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古斯都时代莱茵边境的推进和挫折
在公元前44年—公元前27年的内战动荡之中，高卢北部的莱茵边境地区基本未发生大规模动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凯撒在当地建立的藩属体系是行之有效的统治模式。而当凯撒遇刺后，他通过遗嘱将四分之三的财产留给姐姐的孙子屋大维（GaiusOctavianThurinus），其中包含高卢行省及当地藩属体系，从而为屋大维继承高卢行省和莱茵边境提供了法理依据。因此，屋大维很早便参与了对高卢行省的归属权争夺，主要经历了委派亲信，间接掌控和经元老院授权接管三个过程。
早在公元前40年，高卢总督职务已归于屋大维的挚友阿格里帕（MarcusAgrippa）。阿格里帕是凯撒边境政策的出色继承者，虽然他没有对边境进行规模拓展，但主持了很多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设立了莱茵边境最早的道路体系和水利设施，为当地罗马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阿格里帕在公元前38年曾渡过莱茵河开展战役，并于翌年婉拒了凯旋式殊荣，成为“第二位渡过莱茵河作战的罗马人”，此次作战目的可能与凯撒一样，旨在保护同盟者乌比伊人，但阿格里帕选择一劳永逸地将他们迁移到莱茵河左岸科隆附近的军营周围定居，并逐渐发展出莱茵河畔较大的城市（科隆）。
公元前27年，随着屋大维在内战中取胜，罗马元老院正式授予其高卢行省的统治权，并授予他“奥古斯都”尊称。奥古斯都逐渐以首席元老（Princeps）自居，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开端。奥古斯都将北部的“长发高卢”一分为三，由西南向东北依次建立了阿奎塔尼亚（Aquitania）、卢格杜嫩西斯（Lugdunensis）和贝尔吉卡行省，统称为“高卢三省”（TresGalliae），其中贝尔吉卡行省基本囊括了当时莱茵边境的主要区域，仅上游赫尔维梯人聚居区局部另属于莱提亚（Raetia）行省。
奥古斯都充分认识到高卢北部边境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经常亲自指挥管理。奥古斯都早期的莱茵边境政策与此前一以贯之，从而维系了边境两侧的势力均衡。当地行省治理与罗马化进度在这一奥古斯都和平（paxAugusta）时期较之凯撒时期有了长足进步。
公元前16年莱茵河右岸部族杀害罗马商人并击败贝尔吉卡驻军、缴获鹰旗的事件成为莱茵边境冲突激化的导火索，且使奥古斯都下定决心将莱茵边境向北推进。在贝尔吉卡总督洛里乌斯（MarcusLollius）兵败后，奥古斯都于当年亲自前往高卢，并令时任执法官（Praetor）的养子提比略（TiberiusClaudiusNero,被正式收养后更名为TiberiusJuliusCaesar）随行，充分反映了他对莱茵边境局势的重视。
在当时罗马强盛的国力和总体和平局势的支持下，奥古斯都有决心越过莱茵河开展征服活动，进而拓展并稳固北部边境。向北征服大日耳曼尼亚（GermaniaManga）有三个潜在意义：第一，主动击败和征服日耳曼人能够断绝频繁的边境冲突和战略威胁。第二，通过新的征服战争能够获取更丰富的领土、财富和资源。第三，易北河—多瑙河的天然边境较之莱茵—多瑙河边境更为紧凑，因此有利于边境防务。
奥古斯都时代正式主持日耳曼战争、推进边境的将领先后是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和提比略本人。公元前12年春天，德鲁苏斯首先在莱茵河畔击溃了苏冈布里人及其同盟的军队，随后率军取道莱茵河三角洲的巴塔维亚（Batavia）地区，攻取乌西皮人领地，继而沿莱茵河上溯至苏冈布里人的领地开展了惩戒性蹂躏。在此之后，军队沿莱茵河航行入北海，在威悉河流域登陆，征服弗里喜人后穿越湖泊，攻入考契人的领地。
在公元前11年至公元前9年之间，德鲁苏斯三次征讨大日耳曼尼亚，乃至交锋过卡狄等势力较大的部落，基本降服了威悉河以西的所有部族，而直抵易北河。但斯特拉波认为奥古斯都制止了德鲁苏斯渡过易北河追击残敌的举措，从而避免当地势力庞大的苏维汇族涉入战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奥古斯都当时制定的边境界限就是易北河。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在渡河过程中坠马受伤并感染身亡，元老院因其卓著战功授予其子嗣日耳曼人征服者（Germanicus）的家族名（cognomen）。
德鲁苏斯亡故后，从公元前8年起，提比略继承了他的日耳曼战争事业。事实上，提比略在莱茵河右岸更多扮演了协调者和统治者的角色，以致其并不甚显赫的军事成就常遭到古典作家忽视。提比略在大日耳曼尼亚地区的治理举措和凯撒初到莱茵河左岸地区的政策类似：以军事基地为中心，广泛建立藩属体系，通过外交手段协调罗马与原住民之间、日耳曼部族之间的关系。当地当时建设的罗马冬营和哨站等约50处，发挥了驻军后勤、平息叛乱和防御交通要道的功能，也成为当地罗马化现象的发端，跨境贸易与屯市（Canaba）、营庄（Vicus）等居民点逐渐依托军营发展起来，
二．尤利亚·克劳狄王朝莱茵边境的收缩和确立
公元14年，奥古斯都逝世，作为他的继承人，提比略基本沿袭奥古斯都晚年对莱茵边境的消极防卫政策。基于早年在大日耳曼尼亚地区的治理经验，提比略深刻认识到日耳曼战略失败的彻底性和严重性。提比略时期的莱茵边境仅在德鲁苏斯之子日尔曼尼库斯（NeroClaudiusGermanicus）指挥的日耳曼战争时期发生了象征性的推进，而日耳曼战争本身却具有一定偶然性。
公元14年，虽然莱茵边境局势缓和，但莱茵军团发生了哗变，主要争议点在于军队待遇问题，包括提高军饷和缩短服役年限，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军事活动频繁的副作用，但提比略继位伊始影响力匮乏的状况往往被视为哗变的直接原因。哗变成为日耳曼战争发动的直接诱因。当时下日耳曼尼亚局势逐渐恶化，部分兵卒要求极其过分，希望推举备受爱戴的统帅日耳曼尼库斯继位元首。
但日尔曼尼库斯本人严厉反对，且企图自杀表明心意未果。政治矛盾激化导致军营内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暴乱和屠杀短暂平息了哗变气焰。古典作家和后世学者皆认识到这场哗变直接诱发了随之而来的日耳曼战争。
公元14年的渡河突袭行动成为公元15—16年日耳曼战争的先声。在试探性的渡河行动取得了一定战术成果后，日耳曼尼库斯开始规划更为系统的征服行动。公元15年，趁凯鲁斯奇人内部斗争之际，日耳曼尼库斯与副将凯奇纳各自率领4支军团和大批辅军渡河作战，针对卡提人、卜虏克特里人和凯鲁斯奇人发动攻势，两军消灭和驱逐了很多日耳曼势力，凭吊了条顿堡森林战场并收回了十九军团军旗，但并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尤其无法发挥征服统治效力。
公元16年，日耳曼尼库斯效法其父，运用莱茵舰队从海路前往大日耳曼尼亚解救利珀河流域的罗马要塞。罗马军队后与阿米尼乌斯率领的部落联军于威悉河流域决战大胜，并几乎歼灭了安格里瓦留部（Angrivarii）。此次战役虽然杀敌甚众，但同样无法发挥重新拓展莱茵边境并进行广泛统治的效果。在班师途中，罗马军团在北海遭遇风暴，伤亡惨重，日耳曼尼库斯几欲投海自尽谢罪。事件重新导致莱茵河右岸局势反弹。
整体上，日耳曼尼库斯领导的数场战役胜利体现了罗马的组织和军事优势，一改先前消极防御形态而主动对日耳曼人发挥战略威慑，但战争无法重现德鲁苏斯和提比略时期创造的统治基础和双边平衡态势，无法扭转大日耳曼尼亚独立于罗马统治之外的基本局势，更无法发挥稳定推进莱茵边境的作用，较大地损耗财力、兵力而缺乏实质性成果。随后，战争终于被提比略叫停。日耳曼尼库斯在庆祝凯旋后被派往东方行省，莱茵边境再度恢复原状。
此后，至公元28年，莱茵河三角洲北部弗里斯兰地区的弗里喜部因不满罗马税赋，爆发叛乱击败罗马军团并脱离罗马统治，提比略却基本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进一步体现了他对莱茵河右岸统治前景的悲观态度，罗马莱茵边境收缩的界限在帝国初期这种战略格局下日趋清晰。
公元37年，在提比略之后就任元首的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子卡里古拉（GaiusJuliusCaesarGermanicus）。事实上，这位精神状况与声名具显不佳的元首与莱茵边境渊源颇深。因为他幼年随父在莱茵军团军营中成长，常穿小号的罗马军靴，从而被军团将士们昵称为“小靴子”（Caligula）。卡里古拉即位后确实采取了笼络莱茵军团的举措，但当时莱茵边境局势显然相当稳定，当地行省罗马化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而元首本人也缺乏足够的勇气和统御力开展渡河征伐。
于是，他亲率莱茵军团开展了捕风捉影的“高卢远征”和“不列颠远征”，主要的战利品是不列颠海岸的一些贝壳，成为史家笑谈。但卡里古拉曾收编了一批日耳曼战俘作为私人卫队，这实际上继承了奥古斯都以来的巴塔维卫队传统——较之罗马近卫军，日耳曼人拥有更健壮的体格、更勇猛的气魄和更淳朴的品格。
但公元41年1月，日耳曼卫队未能在近卫军长官凯里亚（CassiusChaerea）等人行刺时保全元首及其妻女的性命。卡里古拉身亡后，他的叔父克劳狄（TiberiusClaudiusDrususNeroGermanicus）幸运得被推举为元首。克劳狄同样重视莱茵军团的忠诚问题，继而选择了不列颠而非大日耳曼尼亚作为军团攻略对象且取得了成果。
在莱茵边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繁荣并即将进入成熟稳定的时刻，公元69年开始的大规模罗马内战分散并削弱了边境军事力量，为莱茵河右岸虎视眈眈的日耳曼势力提供了重要机遇。一触即发的巴塔维叛乱成为莱茵边境百年以来，乃至帝国前期数百年间统治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