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祖至高宗時期北韓文人對鄭氏政權的認知英祖即位之後，繼承了仁祖、孝宗、肅宗以來的尊周思明政策，大力提倡尊周理念，如将大報壇推及明太祖和崇祯皇帝、注意編修明史書籍，照顧明遺民子孫、北韓忠烈後裔之生活等，正祖也将其發揚光大，修史及顧恤明遺民後裔達至登峰時刻。
北韓王朝後期文人對鄭氏認知過程中仍有相當多崇明思想的展現。将鄭氏政權和吳三桂當作反清複明之希望，其出發點也在于明朝是北韓的父母之邦，對北韓有再造之恩。
可見，魏伯珪也是從尊周思明思想對鄭氏政權作出評價。但也同樣有人懷疑鄭氏對明之忠誠度，如北韓王朝後期的大儒成海應和李德懋。
在各自為明遺民所作傳中均記載了明遺民張盟之子惟孝對鄭氏的控訴一事，認為鄭成功假借明朝名号入中國，劫掠子女玉帛，并非誠心複明，即使是三歲小孩也知道鄭氏之詐僞，遑論讀書明理之人。
從他的申辯中可以看出，當時鄭成功的形象并不像後來所塑造的那樣正派，也能夠反映成海應和李德懋對鄭成功的批評态度。
在成海應的殉國遺民故事中，鄭芝龍更是一個懷有二心的叛明權臣形象，對其評價則是“好利傾危”。但此時，北韓文人對鄭氏政權始末已掌握得相當熟悉，并非像清“三藩之亂”發生時，對鄭經何許人都知之甚少。
甚至在《明季書稿》中為鄭成功作傳，可見此時北韓文人對鄭氏的了解程度有了質的飛躍。這一方面是由于清鮮關系已經進入穩定發展階段，清朝對北韓的限制政策大大放松，官方賜書和使臣購書使得北韓獲得大量中國史書，擷取資訊的管道更加通暢。
另一方面則是受開頭提到的英正時期編纂尊周思明史書的影響。但進入十八世紀後，北韓文人對鄭氏政權的認知關注點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如對丁未漂流人何以持永曆曆書一事。
李瀷當時單純從理性邏輯出發，認為永曆亡後不可能再存在奉永曆正朔之政權，但正祖時期儒學者柳徽文則以本國使用明崇祯年号之例說明鄭氏政權奉永曆年号之合理性。
認為鄭氏遙奉永曆是不知明統已絕，即使事後得知，繼續尊奉也是為了延續南明之國脈。可以看出，這一階段北韓文人不僅在曆史沿革上對鄭氏政權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甚至能通過現象分析其内在文化心态。
事實上，北韓王朝後期文人對鄭氏政權認知的最大進步即在于地理學上的發展，由抽象認識逐漸變得具體而準确。
清“三藩之亂”發生時，北韓王朝就是否“渡海通鄭”問題産生了激烈争論，但無論是哪一方，都對鄭氏的具體位置知之甚少，但到了十八世紀末，北韓後期實學家徐浩修在其《燕行紀》中，十分詳細地記載了台灣的地理範圍、行政區劃、社會風俗以及曆史演進。
由此足見徐浩修對台灣曆史地理之了解程度。鄭氏“僞置東都僭王”和施琅“平定鄭克塽”等詞句，也可看出徐浩修對鄭氏持批評态度，将其視為僞政權，對清政權則多了一分認同。
正祖二十年（清嘉慶元年，1796），北韓國内發生了濟州人李邦翼漂至澎湖，後輾轉八個多月歸國之事，正祖對其歸國途中所經山川風俗十分好奇，故命樸趾源編撰成文，取其程途，加以證正。
在《書李邦翼事》一文中，樸趾源對澎湖和台灣等地做了十分細緻的曆史地理學分析，并計算了李邦翼一路所行之裡程。
樸趾源分别于 1776 年和 1790 年作為使臣前往清朝，為北韓王朝引入不少清朝史書，作為徐命膺之子，他繼承了家學，成為北韓後期北學派代表人物之一。
除了徐浩修和樸趾源對台灣曆史和地理的直接考察，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對此前李瀷和曹夏望所論“海浪島”即鄭氏勢力範圍的糾正。
作為北韓詩學派“四大家”詩人李德懋之孫，主要活躍于憲宗時期的李圭景自幼受到當時盛行的實學思潮的深刻影響，閱讀了數百種北韓和中國古今事物的書籍，包括曆史、地理、文學、音韻、宗教、書畫、風俗、冶經、植物等 1400 多種不同學科知識，并對其進行考訂辯證，彙成 60冊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成為北韓後期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他專門撰《海浪島磴磴矶辨證說》一文，對“海浪島”從古至今的發展曆程進行考察，從文中可知，關于海浪島之記載，自李晬光《芝峯類說》便有，此後又有李瀷《星湖僿說》中海浪島為鄭氏政權統治島嶼之訛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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