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作挑戰賽#
在毛主席去世的前幾天，李敏終于得以再次見到父親。主席很開心，拉着女兒的手，用微弱的聲音問：“嬌嬌你來看我了？你為什麼不常來看我呢？”
李敏不能将其中的艱辛全都講出來，煩擾病重的父親，隻有默默無言地流淚。
探望時間很快結束，李敏想要站起身，主席卻拉住她，輕輕打開了她的手掌，用另一隻手，在李敏的手心裡慢慢畫下一個圈，嘴裡還喃喃地說了一句話。
當時，李敏和身邊的人都沒有了解主席的意思，也沒有聽清楚那句話，但為了不打擾主席休息，隻好退了出去。
直到李敏再次見到母親，才把與父親相見最後一面的情景細細講給她聽。當李敏講到手心裡的圓圈時，強忍悲傷的賀子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聲痛哭起來。
一、最愛我的人是賀子珍
賀子珍出生在一個鄉紳家庭，父親曾經做過安福縣縣長。賀煥文推崇新思想，不僅自己為革命做了不少實事，也讓賀子珍等兄弟姐妹幾人，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925年，在永新女子學校讀書的賀子珍，第一次觸到了共産主義思想，并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
共産主義像一道光，照進了賀子珍的生命。她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冀，感覺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心中的太陽。
當然，美好的生活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志同道合的人們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而堅毅勇敢的賀子珍從不懼怕。
1927年4月，永新被白色恐怖氛圍所籠罩，不少共産主義積極分子被捕入獄，賀子珍的哥哥也在其中。
她心急如焚，馬上和同志們組織營救，用農民武裝起義勇敢抗争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
賀子珍帶着簡陋的武器，率領幾十人，堅守永新南門的城牆，面對敵人精銳部隊也毫不退縮，最終成功完成營救任務。
賀子珍一戰成名，永新人人都知道革命隊伍裡有這樣一位美麗而英勇的少女。
這次的成功起義，為賀子珍增添了革命自信，而她也知道，永新已不可久留，于是和哥哥賀敏學一起來到了井岡山。
這時的她還不知道，自己即将迎來人生中最大的轉折點，她的一生将注定不凡。
1927年9月，毛主席上司的秋收起義在湘贛地區打響了第一槍，身在井岡山的賀子珍與其他同志們，也關注着這場意義重大的起義，。
在這以前，她就曾讀到過毛主席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文章。這位不曾謀面的大人物令她格外好奇。
同年10月，在秋收起義失敗後，毛主席決定帶領隊伍走上井岡山，由此二人的命運軌迹發生了奇妙的重疊。
賀子珍在井岡山格外耀眼，革命隊伍中本來女性就極少，而賀子珍身上的飒爽性格和英勇事迹更令她充滿魅力。
毛主席挺拔的英姿，深邃的目光，言談間的親切感也讓賀子珍印象深刻。
在共同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毛主席驚喜地發現，自己與這位爽朗堅毅的革命姑娘有很多共同話題，也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
賀子珍在井岡山的革命工作幹得熱火朝天，同時也沒忘記在生活上關心毛主席。
當時的井岡山條件艱苦，賀子珍特有的女性敏感和柔美就更顯得難能可貴，她知道主席愛吃辣，就千方百計積攢辣椒給主席炒菜，還在休息時去抓田螺給毛主席改善夥食。
相處過程中，兩個人越走越近，尤其在共同經曆了塘邊村遇險事件之後，二人感情急劇升溫，終于走到了一起。
1928年的一天，井岡山的“紅色土匪”袁文才開心地炒了幾個好菜，就算是為毛主席和賀子珍擺了“婚宴”。
從此之後，身為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的賀子珍，更是成為了主席的“賢内助”。
毛主席愛讀書看報，報紙又是當時可以及時了解戰局的有效資訊來源。賀子珍憑借聰慧的頭腦和多年的鬥争經驗，突破敵人的重重封鎖，成功建立了幾條運輸報紙的“貿易線”。
她知道主席每天的工作量巨大，在拿到報紙之後，賀子珍會先仔細閱讀，将有用的資訊和内容做出重點圈選，并從上到下按照重要程度排放整齊。
除了照顧主席的工作和生活，賀子珍也在革命工作中也非常積極。
紅軍被迫下山，開始漫長而艱苦的長征之後，同在隊伍中的賀子珍不僅從來不搞特殊，還主動幫忙照料傷員。
1937年4月，紅軍總衛生部休養連輾轉行至滇黔交界的盤縣，在敵人的一次轟炸中，賀子珍不顧個人安危，撲倒在一位傷員身上為他遮擋炮火，自己卻身受重傷，暈倒在血泊之中。
大夫從賀子珍的身體中取出了十餘枚碎彈片，但受醫療條件所限，她的體内還有幾枚彈片無法取出。
沒人能想到，這幾枚彈片在賀子珍命運中所埋下的隐患，遠不是身體疼痛那麼簡單。
賀子珍在工作上嚴于律己，雷厲風行，在生活上也有女性的溫婉和柔情，但内裡卻是爽直的“暴脾氣”，她做出的決定十頭牛都拉不回來，主席都曾經打趣地稱呼她為“女司令”。
有一次，賀子珍和主席吵得格外激烈，但事後主席并不以為意，還幽默地說：“你是鐵，我是鋼，碰到一起響叮當。”
小吵小鬧并沒有影響兩人的情感，在1928年至1937年這艱苦的十年中，賀子珍曾與主席生育三子三女。遺憾的是，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隻有一個孩子活了下來。
可以說，賀子珍做到了一個女性可以對生活與工作付出的一切。
是以，毛主席曾經動情地感慨道：“最愛我的人是賀子珍。”
二、一次轉身，幾乎永别
1936年，賀子珍拖着重傷剛愈的虛弱身體，憑借驚人的韌勁兒和頑強的意志走完了兩萬五千裡長征，最終跟随隊伍來到了陝北。
在那裡，她見到了很多優秀的共産黨員，接觸到了更多的先進思想，同時，她也認識到了自己在學識上的差距和不足。
毛主席來到陝北更加如魚得水，與更多優秀的革命同志不分晝夜的研究鬥争路線，探讨革命思想，經常一忙起來就忘記了時間。
賀子珍性格要強、倔強，她和主席的結合，是被彼此身上閃亮的革命意志和志同道合的革命思想所吸引，而現在，她發現自己似乎幫不上忙，插不上話了，這讓她的内心很不舒服。
而另一方面，面對更加繁重的組織工作，賀子珍也經常感到力不從心，尋求機會去好好學習的想法，在賀子珍的心裡生根發芽。她想要學習更多知識，為革命做更多重要的工作。
心态往往能影響一個人對事物的判斷，正在煩悶中的賀子珍漸漸有一些敏感和多疑，正在此時，她卻又迎來了一個更大的考驗。
1937年，一位名叫史沫萊特的外國友人在宋慶齡和斯諾的介紹下來到了延安，一同前來的還有一位漂亮的翻譯吳光偉。
史沫萊特是一位美國記者，在她的聯系下，促成了幾件大事件，比如：白求恩援華、節育運動、滅鼠運動等，她的到來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和歡迎。
毛主席沒有出過國，他很想通過史沫萊特了解國外的生活和觀點，于是在翻譯的陪伴下，經常與記者進行暢談。
而此時的賀子珍對史沫萊特發起的“交際舞活動”非常不滿，又加之看到主席經常和她們有說有笑，心裡很别扭。
有一天，沖突終于爆發，賀子珍來到主席和史沫萊特以及翻譯吳光偉的面前，與她們發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動手的地步，主席拉開雙方阻止了沖突更新，卻再也沒有交流的興緻，與賀子珍回到了房間。
往常，兩人日常偶有争吵，主席也不會往心裡去，而是主動和賀子珍緩和關系，而這一次，主席沒有繼續和賀子珍争吵，而是非常平靜地說：“你若是嫌這裡不夠好，你想要學習，可以去紅大，也可以去公大，你這麼胡鬧是想要幹什麼？”
賀子珍沒有得到來自主席的安慰，心裡本來就不舒服的她，犯起了倔脾氣。
賀子珍雖然沒有立即離開延安，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她一直與主席較着勁，主席也非常失望地保持了沉默。
賀子珍的這次失态，引起了很不好的影響，此後她再也沒有參加過毛澤東主持的重要會議。
敏感多疑折磨着賀子珍的精神，主席的态度讓她感覺到疏遠和委屈，而埋藏在體内的彈片所帶來的疼痛也常常令她夜不能寐，恰在此時，她又發現自己已經懷孕。
于是，賀子珍下定了決心，她要離開延安，去上海治病、學習。在将決定彙報給組織之後，毛主席曾多次挽留，但以她的倔脾氣絕不會改變想法。
1937年，毛主席參加洛川會議的時候，賀子珍收拾好行李，悄悄離開，但是當她來到西安才發現抗日局勢陡然而變，上海已被日軍占領，她身為重要上司人的妻子，去上海太過冒險。
此時，剛剛從洛川回到延安的毛主席，趕忙讓人給賀子珍帶去親筆信：“以後延安的醫療條件，也會好起來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你回來吧，子珍。”
賀子珍收藏起這封信，心意卻并沒有回轉。在西安辦事處的日子裡，她發現很多去往延安的人，都是經由蘇聯到新疆，再到西安，最後到達目的地。
于是，賀子珍想既然能由蘇聯回到延安，那麼去蘇聯治病求學就是可行的。
她親手給主席做了一床棉被，在一條白手帕上寫了四個字“從此訣别”，之後立即啟程去了蘇聯。
當警衛員把東西帶回延安，毛主席看着那四個大字久久不語，将手帕放在了自己的鐵皮箱中，一生都不曾丢失。
賀子珍本想去蘇聯治好病痛，好好學習，同時養育孩子，然後以全新的自己回到延安，為革命做出更重要的奉獻，也為自己赢得更大的尊重。
但命運就像和她開了一個太大的玩笑，來到蘇聯後發生的一切都令她始料未及。賀子珍的一次轉身，幾乎成為了和主席的永久分别。
三、苦難開始，唏噓一生
剛到蘇聯的時候，賀子珍滿懷希望，一生要強的她，想要好好學習和工作，在未來大展拳腳。
為了不讓别人因為她的特殊身份而多加照顧，她用“文英”作為化名，即便幾個月後孩子就要出生，但賀子珍對學習和工作都沒有絲毫的懈怠。
賀子珍來到蘇聯的第一個打擊來自醫院，她本以為取出彈片會很順利，沒想到醫生根本不建議進行手術。此時在她體内的彈片已經和頭骨、肌肉、神經長在一起，這意味着，她的一生都會伴随着疼痛的折磨。
不久之後，賀子珍生下了一個男孩，她一邊自己照料孩子，一邊辛苦地勞作和學習，雖然辛苦，倒也平靜從容。
在她生子之後，主席又給賀子珍送來信件，希望她可以帶着孩子回到國内，但賀子珍不想放棄剛剛開始的學業，依舊拒絕了主席的心意。
她本以為可以安穩地度過兩年學期，但命運似乎沒打算放過她。
在孩子10個月的時候，一場感冒快速發展為肺炎，在惡劣的醫療條件下，沒有得到有效的救治，賀子珍永遠地失去了她的孩子。
母親總是容易将遺憾怪罪到自己身上，賀子珍在自責和巨大的悲傷中，久久走不出來。同時她也意識到，自己當初的決定是多麼的幼稚。
她想寫信給主席訴說自己的苦難和思念，想回到他的身邊，但漏屋偏逢連夜雨，賀子珍聽到了來自國内的一條資訊：
“塔斯社記者在延安會見毛主席，雙方在窯洞内交談許久，記者告别時已經是晚上，毛主席和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窯洞外送行。”
寥寥幾句話勾勒出一副歲月靜好的畫面，而這畫面卻成為賀子珍揮之不去的噩夢。
渾渾噩噩中，她騙自己是聽錯了消息，她拿起筆給主席寫了信，還夾了一張照片。但是，時間一天天過去，賀子珍卻沒有收到來自“丈夫”的回信。
直到1939年，鄧穎超陪同周恩來到蘇聯治傷，才親手将主席回信交給賀子珍。
信上寫道：
“你的照片已經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學習，政治上進步.......以後我們就是同志了。”
一聲“同志”，一下子拉開了兩人的距離，遠在蘇聯的賀子珍隻能接受這委婉的“分手信”，一個人在絕望的深夜輾轉難眠。
周恩來夫婦勸賀子珍一起回國，但她還是拒絕了，她無法回到國内面對失去兒子和丈夫的沉痛現實。
但賀子珍不知道的是，主席也時常挂念着她的生活狀态，但性格要強的賀子珍從來不接受特殊照顧，毛主席就托朱德把女兒李敏，送到了蘇聯，陪在賀子珍身邊。
勞作依舊辛苦，但有了“小棉襖”的陪伴，賀子珍的身體确實漸漸好了起來。
然而在1941年6月，德蘇戰争爆發了，兵臨城下，莫斯科幾乎斷糧。每人每天隻能分到少量的面包，賀子珍常常省下自己的口糧，分給也在莫斯科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吃。
賀子珍面對生活永遠有打不倒的韌性和樂觀精神，她一邊艱苦地勞作，一邊照顧着幾個孩子的生活，苦難中也有一份家庭的歡樂。
有一天，賀子珍聽說女兒生病了，但李敏所在的國際兒童院有規定，除了固定的節假日外，不能随便探望孩子，更不能随意将孩子接回家。
當天晚上，李敏的感冒就快速發展成肺炎，醫院通知賀子珍救治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這位母親剛剛經曆了一場喪子之痛，她太害怕再失去李敏，她瘋了一樣地求醫院不要放棄，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一步不離地陪在李敏床前。
在她的精心護理下，女兒的病情終于好轉。但正當賀子珍松下一口氣的時候，國際兒童院的院長找到了她，他通知賀子珍要馬上投入工作，并且将李敏趕快送回院裡過集體生活。
李敏的身體才剛剛好轉，賀子珍拒絕了院長的要求，但院長并不接受她的理由，二人發生了争吵。
沒想到，幾天之後竟然有人強行将賀子珍送進了精神病院。她知道自己沒病，但在精神病院，沒有人會相信一位“病人”的話。
于是，賀子珍換了一種方式鬥争，她積極配合大夫的“治療”，卻悄悄将藥吐掉，大夫們也發現了這位“病人”的精神狀态很穩定，逐漸對她放松警惕，賀子珍才終于找到機會向外界送信。
在1946年夏天，賀子珍終于等到了接她出院的人，王稼祥夫婦給主席打了報告，并将賀子珍和李敏、毛岸青接回了國内。
随後的幾年中，毛主席雖然和賀子珍從未通信，卻從其他管道關注着她的狀況，考慮到賀子珍的要強性格，主席特意叮囑要幫她安排工作。
1949年，主席征求了賀子珍的意見，将李敏接到身邊讀書，體諒到賀子珍思念女兒，每次放假都會讓李敏回到母親身邊，還在包裡塞一些特産。
1959年，主席來到了廬山，閑聊時得知賀子珍也在附近，就派人将她接來。時隔21年，兩人終于有了這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短暫的見面和交談。
賀子珍見到主席後痛哭不已，訴說了自己的悔恨和自責，如果當年沒有賭氣，如果當年不那麼幼稚……但是人生沒有如果，有些遺憾永遠無法回頭。
曾經傳為美談的“井岡山之戀”，也注定隻能唏噓。
1976年是沉痛的一年，毛主席離世的時候，賀子珍沒能去見到最後一面。直到三年後，她才被專機接到北京毛主席紀念堂，看着主席的儀容，賀子珍默默垂淚。
當女兒李敏談到父親臨終前在她手心畫的圓圈，賀子珍忍不住失聲痛哭。原來，隻有最親近的人才知道，她的本名曾叫“桂圓”。
小小一個圓圈，代表了主席心底的深切挂念。
5年後，賀子珍平靜離世，為她跌宕起伏的一生畫下了一個圓圈。而關于她的葬禮規格，又成為了一個難題，上海市委緊急請鄧小平進行批示。
鄧小平果決地說：“我們中央的上司人都要送花圈，賀子珍的骨灰放八寶山一室。”
1984年4月25日，賀子珍的遺體告别儀式在上海龍華殡儀館大廳舉行，多位國家上司人前來敬送花圈，人們懷着敬仰的心情，送别這位偉大的革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