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01
1月10日，中國連發兩道封殺令。
當天中午12時，中國駐南韓大使館宣布，自即日起，暫停簽發南韓公民赴華通路、商務、旅遊、就醫、過境以及一般私人事物類短期簽證。
當天晚上21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宣布，自即日起，暫停審發日本公民赴華普通簽證。
中國罕見的釋出如此強硬政策，主要是為反制南韓和日本此前針對中國公民入境采取的歧視性措施。自去年底中國宣布放開跨境出行政策之後，日本和南韓相繼針對中國公民入境提出“最嚴限制令”。
日本方面要求，從1月8日從中國入境日本需要提供鼻咽拭子72小時核心酸檢測報告；對中國前往日本的乘客進行高精度抗原定量檢測或PCR方式的落地檢測；落地檢測結果為陽性的乘客需要集中隔離5-7天；中國入境日本航班限定在成田等四個機場。
南韓跟進日本，要求自1月5日起，中國公民入境南韓，要進行核酸檢測，還要在抵達前送出48小時的PCR檢測陰性結果或者24小時内的抗原檢測陰性結果；要求中國入境南韓航班限定在仁川機場；自1月2日起，南韓暫停簽發中國公民赴韓短期簽證，并且暫停中國飛往南韓航班增班計劃。
客觀而言，如果僅僅是上述入境限制措施，其實并沒有引發中國方面太多的非議。不少中國網民也在網上留言，稱可以了解日韓為本國防疫而采取相對嚴格的措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韓的“最嚴限制令”很快就變味了。
南韓率先針對入境中國公民采取歧視性措施：
中國公民在機場被從業人員發放用于差別身份小黃牌，這被國人看作是一種赤裸裸的“國籍歧視”；中國公民在現場由軍警看守進行核酸檢測，讓國人感覺自己是“罪犯”；被确認為陽性的中國公民，需要進行集中隔離，而隔離費用奇高、隔離住宿條件簡陋……
日本緊随其後也開始針對中國公民采取類似歧視性措施：
自1月9日起,日本方面要求中國公民在機場接受檢查時，挂上紅色牌子以示差別。
日韓兩國針對中國公民頻發的歧視性措施，透過媒體被源源不斷曝光後，國内民間的抗議之聲此起彼伏，漸呈鼎沸之勢，中國官方則果斷出手，對日韓各發一道封殺令，甚至向南韓明确提出：
“上述（簽證停發）措施将視南韓對華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取消情況再作調整。”
一時間，中國與日韓關系緊張，且互不讓步。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與日韓“入境政策制約與反制約”之戰，會對中日韓三國的旅遊業帶來哪些影響、對剛有複蘇迹象的中國旅遊業有哪些警示，國内旅遊從業者們又将如何正确應對，勁旅君将逐一探讨。
02
毫無疑問，此番事件對中日韓三國旅遊業都将帶來重大負面影響。近幾十年來，中日韓三國旅遊業關系密切，這一點透過資料能有清晰的展現。
中國遊客訪日旅遊人次方面：
2016-2019年中國訪日遊客量及在外國訪日總人次中占比
●2016年，637萬人次，占比26.51%；
●2017年，735萬人次，占比24.69%；
●2018年，838萬人次，占比26.9%；
●2019年，959萬人次，占比30.01%；
2016-2019年，中國訪日遊客每年以百萬量級快速遞增，至疫情前的2019年達到958萬人次的最高峰，占到全球訪日遊客總人次的30.01%。
截止2019年，中國連續多年蟬聯日本第一大海外客源國寶座。
中國遊客訪韓旅遊人次方面：
2016-2019年中國訪韓遊客量及在外國訪韓總人次中占比
●2016年，826萬人次，占比47.91%；
●2017年，417萬人次，占比31.25%；
●2018年，479萬人次，占比31.21%；
●2019年，602萬人次，占比34.40%；
2016-2019年，中國訪韓遊客量占全球訪韓遊客總人次的30%以上，尤其是2016年，中國更是以826萬人次，47.91%的占比，養活了半個南韓旅遊業，是其當之無愧的衣食父母。
同樣截止2019年，中國連續多年蟬聯南韓第一大海外客源國寶座。
南韓和日本訪華遊客人次方面：
2016-2019年南韓訪華遊客量及在外國訪華總人次中占比
●2016年，477.53萬人次，占比16.96%;
●2017年，386.38萬人次，占比13.25%;
●2018年，419.35萬人次，占比13.73%;
●2019年，434.66萬人次，占比13.63%;
2016-2018年日本訪華遊客量及在外國訪華總人次中占比
●2016年，258.99萬人次，占比9.12%；
●2017年，268.30萬人次，占比9.12%；
●2018年，269.14萬人次，占比8.81%；
從日韓兩國訪華遊客人次總量和占比來看，以2018年為例，雖然分别僅為13.73%和8.81%，遠不及中國通路兩國遊客人次在其總占比重的比例，但卻分别牢牢占據中國海外第一和第二大客源國寶座。
簡而言之，中日、中韓分别是各自旅遊業的核心支撐力量，屬于是典型的互相依賴，彼此共生，用八個字總結就是：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是以，當中國與日韓争端爆發的那一刻，這注定就是一場沒有赢家的戰争。
03
中日韓旅遊業關系雖然緊密，但有一個緻命缺陷：
極度脆弱。
這種緊密關系像是随時處在斷裂的邊緣，而且修複時間漫長。
中國與南韓之間就有前車之鑒。
2016年，中韓旅遊業最甜蜜時刻。當年南韓赴華遊客人次高達826萬人次，随後幾年卻斷崖式下跌。因為2017年3月爆發了讓中韓關系跌入谷底的“薩德飛彈事件”。
該事件當時促使中國針對南韓做出了一個極為強勢的反制措施：
暫停一切赴韓旅遊業務。
彼時的中國國家旅遊局釋出的公告，和當下中國駐南韓大使館釋出的通知基本是一個模本：
“最近一個時期，中國公民入境南韓濟州島受阻時間急劇增多，部分被拒入境者在當地機場等号遣返時間較長，引發輿論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國家旅遊局提醒中國公民，清醒認識出境旅遊風險，慎重選擇旅遊目的地。”
中國赴韓旅遊一停就是整整8個月，對當年的南韓旅遊業幾乎帶來毀滅性打擊。
南韓入境旅遊人次出現大幅萎縮。
2016年，南韓入境旅遊人次首次突破1700萬大關；2017年就暴跌至1334萬；2019年才再次回到1700萬+。
需要注意的是，南韓入境旅遊人次增減，幾乎完全取決于中國遊客的多少，換句話說，南韓基本不可能找到一個同等體量的新客源國來替代中國的位置。南韓入境旅遊總人次2019年再次沖上1700萬關口，也是因為中韓關系緩和，當年新增超過200萬人次中國遊客，才確定南韓入境旅遊實作這一資料。
南韓喪失擷取大量入境旅遊收入機遇。
南韓旅遊業對中國遊客消費的依賴度有多高，從南韓發達的免稅産品銷售額占比就可以一探究竟。
2017年-2019年，中國遊客在南韓各大免稅店的總花銷分别達到585億元、834億元和1058億元。南韓市内免稅店銷售額占南韓免稅店總銷售額的90%以上，從2015-2018年，中國遊客在南韓市内免稅店消費占比而言，短短四年，就從60%+狂飙到80%+。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薩德飛彈事件”，中國遊客在南韓各大免稅店總花銷突破千億大關還得早幾年。
不過，南韓旅遊業遭受巨大損失同時，中國旅遊業受到的反噬性傷害也不小，這一點被大家忽略了。
南韓赴華旅遊人次持續下降。
2016-2019年，南韓赴華旅遊人次經曆從2016年的477.53萬人次到2017年的386.38萬人次的大跌之後，2018年緩慢回升至419.35萬人次，但截止2019年上升至434.66萬人次，始終未能恢複到2016年水準。
這極大制約了中國入境遊業務的發展。
從事赴韓旅遊業務的中國旅企多有倒閉或紛紛調整業務。
2017年，因赴韓旅遊停擺，以赴韓旅遊為核心業務的海濤國旅爆雷事件一度刷屏旅遊圈，成為首家因“薩德事件”而倒閉的中國旅遊企業。事實上，還有一大批中國從事赴韓旅遊業務的旅遊企業都損失慘重，隻是少有被媒體曝出。
“當時我們就将日韓業務部，直接調整為日本業務部，并從此徹底放棄南韓業務”。
有旅行社從業者向勁旅君直言，像自家這樣直接放棄南韓業務的旅行社不少，導緻旅遊行業東亞業務大洗牌，甚至影響到後續行業格局。
中國雖然反制了南韓，但自己也付出慘重代價，一損俱損。
04
從中韓“薩德事件”中，我們可以預測此次中國與日韓“入境政策制約與反制約”之戰，對中國旅遊業帶來的潛在影響。
其一，針對日韓的跨境出遊政策徹底放開被大幅推遲。
1月8日起，中國雖然放松了跨境出遊限制，但很多跨境出遊政策并沒有放開，特别是跨境團隊出遊政策。
衆所周知，跨境團隊出遊政策的全面放開，才意味着國門徹底打開。
鑒于日韓此番針對中國遊客的态度，這兩個國家有可能被列入最後一批次放開跨境團隊出遊的國家序列，短則半年一年，長則兩三年。
即便是中國與日韓關系緩和，彼此撤銷種種制約措施，中國遊客赴日韓旅遊還将有個相對漫長的恢複期。
其二，從事日韓業務的旅企将批量轉戰其他海外目的地。
很多中國旅遊企業原本有計劃恢複或者重點開拓日韓市場，随着中國與日韓關系惡化，這些旅遊企業不得不選擇暫時戰略性放棄日韓，轉向對中國遊客更為熱情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泰國三大部長日前親自到機場迎接首批中國遊客的新聞刷爆了網絡，讓中國遊客對泰國的好感度直線拉升。馬來西亞也計劃為中國遊客在國際機場開通特别通道，友善中國遊客更快通關。
未來兩年，對中國遊客持友好态度的海外目的地，将率先獲得來自中國的頭波市場紅利，日韓估計是享受不到了。
其三，日韓訪華遊客量将持續下跌加速打擊中國入境遊。
疫情之前，南韓訪華遊客量持續低迷，日本訪華遊客量增幅幾乎可以忽略。受到此次中國與日韓就入境政策制約與反制約的影響，日南韓内無可避免的将掀起新一輪抵制中國的浪潮，直接影響兩國遊客前往中國旅遊的欲望。
預計未來兩三年内，日韓依然保持中國前三大海外客源國的地位，但入境旅遊人次将持續下降，對中國入境遊業務是個重大打擊。
其四，國家層面的博弈将進一步波及旅遊業。
有分析認為，日韓之是以在中國宣布逐漸放開跨境出行限制之時，以種種理由和中國制造摩擦和對立，從根本上說，是為順應及配合西方對華的打壓政策。某種意義上來說，旅遊業成為了國家之間博弈的一個武器。
後疫情時代，國際關系複雜度進一步提升，中國與日韓，乃至于其他國家之間博弈的力度隻會強化，不會減弱。在這種大國際環境下，旅遊業很難獨善其身，未來會遭遇更多非旅遊層面因素的波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去年11月，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在"第六屆中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與合作"國際論壇上，就“中韓30周年, 旅遊交流新合作”主題演講時曾強調，中韓旅遊發展首先要講求“政治互信”。
“無論是旅遊業界，還是教育研究和專業智庫，都應更加重視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府高官和權威媒體在國際旅遊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發揮的作用，對東北亞和東亞國家更是如此。”戴斌強調，現在的旅遊傳播和市場推廣受歐美影響很深，比如在網際網路媒體和社交平台的“網紅”或者“意見領袖”（KOL）給予了超常重視，有意無意忽略了國家意志和政府力量對旅遊業的影響力。
他期待中韓能夠保持長久的政治互信，推動雙方旅遊業快速發展。
更多普通旅遊從業者隻是祈禱，給剛推出ICU的旅遊業更好的休養環境和更多的喘息時間。哪怕讓旅遊業養一段時間，再拖出去爆錘也行，至少再送回ICU時，還有口氣。
僅此而已，别無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