵边境的河谷地带具备得天独厚的工业化制陶优势，很多制陶区设立在莱茵河、阿勒河、摩泽尔河与内卡河的河谷地带，而莱茵河下游的黄土、沙壤不利于制陶，可能是当地陶窑稀少的主要原因。各地制陶区基本形成了黏土开采、制胚、烧陶、货运一体的工业化生产模式。
在此情况下，莱茵边境最大的陶产区位于莱茵河右岸美因河畔名不见经传的奈达—海登海姆地区（Nida-Heddernheim），该园区始建于图密善时期占领当地之后，当地出土了150座陶窑，规模超越行省首府美因茨（90座）67%，超越边境经济中心特里尔（108座）近40%。此外莱茵察本的红纹陶产区也是类似的典型案例。可见这种罗马化的先进制陶工业在公元1世纪末已趋于成熟。
没有证据表明权贵、军队资本对莱茵边境制陶业存在垄断，因此这种生产模式在高效创造产品与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为原住民集中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这种新兴制陶园区也像军营一样促进周边人才聚拢、经济攀升和城市化、罗马化推进。可见罗马人引进的规模化制陶经济令分散的高卢凯尔特工匠难于比拟，更与日耳曼传统手工业存在天壤之别。
另外必须认识到的是：第一，莱茵边境制陶业虽然在罗马化进程引领下发展突飞猛进，但较之罗马化程度更高的高卢南部、西班牙等地并不具备突出优势。第二，帝国前期的“罗马和平”造就了莱茵边境制陶业发展的黄金期。但进入3世纪后，随着帝国中期的局势动荡和日耳曼危机的蔓延，莱茵边境制陶业几乎发生了断崖式衰落，制陶区停产率甚至高达90%。但产量衰减状况难以确定。当地100多个产陶聚落，大约仅有10个延续到公元4世纪。该现象一来体现了沉重的经济衰退压力，二来可能与当地玻璃器皿的普及稍有关联。
二．玻璃制造业
约公元前3千纪，玻璃的烧制工艺发源于古埃及。玻璃吹塑技术则在公元前1世纪起源于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罗马共和国、帝国疆域扩张将玻璃制造技术逐渐传播到欧亚各地。因此玻璃生产技术是完全由罗马主导的手工业门类，也是莱茵边境最突出的罗马化手工业行当。但罗马帝国前期玻璃器皿总产量较小，往往和红纹陶、贵金属器皿共同构成上流社会餐饮器具。就莱茵边境而言，当地共出土了24处罗马帝国玻璃制作场地和约90座玻璃炉，该生产规模虽然与陶器生产不可同日而语，但与较高端的红纹陶相仿。玻璃生产活动在莱茵边境的产生标志着当地在欧洲中北部扮演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地位。
不同的原料成分、工艺水准和生产步骤令玻璃生产和制陶存在很大差异。早在公元1世纪，老普林尼已了解玻璃的制法，并指出高卢、西班牙等地的原料可以制作玻璃，故生产不限于埃及。首先，制作玻璃的主料是硅酸盐含量较高的沙子，因此即使在土质不佳的莱茵河三角洲地区也可生产。其次，玻璃原料（rawglass）形成所需温度极高，达1300℃，甚至高于冶金。
然而当时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纯碱产地是埃及开罗北部瓦迪纳顿（WadiNatrun）的盐湖，这导致罗马帝国所有亚欧玻璃产区都极其依赖来自埃及的跨地中海贸易。再次，玻璃原料的吹塑成型往往需要较高的工艺技巧和审美水平，且往往面向上流社会的高端市场，因此较大的城镇能够为产业提供人才、市场支持。综合以上三重要素，莱茵边境玻璃生产场地往往分布在当地罗马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镇区域，也即殖民地和自治市附近：在科隆、特里尔、奥古斯特、奈梅亨、阿旺什等罗马化城市都发现了罗马帝国玻璃产地，此外还有里格尔、戈赫（Goch-Asperden）等市镇以及波恩的营庄。
莱茵边境玻璃生产起步较早，在科隆、奥古斯特、波恩和阿旺什、奈梅亨出土的制玻璃炉具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但其余大部分玻璃产地兴起于五贤帝时期至帝国中期。包括美因茨在内的更多玻璃厂则发迹于帝国后期。玻璃器皿的使用和生产很大程度可以反映了当地罗马化和手工业水平的峰值。从该角度看，虽然发展起步较晚、地处较偏僻，但帝国前期莱茵边境城市的手工业和罗马化水平已经达到足以媲美欧洲南部各地的高度。
此外，木材、石材加工，金属冶炼等行业在上一目中有所论述，故不再赘言。而各类雕塑、纺织、食品加工行业相关内容将在下一章与文化相关的节目中进行分散论述。综上所述，帝国前期莱茵边境手工业发展状况虽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耳曼、凯尔特、地中海等多种文化交融的特征，但同时也反映出“优胜劣汰”的显著市场竞争氛围。
罗马文明在莱茵边境手工业发展中发挥的推动和主导作用与在农业、资源开采等领域中的同样显著，进而令当地日耳曼、凯尔特社会的落后产能逐渐边缘化。手工业罗马化的过程从而几乎等同于罗马手工业的推广。手工业的发展、进步伴随莱茵边境城市化过程，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和工作岗位，也通过产品逐步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成为当地帝国前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