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作挑戰賽#
為了弘揚英勇女性的貢獻和美國的多元文化遺産，美國鑄币局每年會選出五名女性參與傑出美國女性鑄币計劃。上個月本年度名單公布，黃柳霜成為首位出現在美元上的亞裔美國人，印有她肖像的25美分硬币已于10月24日在美發行。
黃柳霜的名字曾出現在劉玉玲的感謝詞中。作為第二位在星光大道留名的亞裔影星，劉玉玲感謝首位留名星光大道的亞裔演員黃柳霜為她和其他演員開疆辟土。
（左為劉玉玲，右為黃柳霜）
年代久遠，很多人對黃柳霜的了解或許就僅限于此。無論是在搜尋引擎還是各類文章裡，她的标簽離不開這串關鍵詞：好萊塢華人影星第一人。這是她最閃光的頭銜，也是她最為人所熟知的一面。
但是在我翻閱黃柳霜的資料時，也感受到了她所處時代的局限和家庭的壓力。她在其中的掙紮和攀爬，讓她跨越時間和空間，有了更鮮活立體的形象。
原生家庭
黃柳霜是出生在美國加州的第三代華裔，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1855年第一批“淘金熱”時移民到加州。黃柳霜出生時，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持有極端偏見，這種環境也注定了她終生要與種族歧視帶來的限制抗争。
（黃柳霜）
黃柳霜的父親名叫黃善興，他幼年喪母，10歲時，其父又為救一位掉入井中的女子不幸身亡。作為孤兒長大的黃善興感受過白人針對華人移民的挑釁和敵對，雖出生在美國，但相比“美國人”，他更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黃善興19歲時已攢下足夠的老婆本，26歲那年回台山老家娶了小自己8歲的李氏。李氏生下兒子黃鬥南之後，黃善興傳回美國。
回美之後，黃聯系李氏讓她和兒子黃鬥南一起到洛杉矶來。李氏不願意，她希望兒子能留在老家長安村維持這一支的香火，還主動提出讓黃在美國再娶一位妻子，于是黃在美國對外宣稱李氏已經去世。
李氏的選擇在當時當地很普遍，台山的衆多妻子都有這樣一個漂泊在外的丈夫，靠着丈夫留下的财産和後來寄的錢，她活到了78歲。兒子黃鬥南在父親的要求和資助下一直讀書到30歲，從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成為學校教員。
後來，黃善興還曾要求黃柳霜把一部分收入拿出來補貼同父異母的哥哥，黃柳霜沒同意。黃善興對其他兒女的學業非常看重，他的孩子也幾乎都讀到大學畢業，唯獨黃柳霜例外。
（黃柳霜）
黃善興比大部分美國華人男子經濟條件略好，能負擔得起再娶妻的費用，從台山回到美國的那一年，“喪妻”的他經華裔媒人介紹認識了14歲的李恭桃，也就是黃柳霜的媽媽。
李恭桃出生在舊金山，是福利雪茄煙廠老闆李淩和妻子唯一的孩子。雖是商人家庭，但面臨白人公司的競争壓力和到達高潮的排華運動，雪茄廠運轉得也很不順利。本來現金流就不穩，還經常被社會抵制、騷擾，他們一家對白人的态度和黃善興一樣，都是敬而遠之。
李恭桃會說英語，可惜和同時代的在美華人一樣，她并不敢進入歐裔美國人的社交圈。在李淩眼中，即使自己和女婿年齡相當也沒什麼，因為華人裡老夫少妻的組合非常正常。
于是1901年，剛從老家回到美國的黃善興和14歲的李恭桃在舊金山結婚。
當時他們還住在開在唐人街的黃氏洗衣鋪裡。那時的唐人街狹小、破敗、擁擠，住在這裡的華人保留着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們通過買房、做生意擷取安全感。
和李恭桃的大女兒黃露露（黃柳莺）出生後，重男輕女的黃善興很不高興，他一連幾天都沒回家。
不久後，他又帶着妻女舉家搬到位于洛杉矶唐人街外圍的花街351号，開了善記洗衣鋪，希望在這個種族混合的街區謀得更大的發展。
1905年，黃家迎來了第二個女兒黃柳霜，她出生後不久母女三人就得了麻疹，這讓本就求子失敗落寞不已的黃善興又添了一份煩惱。
（左為黃露露，李恭桃懷中的嬰兒為黃柳霜）
黃柳霜兩歲時，全家搬回唐人街，幾年後又搬到唐人街邊緣街區菲格羅阿北大道241号，在這裡住了24年。
菲格羅阿北大道雖在唐人街邊緣，但居民以墨西哥人和東歐人為主，黃家是這裡唯一的華人家庭。此時，李氏的存在在黃家已公開，在傳統中式家庭裡成長的黃柳霜，看到的是父親遠在台山的妻子李氏頻繁寄來的信件和提出的種種要求，感受到的是家庭對傳統中國的絕對忠誠，但同時，走出家門的她身處洛杉矶，接觸的又是多元文化，她就這樣生活在一個割裂的環境中。
割裂的現實
黃家的生意是開洗衣房，在美國，這個行當大部分都是華人在做。收入不錯，但幹起來很不容易。一方面，洗衣工在當時很不受尊重，社會地位很低。另一方面，這個工作非常辛苦，張純如曾經講過，洗衣工一刻不得閑，要洗衣服還要熨衣服（要漂白、拆卸衣領、袖子、胸襯），拿着八磅重的熨鬥在濕滑的地面上跑來跑去，平均每天工作20小時，要耐心、細心，還得有技術，非常消耗體力，大部分洗衣工都有靜脈曲張。
黃善興除了雇用勞工，還讓自己的孩子都在洗衣店工作（他後來在美國總共生了八個孩子），他手下的洗衣工在洛杉矶的占比能達到三分之一，這讓他在當地華人圈子頗有地位，同時也助長了他強勢的大家長作風。
洗衣房帶來的經濟收益不僅能讓黃善興夫婦和兩個女兒在洛杉矶過得不錯，還能讓他把遠在老家長安村的李氏和黃鬥南照顧得妥妥帖帖。
已經不用為生計發愁的黃善興非常想再要個兒子，李恭桃為了讓他開心，就把小女兒黃柳霜打扮成小男孩的樣子，直到兩年後生下長子黃經材。
（黃柳霜）
1913年，李恭桃的父親李淩攜家眷回到雲南定居，李恭桃和父母就此斷了聯系。黃柳霜作為家裡的次女，一直和姐姐照顧着父母陸陸續續生下來的六個弟弟妹妹，同時在家裡的洗衣店辛勤工作。
雖然工作辛苦，手上還有熨燙衣服時不慎留下的疤，但黃柳霜确實因為洗衣店的工作變得更會社交了。她送衣服時經常和白人交往，還要負責結賬，相比學校的華人女孩，她更多接觸白人，對财務也更敏感。
但黃柳霜還是有些自卑的。
一次她去英國鄰居家玩時對一架豎式鋼琴産生興趣，她爬上長椅想摸一摸琴鍵，結果重心不穩笨拙地摔倒在地。這件事對黃柳霜的影響非常大，她終生沒有學過任何樂器，幾十年後回憶起這一刻時仍然覺得“非常丢臉，擡不起頭，永遠忘不掉”。
這次摔倒對她來說是一次打擊，也讓她真正認識到自己感到羞愧的根本是由于一種“差異”——她是中國家庭而非白人家庭中長大的孩子。
為了融入社會，她把頭發弄卷，在外形上更美式。但是到了學校之後，黃柳霜“試圖掩蓋的東西卻讓她更引人注目”，她被同學認為是全校“最中國”的女孩，還是以被選為“中國代表”。
這也為她帶來了不堪回首的校園暴力。
學校裡經常有西方孩子欺負她，他們拽她的頭發，在馬路上推她，在操場上把她和姐姐圍在圈裡戲弄她們。黃柳霜回去向父親哭訴，而父親的态度是：社會險惡，早發現早好。
（黃柳霜）
向父親求助無果，針對黃柳霜的校園暴力愈演愈烈。坐在黃柳霜後面的一個男孩在她身上紮大頭針，就為了驗證中國小孩是不是也有痛感。為了不被針紮，黃柳霜第二天穿了一件外套，結果男孩拿了一根更長的大頭針。黃柳霜于是繼續增加外套數量，從一件增加到六件，老師堅決要求她脫掉所有外套。據說，黃柳霜因反複穿脫衣物着涼，得了肺炎，幾乎喪命。
黃善興這才将女兒轉到一個全是華人的教會學校，在這裡黃柳霜度過了非常舒适快樂的學生生活。她中學時又轉了幾次學，也接觸了不同階層的美國社會，豐富的經曆和見聞讓黃柳霜在情感和思維上都比同齡人更成熟，也為她日後從影埋下伏筆。
黃柳霜與藝術結緣是在9歲那年。她拿送衣服時收到的一筆大額小費去買電影票，一下就被電影吸引，之後就經常逃課去看電影。
恰逢電影業重心轉到洛杉矶，不少電影公司在唐人街取景拍戲，黃柳霜常常在片場流連，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成為電影明星。也确實有演員在片場注意到她，還給她起了C.C.C.的外号，意思是好奇的中國娃娃。
10歲時她因為外貌出色被邀請去做皮衣模特，12歲時她又利用業餘時間在百貨公司兼職做模特，對電影的熱愛也越來越強烈，平時她會自己待在房子裡反複重演經典電影裡的片段。
（黃柳霜）
1919年，14歲的黃柳霜等來了她的第一個機會。
美國電影市場拍攝了一部反映異族戀愛的電影《紅燈籠》，電影講述發生在北京的事情，是以需要很多華人演員。黃柳霜通過牧師詹姆斯·王的介紹在這部電影裡擔任了群演，第一次接觸大熒幕的她并不覺得緊張，反而有一種夢想成真的感覺。她更加确信自己為電影而生，“攝影機舍我其誰”。
毫無疑問黃柳霜對電影是癡迷的，她的外形條件、演技、運氣也都足夠好，但是她的父母都非常反對她做演員。
（黃柳霜）
對黃善興來說，他成年時，接觸到的就是一個白人與黑人不能通婚，華人更是被完全排斥的社會。對他來說，僅是和白人接觸這一點就是充滿危險的。
另一方面，黃善興覺得當時中國題材的電影少，黃柳霜不太可能拿到什麼角色。
确實，當時的華人在戲裡大多為惡人醜角。華人女子基本都是舞女、娼妓之類的負面悲劇角色。
（黃柳霜）
當時的好萊塢被認為是黃賭毒的大學營，作為新型職業，無論是已經成名的影星，還是從四面八方追夢而來的懵懂少年，在社會大衆眼中都是不務正業、沒有未來的危險分子。更何況黃善興一直抱持着“好男不從軍，好女不從藝”的傳統觀念，“攝影機”這種高科技産品在他們眼中是會把人的靈魂擄走的。對他們來說，趕緊把這個逐漸顯露叛逆的女兒嫁掉才是頭等大事。
黃柳霜掙紮于自身對電影的熱愛和對自己身份的認同中，一個出生在傳統中國家庭的女孩，企圖在一個最先進的行業裡安放剛剛覺醒的自我，這種無人可說、無人能懂的憋悶讓敏感善良的她陷入焦慮。
十年電影路
《紅燈籠》之後，熱愛電影的黃柳霜不顧父母的反對，又在很多電影裡跑過龍套。
兩年後，她接到了電影《小丁》裡一個稍微有點戲份的角色。這部電影在歐美大獲成功，黃柳霜的表演天賦得到了觀衆的贊譽，當她拿着支票回家時，她的職業終于得到了家人的認可。
又過了一年，16歲的黃柳霜出演了早川雪洲的《長子》。這部電影在歐洲很受歡迎，她的角色不大，但演技讓觀衆印象深刻。這部電影讓黃柳霜下定決心給自己十年時間去圓電影夢，趁年輕輸得起，看自己能走到哪一步。
在這十年裡，黃柳霜拼出了很多曆史性的成績。
1922年她在電影《海逝》中首次擔任主角，在這部改編自《蝴蝶夫人》的作品裡，她憑借極具天賦的精湛演技一炮而紅，成為了可以要求特寫鏡頭，每周片酬高達150美元的影星，順利跻身璀璨的好萊塢殿堂。
（黃柳霜在電影《海逝》中）
社交圈打開後，黃柳霜和合作過的導演，名聲不佳的馬歇爾·尼蘭卷到了一起。
尼蘭每部電影都要求125000美元的天價勞務費，錢拿到手後花天酒地，腳踩多隻船，明知道加州法律禁止白人和華人結婚，還跟年齡隻有自己一半的黃柳霜相戀。兩人的戀情以尼蘭的放棄告終，但黃柳霜一直和他保持着友好關系，甚至多年後男方落難她還出手相救，此後再找的戀人也都和他極為相似。
事業的成就雖讓父母不再明着反對黃柳霜從影，但也并沒有完全改變她在家裡的地位。遠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同父異母的哥哥黃鬥南看到了黃柳霜的電影，當即寫信寄去美國，要求他們把黃柳霜“帶出電影圈”。
黃善興的内心其實也不滿意女兒的生活狀态，他始終堅持要給黃柳霜安排一門親事，讓她安心在家相夫教子，遠離好萊塢的是是非非。黃柳霜知道，父親安排的結婚對象一定是唐人街的華人男子，那麼結婚後必定要遵循傳統，不可能再出來“抛頭露面”拍電影。
(1924年，黃柳霜19歲時的身份證明)
本來處在法律禁令和家庭束縛的雙重困境之中就已經很難了，偏偏黃柳霜内心還有着一套非常沖突的擇偶标準。她既希望對方像父親黃善興一樣有擔當，又害怕對方像他一樣大男子主義。好在當時美國社會中的不少精英女子開始選擇單身，黃柳霜尋愛無門，索性拒絕一切婚姻計劃。
黃柳霜之是以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做選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的經濟能力。
不過，當時她雖然有錢，也買了房，但隻作為投資途徑，自己仍和父母一起住，這是非常中式的生活方式。八卦雜志抓住這一點，寫她“大齡”未婚，在情感上西式，卻在生活上中式，批評她身份沖突。八卦消息傳到世界各地，大衆對她與衆不同的私生活評頭論足，給她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她事業的發展。
（1925年黃柳霜在芝加哥）
作為好萊塢首屈一指的華人影星，黃柳霜拍過硬照，上過雜志，也收獲了比常人更高的薪水。但這些都隻是相較于在美華人而言，如果和真正的好萊塢白人影星相比，黃柳霜無論是收入還是分到的角色，仍然處于尾部。
華人身份令她隻能演千篇一律的妓女、鴉片販子等華人角色。而且不能拍吻戲，如果有感情戲結局就必須死。盡管在極為局限的範圍内最大化地展現了自己的演技，她仍然隻是一個不被看好的東方女演員，沒有出演大制作的機會。雖有特寫鏡頭，但不少攝影師仍會在拍攝時習慣性擋住她的臉，弱化她的存在感，她的華人形象注定她不可能成為主流電影裡的主角。
（1928年黃柳霜的電影劇照）
在好萊塢束手束腳，自覺沒有自由的黃柳霜決定出走歐洲。
1928年，黃柳霜帶着姐姐黃露露一起先去了德國，又先後去了法國、英國。在歐洲的這幾年她過得很快樂，因為這裡容得下有色人種，也沒有刨根問底的八卦記者。歐洲電影人對她喜愛有加，稱贊她有天賦，有少數藝術家才具備的獨立的頭腦，和許多電影明星都不同。
（1928年黃柳霜（右）和黃露露在柏林）
黃柳霜确實聰明。她利用自己在美國闖出的名氣在歐洲拍電影，這些電影雖然宣傳量沒有好萊塢電影那麼大，但是可以賺聲譽。
歐洲的寬松氣氛給了她更多時間學習演技，她還學會了德語和法語。黃柳霜把歐洲稱為第二故鄉，在這裡她拍攝了多部成功的影片，擁有了更多影迷和朋友，學會了可以震懾好萊塢暴發戶們的英國上流社會口音，成為了真正的國際明星。
（1928年黃柳霜在歐洲）
再回美國時，離開三年的黃柳霜拿到了派拉蒙的長期合同，開始在百老彙登台演出，同時往返歐洲和美國拍攝電影。
相比很多迷失在燈紅酒綠裡的明星，閃光燈反而讓黃柳霜變得理性又溫情。她知道名氣短暫且易碎，一切都是過眼雲煙，“觀衆是無情的裁判”，但是看着那些邊在餐館打工邊試着鏡做着明星夢的少男少女，即使明白他們前途坎坷，她還是鼓勵他們有一天終會出名。
（1931年回到美國的黃柳霜）
歐洲的自由氛圍讓回到美國的黃柳霜更自信從容，她不願再受人擺布，言行也更加自我。
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在日擁有衆多粉絲的黃柳霜不顧反對發表了題為《中國東北》的文章，譴責日本的暴行，控訴其違反《國際聯盟條約》：
世界從未像今天一樣需要一場精神複蘇，來緩解壓斷神經的節奏和使人室息的大機器所帶來的疲倦。是以，我們正見證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複興，在生活的哲學中，這終将給予人類新的關懷和福祉。就像纖弱的荷花總是在淤泥上綻放一樣，盡管有日本鐵蹄的蹂躏，有着完美純潔道德與高雅精神的中華文化定将在血腥與暴力之上綻放。
1936年，黃柳霜想參演由賽珍珠的小說《大地》改編的電影，但米高梅把這個黃皮膚的角色給了露易絲·雷娜。黃柳霜一氣之下幹脆停工去中國旅遊，順便探望在李恭桃車禍去世後選擇回故鄉養老的黃善興。
遠方的家
對黃柳霜來說，回中國是她“一生的夢想”，尤其是父親和兄弟姐妹接連在中國定居後。在此之前，黃柳霜覺得“中國是一個陌生的國度，但某種意義上又是家”；在此之後，和家人團聚又成了她回中國的迫切理由。
黃柳霜一向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早在20世紀30年代梅蘭芳通路歐美時，黃柳霜就和他有過幾面之緣，兩人相談甚歡，黃還宣布有機會要去北平和梅聽戲，組建劇團的全球巡演。
（1935年，梅蘭芳（右）和黃柳霜（中）在倫敦）
回中國之前，黃柳霜專門閱讀了林語堂的名作《吾國與吾民》以增加對中國的了解。林語堂在書中探讨的中庸之道是她在好萊塢打拼多年心态的真實寫照，他對中國人性格的解讀也讓黃柳霜對多年的困境豁然開朗，引起了她強烈的共鳴。
（1934年黃柳霜穿着具有中國特色的旗袍拍照）
1936年2月9日，黃柳霜乘坐胡佛總統号到達上海港。黃柳霜的姐姐黃露露、顧維鈞大使夫婦和梅蘭芳都在現場迎接。
榮歸故裡的黃柳霜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作為一位頗具争議的公衆人物，她受到上流社會的歡迎，也引發了媒體和大衆的質疑。
老友顧維鈞大使夫婦為她舉行歡迎晚宴，又帶她參加挪威駐滬總領事的宴會；平劇大師梅蘭芳主持晚宴盛情招待她；南京的國家電影委員會也邀請她前去通路；還有當時著名的《良友》畫報約她進行獨家專訪。
用現在的話來說，她有人脈，有資源，有流量，有咖位，是當時國内風頭無兩的頂流巨星。
（《良友》封面為黃柳霜）
備受禮遇之餘，部分媒體大衆對她的态度并不友好。他們認為在好萊塢飾演負面角色的黃柳霜抹黑了華人形象，媒體叫她“侮辱中國的小醜”，要求她離開中國。
當時黃柳霜想回老家長安村看看，結果遇上當地的失業大潮，村民聯名發電報要求黃柳霜不得回村，否則就把他們一家都趕走。黃柳霜最終隻能偷偷去姐姐黃露露家住了兩天，但還是被村民發現，他們憤怒地上門辱罵，父親也要求她離開。
（黃柳霜一家在中國的合影）
之後黃柳霜又去了蘇州和杭州等地，中途也去了中國香港和菲律賓。得益于她出色的表達能力和社交技巧，黃柳霜得到了梅蘭芳和胡蝶的公開示好。
在随後和媒體打交道時，即使對方故意挑釁，黃柳霜還是耐心地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漸漸得到了媒體的好感，公衆形象較之前提升不少，曾經對她攻擊性極強的記者也被折服，主動來問她要簽名照。
一年的中國之行加深了黃柳霜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她更了解中國，也對中國更有信心了。離開中國時，她決心緻力于“支援中國日益嚴峻的抗日鬥争，減緩其貧困問題，改善祖國的形象”，繼續支援中國。
回到美國後，黃柳霜的中國行也引起了大衆的好奇心。她抓住機會接受《洛杉矶先驅快報》的采訪，分享在中國的經曆，說自己“度過了最不可思議的一年，首次探訪了我的祖國”，稱贊“中國電影的潛力無可估量”。同時開始遊說電影制片商拍攝一些在主題和角色方面都對中國有利的影片。
中日戰争爆發後，黃善興帶着其他兒女回到美國，隻有和第一個妻子李氏所生的兒子黃鬥南不願離開。黃柳霜在此時“表達出強烈的愛國情緒，對日本侵略者痛恨不已”，甚至因為自己在美國的住所對着一座日式花園而選擇搬家。
(1937年的黃柳霜)
這段時間黃柳霜收到了很多匿名威脅，有要殺她父親的，有要給她潑硫酸的，等等。媒體的解讀是她作為少數族裔在美國主流社會過于高調，而且反日愛中太過明顯，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滿。
風口浪尖上的黃柳霜卻在此時迎來了事業的發展。在韋切斯特劇院這個紐約精英人士彙聚的地方，她首次作為主角參演了戲劇《圖蘭朵》，她的演技受到了極大的認可，成為了上流社會“社交派對中受人尊敬的座上賓”。
派拉蒙公司趁勢給她開了新片《上海兒女》，并按照她的要求對中國做了正面的描述，讓黃柳霜第一次拍電影拍得如此開心：
跟我以前所有飾演過的任何角色相比，我更喜歡這部電影中的角色…...這部電影對中國人好一些——我們有令人同情的角色了。
（黃柳霜在《上海兒女》中）
可惜的是，當時《木蘭從軍》的女主角，香港演員陳雲裳正在上海受着熱烈追捧，她在宣傳時說自己“和黃柳霜不是一路人，不會在冒犯中國的種族主義影片中飾演任何角色”，這一席話又讓遠在好萊塢的黃柳霜陷入争議。
黃柳霜的《上海兒女》成績不錯，曾經錯過的電影《大地》的原著作者賽珍珠又機緣巧合和她合作了《愛國者》電台版，算是彌補了當年的遺憾。資源比之前好了不少，但華人身份終究難以讓黃柳霜充分發揮自身的才華，1938年之後她漸漸淡出影壇。
（1938年的黃柳霜）
黃柳霜善于理财，靠着早期的積累，此時經濟條件不錯。她在洛杉矶最好的街區之一聖維森特大街購置房産，沿襲台山傳統在新家門前開辟了一個小池塘。在這裡，她招待過林語堂夫婦，也留下過最著名的束發照片——未婚的黃柳霜束起已婚女子的發髻，被認為是“把自己嫁給了中國”。
她也如自己結束中國行時所說的那樣，一直在支援中國。抗戰時期，黃柳霜在美國為中國籌款，捐獻緊缺的藥品，拍賣自己多年來在巴黎、紐約等地收藏的禮服和在中國拍攝的照片，所得款項存入中國銀行基金，專門用于幫助中國的戰争難民。
（用影像記錄中國的黃柳霜）
1939年4月，黃柳霜簽約去澳洲做巡回演出，目的是進行公開遊說并舉辦募捐活動援助中國。
在演出中，她用流行曲目和中國戲劇相結合的方式，在表演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巡演導演和黃柳霜政見不同，多次公開批評她過氣、美貌盡失。黃柳霜不卑不亢，迎着他的侮辱繼續譴責日本侵略者，在每次演出結束後還是感謝導演和從業人員，鞠躬下台。
（1940年黃柳霜和弟弟）
之後黃柳霜出演的也大多是客觀描寫中國的作品。1942年，百老彙的戲劇，講述中國人民抵抗軸心國的《重慶英烈》邀請黃柳霜出演。黃柳霜覺得機會很好，欣然前往，演完之後就開始佛系工作，鮮少社交，享受生活。
（1946年的黃柳霜）
1952年，電影《沖撞》又找到黃柳霜飾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黃柳霜很喜歡這個角色，也诠釋得很有說服力。這個角色又給她的事業帶來一波小高潮，她和杜蒙電視網趁勢合作了系列節目“柳霜女士的畫廊”。
節目錄制完之後，黃柳霜開始了更年期，因為身體不适、心情不佳，她經常用酒精麻痹自己。不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她的健康狀況突然惡化，出現了腹内出血、中風、門脈性肝硬化。此後她精心調理身體，健康狀況時好時壞。
1956年，作家毛姆的《情書》要改編成電影，其中“情婦”一角給到了黃柳霜。作為毛姆的忠實粉絲，這部電影讓黃柳霜多年的夢得以圓滿。此後，她的身體和心理狀況都改善了不少，生活也過得豐富而充實。
1961年2月3日下午，黃柳霜在家中小憩時突發心髒病，醫生趕來時已無力回天。她就這樣安靜地離開，享年56歲。
和很多同時代的演員相比，黃柳霜晚年經濟尚可，有兄弟姐妹陪伴，可以零零散散拍一些電影，已經非常幸運。雖然她作為華人演員，終身沒有逃脫好萊塢對她的限制，但作為好萊塢乃至世界影壇的亞裔影星第一人，是她勇敢堅忍地為華人明星占下了這個位置。倘若沒有她在星光大道上史無前例地留名，無論是陳沖還是劉玉玲，或許都還要再奮鬥很久。
（左為黃柳霜在星光大道留名，右為劉玉玲）
黃柳霜終身未婚未育，她多次對記者說過自己想要嫁一位華裔學者，因為“中華民族素來尊崇博學之士”，最适合自己的人就是有學識、眼界的華人。可惜天公不作美，來美留學的華人男性對她偏見很大，加上階級和語言差異的問題，她最終沒有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另一半。
黃柳霜靠一句中國的古話驅趕内心的焦躁——心靜如水。這個出生在美國，卻認為自己“是一個純正中國人”的女性，無論在家裡、職場、故鄉，都被視為異類。她身處如此逼仄的環境，卻仍能勇于探索自我，活得如此堅毅自由。在被遺忘和誤解了那麼多年後，感謝這枚25美分硬币，還好她再次被想起。
我是黃柳霜，
來自老香港，
如今星耀好萊塢，
我心甚歡暢。
夢遊巴格達，
我貌似東方；
對人很友善，
我給他們送歡笑；
祝福中國，
我無能為力，
讓自己更美，
他們邀我乘船趕赴太平洋；
中華絲綢和稻米，
你肯定會喜歡，
請想象我像它們一樣美。
我是黃柳霜，
來自老香港，
我将永遠愛着她。
（黃柳霜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