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圖讀《現代政治思想史：從霍布斯到馬克思》丨思想史研究的“時代性”與“會通性”

《現代政治思想史：從霍布斯到馬克思》，[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著，周保巍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821頁，298.00元

數年前，當我在英國購得伊安·漢普歇爾-蒙克教授的《現代政治思想史：從霍布斯到馬克思》這部書時，就希望有人能夠将其翻譯出版，惠及學界。在期盼之中，此書終于由周保巍領銜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拿到厚重的八十餘萬字的兩卷本圖書，可以想象譯者們數年間花費了無數的辛勞。

誠如本書作者蒙克教授在為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所說，“回顧本書，從首版問世到西班牙語、土耳其語等譯本的相繼推出，至今已經三十年。同行們相信它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這是我的榮幸。我的初衷是為深入分析為數不多的幾位重量級現代政治思想大家的政治思想……我的本意确實想着眼于從曆史角度去了解每位思想家所處的時代環境，了解他們所試圖表達的内容和他們所試圖采取的行動，以及他們在此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和技巧——包括思想、比喻、修辭和論證等，進而說明他們的論證是如何借鑒了或預設了某些信念，這些信念需要被重新發現，需要予以詳細闡述”（第1頁）。這裡，蒙克教授将此書的立意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從标題即可看出，作者重點關注歐洲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期這一劇烈的社會轉型時刻，精心選擇了代表這一時代特征的諸位思想家加以論述。

“劍橋學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納曾說過，每位思想家都是在思考所處時代的焦點問題，參與那個時代的論辯。是以思想家與時代之間的關聯理當成為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議題。由此出發，譯者捕捉到了作者在思想家和時代之間所建構起的這一内在關聯，認為本書所涵蓋的“既是一個偉大的轉型時代，也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個天崩地裂的‘鞍型期’”（第2頁）。正是譯者秉持着這一透徹了解，站在這一基點，才将此書翻譯得詞義準确，洗練精到，成為一部高品質的譯作。

讀完這本譯著之後，借此也想沿着社會轉型和思想家的時代關切這一議題多說幾句，在我看來這是思想史的一個基本問題。常有人将“社會”或“時代”視作思想家的背景，或用“劍橋學派”的術語來說，視之為“曆史語境”。其實，如何将這一曆史語境與思想家的表達議題進行融貫性處理很棘手。同樣，研究思想史也繞不過思想家和其文本，特别是時代特征和思想家的思想與文本之間如何建立起内在的關聯；更為重要的是，如何不再将思想家視為單個與孤立的個體來進行考察，打通其間的區隔，實作會通，更是考驗研究者的水準與高超的處理技巧。如果細讀這部譯作，盡管作者沒有在紙面上顯明，進行理論化的表述，但對這些内容的思考和示範也都力透紙背，蘊含其中。

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曆史學家常常講求會通，史家司馬遷指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如果按照此旨趣和目标而言，這本譯著給我們提供了具體的實踐性個案，例如，對列舉出的每一位思想家都能夠寫得較為深透，又具有貫通感，形成譜系；同樣，思想家絕非孤立發聲，與時代緊密關照。總之，要展現出“時代性”與“會通性”。在我看來，這一書寫範式非常值得我們好好揣摩學習，借以提升研究水準。之是以這樣講，并非僅是作為思想史研究者的自我批評，而是坦誠中國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距離這一目标還有些遠。不要說古今會通，就以筆者主要研究的歐洲近代思想史而言，學界的研究也還難以做到會通。現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要麼集中于主要思潮，如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或一些經典的思想家，如托克維爾、約翰·密爾等，猶如貨品的分類性排列展示，彼此孤立，缺乏關聯。即使市面上有一些“西方現代思想史”之類的書籍，也還隻是對思想家的排列梳理，缺乏研究性深度，和通透性的提煉，特别是對于思想家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思想轉換以及時代特征之間的内在關聯更是缺乏會通性的考察。

就思想史研究中的“時代性”問題，我們不能隻是将其作為思想家研究的背景性點綴，而要用心思考時代特性和思想家的思想形成、觀點表達、文本組織，甚至個人的秉性之間的内在聯系。具體而言，考察思想家如何通過自己的思想引領時代思潮的前行，塑造着時代的思想特征；同樣，時代的特質又如何反過來影響了思想家的思考和創造。是以，在對思想家的文本踐行曆史性規範研究的同時，還應重視思想家和時代之間的關系，考察思想家思想的形成與時代演進之間的複雜關系，進而實作如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說，“了解一個時代的總體精神的形成，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丹尼爾·羅什《啟蒙運動中的法國》，楊亞平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達緻思想史研究的“會通”這一目标。

回顧歐洲近代曆史演進，伴随着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社會的“大轉型”，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每一個人都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時代的精神觀念塑造着思想家個人的特性，同樣，思想家也會繼續保有舊有的精神氣質，其間富有多重的層次和糾集，切莫予以遺漏與疏忽。這裡，試以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為例。1836年，愛德華·甘斯（Edouard Gans）在雷佳米耶夫人（Madame Recamier）的沙龍裡見到了托克維爾，後來他回憶道，對面坐着一個面容蒼白，甚至有點病态的年輕人……這位年輕人的舉止有着上一代人的優雅和禮貌，這在當代法國人中已越來越少見。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問我的同伴：“這個年輕人是誰？”我得到的答案是：“這是德·托克維爾先生，他剛剛出版了一本關于美國民主的書，非常了不起。”這本書得到的反響十分奇特：所有的政黨都很喜歡它。自由黨和卡洛斯派都推崇它，中間派倒也不指責它……人們追逐他，喜愛他：所有的沙龍都競相邀請他大駕光臨。他雖然來自一個古老的家庭，卻非常向往自由。他的出身為他帶來了貴族姓氏，而他的思想則讓他心屬自由。（呂西安·若姆《托克維爾：自由的貴族源泉》，馬潔甯譯，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扉頁）從這段描寫中可以看出，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伴随着時代的演進，作為思想家的托克維爾，雖然犀利地洞察到十九世紀這一時代的精神變化，但在個人的内在精神氣質上卻依然保有十八世紀的樣式。由此可以了解時代和托克維爾思想之間的關系，其豐富的思想内涵，以及貫穿于他一生的思想品格。正如1837年3月22日，托克維爾在給理夫（Reeve），也是他著作的英譯者的信中這樣解釋了他的出身和他的那個時代，“民主和貴族的偏見在我這裡是互換的；也許我有了這一面，也有着另一面，就像出生在另一個世紀和國家。但是，出身的偶然使得我可以自由地去保衛這兩者……當我出生時，貴族制已經死亡了，民主還沒有誕生。是以，我的本性将不會盲目地朝向兩者中的任何一方。我出生在這樣的一個世紀，四十年來我們嘗試過每一件事情，但都沒有聚焦于每一件事情，是以，我沒有輕易地企求政治的幻想。因為我屬于舊的貴族的世紀，我感到我沒有天然的仇恨和偏見來反對它，由于貴族制已經被摧毀，是以我也對它沒有更多的天然的熱愛，我們僅僅隻是強烈地偏袒其存在……總之，我是如此地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保持平衡，我并沒有自然地感到和本能地朝向兩者中的任何一方，也沒有很困難并帶着失望來看待這兩者”（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Oxford 1965，p.5）。

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作為十九世紀的人，曾經對他的父親做出過這樣的評價：“他可以說是最後一個十八世紀的人。他帶着十八世紀的思想感情進入十九世紀（雖然并不是毫無修正與改進），對作為十九世紀上半葉重要特征的、對十八世紀的反動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的他都沒有接受。十八世紀是個偉大的時代，是産生許多堅強而勇敢的人的時代，他就是最堅強最勇敢中的一個。他的著作和個人影響使他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中心。”（約翰·穆勒《約翰·穆勒自傳》，吳良健等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122頁）這裡，密爾的意思是說，他的父親面對十九世紀已經變化的時代觀念，精神價值觀已顯落伍。那麼十九世紀的時代觀念和價值究竟是什麼？是如法國思想家孔德所說的從政治轉入社會，必須培植起建設性的實證主義，還是像托克維爾和約翰·密爾所了解的面對大衆民主化的同一性和整體性的壓迫，需要高揚人的個體性；是英國社會所流行的自助者天助這一時代精神，還是一批社會主義者力主的要建立起社會正義；是要高揚自由主義的普适性，還是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流行。不管怎樣概括，無論如何，這一思想觀念的轉變更疊已經發生了。如英國思想史家伯林所說，十八世紀是一個優雅的時代。而到了十九世紀，随着工業社會和大衆民主社會的發展，原先貴族的體制以及生活方式的變革，紳士的風度取代了貴族的優雅。十九世紀這一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時代變革既塑造了思想家了解世界的方式，也規定了其對文本的修辭性表達，同樣，思想家又在這一思考中反思這一時代的特性，批判以及引領這一時代的前行，形成了一種互動關系。

應該看到，即使同屬于一個時代，也會産生不同的思想觀念的差異，而這一差異和分層又如何在同一個社會中運轉與聯結，就像法國曆史學家丹尼爾·羅什在研究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所指出的那樣：在一個遵循祖先流傳的原則和上百年的道德傳統，本身想要穩定不變、協調連貫的社會裡，人們信奉一個上帝，尊重國王的權力和基督教德行的支配地位；在這樣的社會裡，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換言之，用路易·杜蒙的話來說，我們能否在兩個社會的力量和緊張關系之間進行對比？其中一個是不平等的整體論社會，“各司其職”的倫理經濟學原則主宰着這個社會。另一個是在它自己的肌體内漸漸顯露出來的新世界，那就是啟蒙運動的社會、個體經濟的社會、新自由的社會、人員和物資流動的社會……是以，需要弄清楚是什麼促使這種關系的聚合，又是什麼使之産生分化；看看在法國十八世紀的曆史中，人文社會關系是如何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丹尼爾·羅什《啟蒙運動中的法國》，楊亞平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頁）

對此，仍以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為例，我們不僅要重視法國啟蒙運動，而且還需擴充視野，看到在相同的時間中，在其他空間還存在着蘇格蘭啟蒙運動、意大利啟蒙運動等，隻有将這些不同空間的啟蒙運動視作為一個整體，納入我們的研究架構中，才能更好地了解啟蒙運動的特性，探讨他們對“人的科學”的思考。當然如果再将反啟蒙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則可以更好地了解啟蒙運動，以及十八世紀的特性。例如同時代的德意志思想家奧·威·施萊格爾就寫下了“啟蒙運動批判”一文，反對啟蒙運動的“光明”，力贊“黑夜”。他指出：“夜是萬物之母，現在，這個說法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又東山再起：人們認為，世界脫胎于泰初的混沌，通過愛與恨、同情與反感的互相作用而成形。生活的魔力賴以存在的基礎，正是一片黑暗，我們存在的根正是消失于其中以及無法解答的奧秘之中。這就是一切詩的魂。而啟蒙運動則缺乏對于黑暗的最起碼的尊敬，于是也就成了詩最堅決的敵人，對詩造成了一切可能的傷害。”（孫鳳城編選《德國浪漫主義作品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378頁）對這一時代觀念内在的對立、互相的論辯等複雜糾纏關系的考察，蒙克在書中也為人們示例道：“我力圖證明，要了解洛克的論證架構，就必須了解羅伯特·菲爾麥的著述。不僅要了解菲爾麥對父權制的辯護——那是洛克所反對的，還要了解菲爾麥對他那個時代的契約論者的具體批評——那是洛克認為必須要予以回應的，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觀點。”（第1頁）

可以說，對于所研究的具體的思想家而言，也隻有在細緻解析了時代特性，不同思想家思想觀念之間的互相影響吸收，乃至差異對立之後，才能對其做出恰當精到的定位和了解。例如，以往對亞當·斯密的研究，常會強調斯密的“商業社會”，即自由的市場交換這一論點。而劍橋大學思想史教授伊斯特凡·洪特在研究亞當·斯密的過程中對其思想則給出了這樣的評判：“可以用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和自然價格模型（這是他的經濟理論的核心）來解釋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體内打工者經濟上不平等與充足給養的相容性。我們認為，這些新的經濟論斷是在十八世紀有關不平等與現代商業社會的奢華的激烈辯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是用來應對那些從各自有利的視角譴責商業社會的人——這些人或是從将有生産力的勞動者降格為奴隸的德性共和國的古典市民人文主義理念的視角，或是從基督教的社會理念視角，将商業社會斥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商品社會——以求捍衛現代性。是以，《國富論》的核心關注點是正義問題，它旨在找到一種能夠使得财富的不平等與給那些被市場淘汰的人提供充足給養這兩者并行不悖的市場機制。也就是說，斯密的觀點表明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富足的經濟體——在該經濟體中，窮人的需要與富人的權利這一古老的法理悖論能夠被超越而并行不悖。”（伊什特萬·洪特、米凱爾·伊格納季耶夫編《财富與德性：蘇格蘭啟蒙運動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李大軍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

就時代關切而言，蒙克精辟地概括道：“當下的世界史行動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也是可能的世界；哲學能提供某種了解的那個世界是過去的世界；無論是哲學，還是曆史，它們所能做的無非是暗示：對于當下的世界而言，什麼将是合适的。”（642頁）的确，什麼是一個“合适的世界”，又如何建立起這個“合适的世界”？這既激發思想家的思考，也常常令其困擾。回顧曆史，特别是十九世紀的曆史，面對現實社會中勞動者的身份和社會的貧困問題，即窮人和富人的兩極分化問題始終是十九世紀的社會難題之所在。如何了解貧困和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關系，如何讓勞動者獲得應有的身份權，也是十九世紀思想家面對的基本問題。時代的困境總是催促思想家進行思考，找出解決之道。可以說，無論是社會主義思想家，還是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在直面這一基本問題，思考“勞動階級的未來”，設想建構起一個公平正義美好的世界。在這一思考中，有這樣幾種代表性的視角和路徑值得關注。一是以布朗基為代表的“社會革命”理論，要摧毀現有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體制；二是以霍布豪斯、托馬斯·希爾·格林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探讨對現有體制進行限制改造，實作社會的“共同善”，這後來成為福利社會的基礎。而以約翰·密爾為代表，則思考如何建立起資本和勞動的合作關系，進而實作對社會财富的共享，而非“資本”一個階級的獨享；但同時代的馬克思則認為，“雖然人類的解放和道德救贖實際上唯有通過了解曆史才有可能，但它們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拒絕階級利益，而是積極地追求某個特定階級，也即無産階級的利益”（543頁）。

不僅如此，對現代社會而言，特别是在工業革命時期，勞動與資本成為當時社會最為核心性的要素，成為映照這個社會的表征。那麼，如何了解勞動則成為思想史關注的基本問題。對此，梳理思想家對勞動的了解，考察勞動概念内涵的變遷就有着重要的意義。就勞動這一概念而言，在法國“舊制度”時期，勞動是作為一種懲罰而存在，那時提倡勞動，與其說是為了擷取經濟價值，不如說是為了張綱守紀美德。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則改變了這一内涵，開始将勞動轉義，進而具有了新的内涵，認為“勞動是人類因其需要而被迫從事的日常事務；同時，人類的健康、生計與道德又全都取決于勞動本身”。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伴随着個人主義的興起，工業革命的發生，勞動的内涵有發生了改變，既成為一種生産要素，也開始成為個人的一種權利，一種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個人對自己的勞動享有支配權。這一了解特别展現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書中，斯密特别強調了勞動者對自己勞動權利特别是勞動力的享有。後來到了馬克思那裡，目睹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現狀，響亮地提出了“勞動異化”的觀點，認為勞工階級的勞動造成了勞工階級自身處于依附性地位。是以，時代提出了這一命題，勞動能否迎來人的解放。（以上内容概括自羅貝爾·卡斯特《勞動：從懲罰到解放——人的社會性表達關系》，黃淵譯，載《東方早報》2012年5月30日第10版）

使用上述這些例證無非是想說明，在思想史研究中，我們既需要對思想家以及思想家文本的細緻解讀，闡釋其微言大義，而且也需要将其放在時代精神的曆史語境中來了解，超越這些作為單個的思想家和文本本身，将這一“點”納入整個時代的思想演進這一“面”中來了解和定位。認識到思想是随着時代的演進而變化與發展，思想家也是在所處的時代并針對特定的時代問題而思考表達。是以，思想與時代緊密關聯，觀念與社會互動共振，融貫一體。我們不僅要将其視為研究的曆史語境，更要将其成為研究内容。這樣，思想史研究可以從邏輯化、理論化的次元展開，但回到時代與思想家、思想家創作的文本之間的關系将會豐富我們的了解，既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思想家的文本和思想表達，同時也有助于我們把握時代的律動和内涵。展望未來的思想史研究，從“時代精神”和時代的不同思想觀念出發，并将近代幾個世紀以來的思想家進行一種會通性的考察，應是非常重要的和亟待開發的研究領域，也是實作思想史曆史性研究的一個重要次元。如蒙克所說：“了解曆史程序也是以成為任何可敬的政治理論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第6頁）

今天面對着時代的巨變，面對着種種不确定性與可能存在的不同走向，有些人已經為思想史研究的未來深感憂慮，甚至有些學人忍痛放棄了思想史研究，這着實令人遺憾與可惜。但也應該看到，就思想史研究而言，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正因為這是一個充滿了變化和走向的各種可能性的時代，才為思想的産生創造了極大的契機，自然也為思想史的研究帶來機遇，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思想觀念的演進，并提供充沛的學術資源來思考未來的行進方向。對此，可以用現代社會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市場”為例來說明。馬克·貝維爾等在其主編的《曆史語境中的市場》一書的序論中指出：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市場的影響及相伴随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各種規章和協調是如何被設想和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社會凝聚力和道德規範的思想是如何影響思想家和社會運動對市場的了解的？外生于市場的甚或批判市場的思想和實踐是以什麼方式影響現代資本主義演進的？是“脫嵌”還是“嵌入”？這樣，曆史可以為我們展示早先的思想和實踐，以提醒我們注意駕馭市場的不同方式，幫助我們反思當代人管理市場的智慧，探索新的市場管理模式。（馬克·貝維爾、弗蘭克·特倫特曼主編《曆史語境中的市場：現代世界的思想與政治》，楊芳、盧少鵬譯，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也如劍橋大學思想史家伊斯特凡·洪特所說：曆史學是懷疑論者的工具，它可以幫助我們提出更好的問題。更确切地說，它能夠幫助我們避免一次又一次地重複某些問題，毫無成效地原地打轉。好的曆史可以揭示理論和實踐的困境，并消除關于它們的争議的重複性模式。正如黑格爾所言，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一旦曆史發生了，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的曆史是什麼。（伊斯特凡·洪特《貿易的猜忌：曆史視角下的國際競争與民族國家》，霍偉岸等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146頁）

由此可以明曉，了解和研究思想史、研究時代的精神觀念顯得多麼重要，既塑造了研究者自身，也向社會傳播了公共知識，幫助人們了解“社會”和“時代”，更是向投身于時代變革的人們提供着未來進行選擇的方向與展開行動的實踐性路徑。是以，時代之變催生着思想史研究在追求“會通”中貼緊“時代性”，關注時代、時代思想觀念與思想家、政治家乃至普通大衆之間的關聯，重視時代觀念的作用，思考時代之變的觀念動力。正如拿破侖三世所說，英國曆史大聲地對國王們疾呼，如果你們走在時代觀念之前，這些觀念就會緊随并支援你們。如果你們走在時代觀念之後，它們便會拉着你們向前。如果你們逆着時代觀念而行它們就将推翻你們。（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1848-1875》，張曉華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