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祖至高宗时期朝鲜文人对郑氏政权的认知英祖即位之后，继承了仁祖、孝宗、肃宗以来的尊周思明政策，大力提倡尊周理念，如将大报坛推及明太祖和崇祯皇帝、注意编修明史书籍，照顾明遗民子孙、朝鲜忠烈后裔之生活等，正祖也将其发扬光大，修史及顾恤明遗民后裔达至登峰时刻。
朝鲜王朝后期文人对郑氏认知过程中仍有相当多崇明思想的体现。将郑氏政权和吴三桂当作反清复明之希望，其出发点也在于明朝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对朝鲜有再造之恩。
可见，魏伯珪也是从尊周思明思想对郑氏政权作出评价。但也同样有人怀疑郑氏对明之忠诚度，如朝鲜王朝后期的大儒成海应和李德懋。
在各自为明遗民所作传中均记载了明遗民张盟之子惟孝对郑氏的控诉一事，认为郑成功假借明朝名号入中国，劫掠子女玉帛，并非诚心复明，即使是三岁小孩也知道郑氏之诈伪，遑论读书明理之人。
从他的申辩中可以看出，当时郑成功的形象并不像后来所塑造的那样正派，也能够反映成海应和李德懋对郑成功的批评态度。
在成海应的殉国遗民故事中，郑芝龙更是一个怀有二心的叛明权臣形象，对其评价则是“好利倾危”。但此时，朝鲜文人对郑氏政权始末已掌握得相当熟悉，并非像清“三藩之乱”发生时，对郑经何许人都知之甚少。
甚至在《明季书稿》中为郑成功作传，可见此时朝鲜文人对郑氏的了解程度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方面是由于清鲜关系已经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清朝对朝鲜的限制政策大大放松，官方赐书和使臣购书使得朝鲜获得大量中国史书，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通畅。
另一方面则是受开头提到的英正时期编纂尊周思明史书的影响。但进入十八世纪后，朝鲜文人对郑氏政权的认知关注点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如对丁未漂流人何以持永历历书一事。
李瀷当时单纯从理性逻辑出发，认为永历亡后不可能再存在奉永历正朔之政权，但正祖时期儒学者柳徽文则以本国使用明崇祯年号之例说明郑氏政权奉永历年号之合理性。
认为郑氏遥奉永历是不知明统已绝，即使事后得知，继续尊奉也是为了延续南明之国脉。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朝鲜文人不仅在历史沿革上对郑氏政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甚至能通过现象分析其内在文化心态。
事实上，朝鲜王朝后期文人对郑氏政权认知的最大进步即在于地理学上的发展，由抽象认识逐渐变得具体而准确。
清“三藩之乱”发生时，朝鲜王朝就是否“渡海通郑”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对郑氏的具体位置知之甚少，但到了十八世纪末，朝鲜后期实学家徐浩修在其《燕行纪》中，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台湾的地理范围、行政区划、社会风俗以及历史演进。
由此足见徐浩修对台湾历史地理之了解程度。郑氏“伪置东都僭王”和施琅“平定郑克塽”等词句，也可看出徐浩修对郑氏持批评态度，将其视为伪政权，对清政权则多了一分认同。
正祖二十年（清嘉庆元年，1796），朝鲜国内发生了济州人李邦翼漂至澎湖，后辗转八个多月归国之事，正祖对其归国途中所经山川风俗十分好奇，故命朴趾源编撰成文，取其程途，加以证正。
在《书李邦翼事》一文中，朴趾源对澎湖和台湾等地做了十分细致的历史地理学分析，并计算了李邦翼一路所行之里程。
朴趾源分别于 1776 年和 1790 年作为使臣前往清朝，为朝鲜王朝引入不少清朝史书，作为徐命膺之子，他继承了家学，成为朝鲜后期北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除了徐浩修和朴趾源对台湾历史和地理的直接考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此前李瀷和曹夏望所论“海浪岛”即郑氏势力范围的纠正。
作为朝鲜诗学派“四大家”诗人李德懋之孙，主要活跃于宪宗时期的李圭景自幼受到当时盛行的实学思潮的深刻影响，阅读了数百种朝鲜和中国古今事物的书籍，包括历史、地理、文学、音韵、宗教、书画、风俗、冶经、植物等 1400 多种不同学科知识，并对其进行考订辩证，汇成 60册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成为朝鲜后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专门撰《海浪岛磴磴矶辨证说》一文，对“海浪岛”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文中可知，关于海浪岛之记载，自李晬光《芝峯类说》便有，此后又有李瀷《星湖僿说》中海浪岛为郑氏政权统治岛屿之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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