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奧古斯都時代萊茵邊境的推進和挫折
在公元前44年—公元前27年的内戰動蕩之中，高盧北部的萊茵邊境地區基本未發生大規模動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凱撒在當地建立的藩屬體系是行之有效的統治模式。而當凱撒遇刺後，他通過遺囑将四分之三的财産留給姐姐的孫子屋大維（GaiusOctavianThurinus），其中包含高盧行省及當地藩屬體系，進而為屋大維繼承高盧行省和萊茵邊境提供了法理依據。是以，屋大維很早便參與了對高盧行省的歸屬權争奪，主要經曆了委派親信，間接掌控和經元老院授權接管三個過程。
早在公元前40年，高盧總督職務已歸于屋大維的摯友阿格裡帕（MarcusAgrippa）。阿格裡帕是凱撒邊境政策的出色繼承者，雖然他沒有對邊境進行規模拓展，但主持了很多關鍵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設立了萊茵邊境最早的道路體系和水利設施，為當地羅馬化程序奠定了基礎。
阿格裡帕在公元前38年曾渡過萊茵河開展戰役，并于翌年婉拒了凱旋式殊榮，成為“第二位渡過萊茵河作戰的羅馬人”，此次作戰目的可能與凱撒一樣，旨在保護同盟者烏比伊人，但阿格裡帕選擇一勞永逸地将他們遷移到萊茵河左岸科隆附近的軍營周圍定居，并逐漸發展出萊茵河畔較大的城市（科隆）。
公元前27年，随着屋大維在内戰中取勝，羅馬元老院正式授予其高盧行省的統治權，并授予他“奧古斯都”尊稱。奧古斯都逐漸以首席元老（Princeps）自居，标志着羅馬帝國的開端。奧古斯都将北部的“長發高盧”一分為三，由西南向東北依次建立了阿奎塔尼亞（Aquitania）、盧格杜嫩西斯（Lugdunensis）和貝爾吉卡行省，統稱為“高盧三省”（TresGalliae），其中貝爾吉卡行省基本囊括了當時萊茵邊境的主要區域，僅上遊赫爾維梯人聚居區局部另屬于萊提亞（Raetia）行省。
奧古斯都充分認識到高盧北部邊境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是以經常親自指揮管理。奧古斯都早期的萊茵邊境政策與此前一以貫之，進而維系了邊境兩側的勢力均衡。當地行省治理與羅馬化進度在這一奧古斯都和平（paxAugusta）時期較之凱撒時期有了長足進步。
公元前16年萊茵河右岸部族殺害羅馬商人并擊敗貝爾吉卡駐軍、繳獲鷹旗的事件成為萊茵邊境沖突激化的導火索，且使奧古斯都下定決心将萊茵邊境向北推進。在貝爾吉卡總督洛裡烏斯（MarcusLollius）兵敗後，奧古斯都于當年親自前往高盧，并令時任執法官（Praetor）的養子提比略（TiberiusClaudiusNero,被正式收養後更名為TiberiusJuliusCaesar）随行，充分反映了他對萊茵邊境局勢的重視。
在當時羅馬強盛的國力和總體和平局勢的支援下，奧古斯都有決心越過萊茵河開展征服活動，進而拓展并穩固北部邊境。向北征服大日耳曼尼亞（GermaniaManga）有三個潛在意義：第一，主動擊敗和征服日耳曼人能夠斷絕頻繁的邊境沖突和戰略威脅。第二，通過新的征服戰争能夠擷取更豐富的領土、财富和資源。第三，易北河—多瑙河的天然邊境較之萊茵—多瑙河邊境更為緊湊，是以有利于邊境防務。
奧古斯都時代正式主持日耳曼戰争、推進邊境的将領先後是提比略的弟弟德魯蘇斯和提比略本人。公元前12年春天，德魯蘇斯首先在萊茵河畔擊潰了蘇岡布裡人及其同盟的軍隊，随後率軍取道萊茵河三角洲的巴塔維亞（Batavia）地區，攻取烏西皮人領地，繼而沿萊茵河上溯至蘇岡布裡人的領地開展了懲戒性蹂躏。在此之後，軍隊沿萊茵河航行入北海，在威悉河流域登陸，征服弗裡喜人後穿越湖泊，攻入考契人的領地。
在公元前11年至公元前9年之間，德魯蘇斯三次征讨大日耳曼尼亞，乃至交鋒過卡狄等勢力較大的部落，基本降服了威悉河以西的所有部族，而直抵易北河。但斯特拉波認為奧古斯都制止了德魯蘇斯渡過易北河追擊殘敵的舉措，進而避免當地勢力龐大的蘇維彙族涉入戰争。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奧古斯都當時制定的邊境界限就是易北河。公元前9年，德魯蘇斯在渡河過程中墜馬受傷并感染身亡，元老院因其卓著戰功授予其子嗣日耳曼人征服者（Germanicus）的家族名（cognomen）。
德魯蘇斯亡故後，從公元前8年起，提比略繼承了他的日耳曼戰争事業。事實上，提比略在萊茵河右岸更多扮演了協調者和統治者的角色，以緻其并不甚顯赫的軍事成就常遭到古典作家忽視。提比略在大日耳曼尼亞地區的治理舉措和凱撒初到萊茵河左岸地區的政策類似：以軍事基地為中心，廣泛建立藩屬體系，通過外交手段協調羅馬與原住民之間、日耳曼部族之間的關系。當地當時建設的羅馬冬營和哨站等約50處，發揮了駐軍後勤、平息叛亂和防禦交通要道的功能，也成為當地羅馬化現象的發端，跨境貿易與屯市（Canaba）、營莊（Vicus）等居民點逐漸依托軍營發展起來，
二．尤利亞·克勞狄王朝萊茵邊境的收縮和确立
公元14年，奧古斯都逝世，作為他的繼承人，提比略基本沿襲奧古斯都晚年對萊茵邊境的消極防衛政策。基于早年在大日耳曼尼亞地區的治理經驗，提比略深刻認識到日耳曼戰略失敗的徹底性和嚴重性。提比略時期的萊茵邊境僅在德魯蘇斯之子日爾曼尼庫斯（NeroClaudiusGermanicus）指揮的日耳曼戰争時期發生了象征性的推進，而日耳曼戰争本身卻具有一定偶然性。
公元14年，雖然萊茵邊境局勢緩和，但萊茵軍團發生了嘩變，主要争議點在于軍隊待遇問題，包括提高軍饷和縮短服役年限，反映了奧古斯都時代軍事活動頻繁的副作用，但提比略繼位伊始影響力匮乏的狀況往往被視為嘩變的直接原因。嘩變成為日耳曼戰争發動的直接誘因。當時下日耳曼尼亞局勢逐漸惡化，部分兵卒要求極其過分，希望推舉備受愛戴的統帥日耳曼尼庫斯繼位元首。
但日爾曼尼庫斯本人嚴厲反對，且企圖自殺表明心意未果。政治沖突激化導緻軍營内發生大規模流血沖突，暴亂和屠殺短暫平息了嘩變氣焰。古典作家和後世學者皆認識到這場嘩變直接誘發了随之而來的日耳曼戰争。
公元14年的渡河突襲行動成為公元15—16年日耳曼戰争的先聲。在試探性的渡河行動取得了一定戰術成果後，日耳曼尼庫斯開始規劃更為系統的征服行動。公元15年，趁凱魯斯奇人内部鬥争之際，日耳曼尼庫斯與副将凱奇納各自率領4支軍團和大批輔軍渡河作戰，針對卡提人、蔔虜克特裡人和凱魯斯奇人發動攻勢，兩軍消滅和驅逐了很多日耳曼勢力，憑吊了條頓堡森林戰場并收回了十九軍團軍旗，但并未取得決定性戰果，尤其無法發揮征服統治效力。
公元16年，日耳曼尼庫斯效法其父，運用萊茵艦隊從海路前往大日耳曼尼亞解救利珀河流域的羅馬要塞。羅馬軍隊後與阿米尼烏斯率領的部落聯軍于威悉河流域決戰大勝，并幾乎殲滅了安格裡瓦留部（Angrivarii）。此次戰役雖然殺敵甚衆，但同樣無法發揮重新拓展萊茵邊境并進行廣泛統治的效果。在班師途中，羅馬軍團在北海遭遇風暴，傷亡慘重，日耳曼尼庫斯幾欲投海自盡謝罪。事件重新導緻萊茵河右岸局勢反彈。
整體上，日耳曼尼庫斯上司的數場戰役勝利展現了羅馬的組織和軍事優勢，一改先前消極防禦形态而主動對日耳曼人發揮戰略威懾，但戰争無法重制德魯蘇斯和提比略時期創造的統治基礎和雙邊平衡态勢，無法扭轉大日耳曼尼亞獨立于羅馬統治之外的基本局勢，更無法發揮穩定推進萊茵邊境的作用，較大地損耗财力、兵力而缺乏實質性成果。随後，戰争終于被提比略叫停。日耳曼尼庫斯在慶祝凱旋後被派往東方行省，萊茵邊境再度恢複原狀。
此後，至公元28年，萊茵河三角洲北部弗裡斯蘭地區的弗裡喜部因不滿羅馬稅賦，爆發叛亂擊敗羅馬軍團并脫離羅馬統治，提比略卻基本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進一步展現了他對萊茵河右岸統治前景的悲觀态度，羅馬萊茵邊境收縮的界限在帝國初期這種戰略格局下日趨清晰。
公元37年，在提比略之後就任元首的是日耳曼尼庫斯之子卡裡古拉（GaiusJuliusCaesarGermanicus）。事實上，這位精神狀況與聲名具顯不佳的元首與萊茵邊境淵源頗深。因為他幼年随父在萊茵軍團軍營中成長，常穿小号的羅馬軍靴，進而被軍團将士們昵稱為“小靴子”（Caligula）。卡裡古拉即位後确實采取了籠絡萊茵軍團的舉措，但當時萊茵邊境局勢顯然相當穩定，當地行省羅馬化處在蓬勃發展的階段，而元首本人也缺乏足夠的勇氣和統禦力開展渡河征伐。
于是，他親率萊茵軍團開展了捕風捉影的“高盧遠征”和“不列颠遠征”，主要的戰利品是不列颠海岸的一些貝殼，成為史家笑談。但卡裡古拉曾收編了一批日耳曼戰俘作為私人衛隊，這實際上繼承了奧古斯都以來的巴塔維衛隊傳統——較之羅馬近衛軍，日耳曼人擁有更健壯的體格、更勇猛的氣魄和更淳樸的品格。
但公元41年1月，日耳曼衛隊未能在近衛軍長官凱裡亞（CassiusChaerea）等人行刺時保全元首及其妻女的性命。卡裡古拉身亡後，他的叔父克勞狄（TiberiusClaudiusDrususNeroGermanicus）幸運得被推舉為元首。克勞狄同樣重視萊茵軍團的忠誠問題，繼而選擇了不列颠而非大日耳曼尼亞作為軍團攻略對象且取得了成果。
在萊茵邊境經曆了漫長的發展繁榮并即将進入成熟穩定的時刻，公元69年開始的大規模羅馬内戰分散并削弱了邊境軍事力量，為萊茵河右岸虎視眈眈的日耳曼勢力提供了重要機遇。一觸即發的巴塔維叛亂成為萊茵邊境百年以來，乃至帝國前期數百年間統治與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和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