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如果知識圈持續“下行”，那麼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摘要：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盡管預測是危險的，但人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麼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道理很簡單，人們已經不能回到傳統不需要那麼多知識的時代，知識是需要的，但人們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那麼隻好走“殖民”路線，即借用和炒作别國的知識。
作者：鄭永年
來源：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
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實踐，需要人們來解釋，來提升，概念化和理論化，進而建立出基于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體系。很顯然，這是中國知識界的責任。這個責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國知識界的偉大時代，但現實無比殘酷，當中國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說是知識的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為權力、金錢和大衆對知識史無前例的鄙視，也不是因為知識常常被用來點綴、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國大學衆多，每年都有很多校慶，不過一次次校慶就是對知識的一次次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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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校慶，大家無一不是以培養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獨說不出來的就是，沒有一個大學已經培養出一位錢學森生前所的說“大師”。實際上，今天大學或者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公共論壇乃至學術研讨會，人們都已以邀請到大官大富為目的，而知識本身則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無的陪襯物。
知識體系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沒有這個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難在世界上生存和發展，至多成為未來考古學家的遺址。從知識創造的角度來看，正是偉大的知識創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從古希臘到近代文藝複興再到啟蒙時代，這是一個輝煌的知識時代，沒有這個時代，就很難有今天人們所看到所體驗到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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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識創造者來說，知識創造從來就是個人的行為。盡管有些時候也表現為群體知識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但群體知識仍然是基于個人知識體系之上，隻是一些學者之間有了共識，才形成為互相強化的群體知識。
同時，在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環境裡，知識表面上是政府知識分子（也就是“士”）這個階層創造的，但應當指出的是，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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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被邀請給政治局講課還是文章拿到了上司的批示，這可以是一個名額，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名額。知識有其自己的名額。如果知識人以這些東西來衡量自己的知識的價值，那麼不僅已經是大大異化了，而且很難稱得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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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産業。中國的房地産能夠走到今天那麼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産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關乎于這個産業“圈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在每一步論證着政府房地産市場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瀾，而非糾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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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見，人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而那些“牛、鬼、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中學如此，西學也如此。例如馬克思。在世界範圍内，今天的中國擁有着最大群體的馬克思研究機構和馬克思研究者，因為馬克思幾乎已經成為官方的“國學”。但是認真去讀一下這些機構和學者的産品，有多少人懂馬克思。馬克思隻是他們的政治，隻是他們的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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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真正學者沒有一個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為了自己的知識尊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曆史上，不乏知識人被權力和資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來才逐漸有了言論自由的保障。對大多數學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來的，而僅僅隻是他們所創造知識的副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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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象力。一個毫無知識想象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呢？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為知識之于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自上到下都在呼籲知識的創造、創新。為此，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經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為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人越是腐敗。
最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稱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學，而且也遠遠落後于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無論是近代大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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