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征稿》一書中，推測《西廂記》的女主角崔莺莺是一個粟特移民的“酒家胡”女子，他參照胡姓、胡名和胡俗考證，崔莺莺對應的粟特原名可能是曹九九。
▲中新網資料圖
無獨有偶，宋朝大名鼎鼎的書法家米芾，也被一些學者認為其祖上是粟特人，因為諸如米、安、康等都是胡人的姓，中原傳統裡沒有米姓。
粟特人，中國史籍習稱“昭武九姓”，原本居住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他們活躍于絲綢之路最發達的漢唐時期，為促進東西方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穿梭于絲路上的粟特人，有不少定居中原，最後融入中華大地。從考古發現的墓葬、墓志銘和壁畫等，人們能追尋到他們的足迹。日前，“道中華”記者專訪了山西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家張慶捷先生，他主要從被認為是“學界的一次地震”的虞弘墓的考古發現入手，帶我們從一個粟特人個體來了解定居中原的粟特人是怎樣融入中華大地的。
記者：陳寅恪先生推測崔莺莺是粟特女子，而《西廂記》的故事發生地，據您考證，正處在粟特人活躍的地帶？
張慶捷：唐代《西廂記》故事發生在山西永濟市。這裡的唐代黃河蒲津渡遺址，有4組鐵牛與鐵人讓人印象深刻，其中有的鐵人身穿翻領衣服，而這種式樣的衣服隻在北朝和隋唐胡人俑身上見過，這是比較典型的粟特人的衣服。
究其原因，就是當時的黃河中路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區）居住着很多粟特人，至少是流動人口衆多，是以在黃河大渡口上采用藝術形式鑄造出這樣多民族的形象。
粟特人善于經商，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是以絲路上形成了很多粟特人聚落。山西與絲綢之路的聯系由來已久，在平朔漢墓和廣靈漢墓中，都出土過胡人俑。據碑志和文獻資料記載，北朝以降，山西平城（今大同）、晉陽（今太原）作為絲綢之路東段的重要城市，定居着很多粟特人，而太原虞弘墓的發現就是最有力的證據，為研究絲路的發展提供了十分珍貴的依據。
▲虞弘墓出土現場。
記者：1999年，虞弘墓的發掘為何被認為是“學界的一次地震”？您全程參與了虞弘墓的發掘工作，請您介紹其中的一些重大發現，以及虞弘墓的發掘有哪些重要的文化曆史和考古價值？
張慶捷：北大著名考古學教授齊東方先生将虞弘墓的發現稱為“學界的一次地震”，認為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發現。
1958年美國藝術史家斯塔格裡亞寫下《北齊阙龛中的中亞人》的文章，講述了中國河南安陽出土的一個石棺床上出現的中亞粟特人形象，但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到了90年代，日本的博物館收藏的一個石棺上面的畫像表現了粟特文化和襖教内容，再次引起學界關注，但關于石棺的真假，依舊有争議。虞弘墓的發現，讓逐漸平靜的曆史再度喧嚣起來，以至這一考古發現被譽為當年的“十大考古新發現”，後來又被評為“20世紀百大考古”重要發現之一。
中國發現的古墓成千上萬，為什麼虞弘墓會引起世界性轟動呢？因為墓主人虞弘是一個居住在中國的粟特人。在出土的漢白玉石椁上，人們看到的浮雕繪畫、鎏金彩繪都精美異常，内容十分奇特。上面豔影月舞、火壇祭祀、騎射搏鬥的場景，帶着濃厚的異域風情，在以前的考古遺物中并不常見。這些發現一經公開，立刻引發學界研究襖教和中外美術交流史的熱潮。
▲虞弘墓石堂後部中間浮雕圖案。
中國是世界上曆史脈絡最清晰的國家，但是我們對曆史的了解有時仍是霧裡看花。考古發現會幫助我們揭開古代社會的冰山一角，虞弘墓的發現正是如此。它不僅讓一個失載于曆史的神秘小國——魚國重制，還讓當時一些不甚清晰的曆史事實得以驗證。
墓主人虞弘的原籍魚國，在“二十四史”不見記載，它到底位于什麼位置？以前我曾請教過許多中外專家，但都沒有具體肯定的答複。顯然，這是一個現代人并不知道的神秘王國，它的出現為古代史研究填補了一個空白，卻也提出了一串疑問。從虞弘墓的石堂圖像反映的文化背景來看，它應當是在中亞至西亞之間，也就是在絲綢之路的某個地方。同時，那些描繪在石堂内外色彩缤紛、展示着西域情調的畫面，進一步證明了襖教的主教“薩保”（也作“薩寶”）和襖教聖火的關系。（編輯注：襖教又稱火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亞等地。一般認為，南北朝時粟特商人将拜火教傳入天山南北和中原。一些商團的商主成了襖教的主教，“薩保”又是商團之主的意思。）
記者：作為定居在太原的粟特人，虞弘的人生到底有着怎樣的傳奇呢？虞弘墓的解讀對後人了解曆史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
張慶捷：墓志在考古中非常重要。它不僅會告訴我們墓主人的身份和履曆，還會告訴我們這些圖像産生的基本背景。據虞弘墓志記載，虞弘字莫潘，魚國尉纥驎城人，奉茹茹國王之命，出使波斯、土谷渾和安息、月支等國，後出使北齊，随後便在北齊、北周和隋為官，在北周一度“領并、代、介三州鄉團，檢校薩保府。開皇轉儀同三司，敕領左帳内，鎮押并部”。虞弘卒于公元592年。
如果我們反複品嚼《虞弘墓志》中“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領并、代、介三州鄉團，檢校薩保府”的志文，可以知道，當時可能就有大量的粟特人在中原生活，虞弘正是在鄉團和薩保府兩個機構任職來管理和自己一樣來到中原的同鄉。虞弘的一生，曆經了柔然、東魏、北齊、北周和隋朝5個政權。期間他憑借自己的軍事才能，曾獲得了輕車将軍、都督涼州諸軍事和涼州刺史等官位，還參與了北齊對突厥、契丹與柔然的多次戰争，又通過戰功一步步升到了開國伯和儀同大将軍，還成為并州與代州（今山西代縣）的粟特人頭目薩保。
透過虞弘的職務變遷，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各民族之間的往來與交融。墓志中有很多史書中少見的内容，對研究柔然的職官、外交，以及研究北朝的民族政策等都有很大價值。
▲虞弘墓志。
記者：有學者研究說，粟特人來到中國後，非常喜歡中國文化，建了中國式的房子，金樽是他們帶來的金銀器杯子，美酒是他們帶來的葡萄酒。果真如此嗎？虞弘與他的同胞來中國主要從事什麼職業？他們為中國帶來了哪些獨特的文化？
張慶捷：虞弘墓所在的并州向來是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區。從北朝到唐代，大量粟特人進入并州，他們的職業主要有官員（包括薩保、武将），比如虞弘父子，以及商人、樂伎和高僧等，還有些人迫于生計，不得不趕車、馴馬、守門、投軍，或者成為侍者、工匠等。
在這些職業中，官員是粟特人的首選，當然也有的是先做商人，等有機會再搖身做官，如《魏書》記載的北魏的安同便是如此。樂伎們則把胡騰舞、胡旋舞帶到了并州，傳到中原，并流行一時。
并州、平城、晉陽等地見于墓志的粟特人就有不少，并在山西留下了很多寶貴的遺存，包括玻璃生産工藝、金銀器以及各種日用品，如胡床、茵褥、胡服等，都很受歡迎。
如此衆多的粟特人俨然成為當時并州的一大風景。他們的到來，促進了并州的文化交流，其中一項，便是推動了并州的葡萄酒釀造業。有唐一代，并州葡萄酒一直是名聞天下的貢酒，隻有涼州葡萄酒可與之媲美。山西的葡萄種植業是粟特人的遺存，直到元代，山西都是全國最大的葡萄酒生産地。
虞弘墓圖像中的許多葡萄葉蔓和成串的葡萄，既是粟特人喜愛的圖案紋飾，也是北齊、北周種植葡萄的反映。虞弘墓石堂圖像和甘肅天水出土石床塌圖像中的釀造葡萄酒圖，可以說是當時并州和涼州粟特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并州大詩人王績在《題酒家五首》中這樣贊歎并州葡萄酒：“竹葉簾糟翠，蒲萄帶曲紅。相逢不令盡，别後為誰空。”據說，唐太宗和魏征都善于釀造葡萄美酒。而據柳宗元記載，魏征學習釀造葡萄酒的師傅就是粟特人。
2002年，我接待法國著名的中亞考古學家葛樂耐教授和黎佩蘭博士一行來太原參觀虞弘墓石堂。午餐時，我專門為法國客人準備了清徐縣特産柔丁香葡萄酒。葛樂耐教授飲後大加贊賞，說此酒盡管摻雜了丁香花的味道，但依舊保持了古代粟特人的标準葡萄酒味道，而這種味道的葡萄酒因為釀造方法的改變，在中亞和歐洲已經找不到了。
記者：粟特人長期定居中原，是如何融入中華文化的？從虞弘墓能否管窺一二？
張慶捷：說到粟特人融入中華文化，首先從他們的葬具中可以看出來。粟特人傳統墓葬用的是盛骨器葬具，但在考古發現的粟特人墓中，他們利用的都是中原固有的石堂和石床榻形式，并沒有使用他們本民族傳統的葬具。
▲粟特人的盛骨器。
虞弘墓是夫婦合葬墓，兩人的遺骨均在，未見燒過的痕迹，石堂體積大，足夠容納兩個人的屍體，不能不使人推測，虞弘夫婦很可能是未經“天葬”程式就直接埋葬的。如果推測成立，足以證明虞弘一族在葬俗方面漢化程度是比較高的。
▲虞弘墓石床榻粟特喪葬浮雕圖。
即使在今雁北地區，當時也有很多粟特人居住活動。太原唐墓出土的《龍潤墓志》中記載的出任薩保府（朝廷管理粟特人的機構）長史的龍潤，應當是焉耆胡後裔。其夫人何氏，應當出自“昭武九姓”中的何國。其他子孫有夫人記載者，表明他們逐漸與漢族人通婚。此外，山西發現的其他粟特人的墓志，如“曹公墓志”“康公墓志”“何公墓志”，還有大同發現的唐代“石府君墓志”都表明，在并州的粟特人相當活躍。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融入，是他們世代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最終葬于斯的原因。從另一個方面看，這也恰恰反映了中華文明無與倫比的包容性和吸納力。（完）
作者/張慶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