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遠在美國的張學良即将迎來自己100周歲的生日。無數張學良生前的好友以及愛國人士紛紛前來道賀。
而這當中有一個人從大陸而來，張學良得知之後親自與趙一荻女士一同接見，并與之長談許久。
這個人便是開國大将徐海東之女——徐文惠。
張學良與大将徐海東的特殊交情
說起張學良與徐海東之間的交情，還要從紅軍時期說起。
張學良在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時期，被蔣介石逼着想紅軍發動進攻。而張學良當時遇上的正是徐海東的第25軍。
盡管張學良當時是被蔣介石脅迫，但是畢竟張學良手中握着三十萬裝備了全部德械裝備的東北軍。相比之下隻有幾千人的25軍與之建立懸殊實在是過于巨大。可就是在這樣巨大的差距下，張學良還是在徐海東的手上吃了大虧。
在甘泉地區，張學良的東北軍被25軍以圍點打援的戰術一口氣吃下了整整三個師的兵力。使得這位海外留學回來的“少帥”對于紅軍的這名指揮官佩服不已。
後來知道了25軍的指揮官是徐海東之後，張學良便一直想要見一見這位值得尊敬的對手。但是世事弄人，在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便一直被蔣介石軟禁，終身未能得嘗所願。
後來徐文惠為父親開畫展、出畫冊的那段時間，遠在海外的張學良聞訊徐海東的後人還在世，于是便寫了一封信寄給了徐文惠，表達了對于徐海東的這份“打出來的友誼”與緬懷之情。而這一次徐文惠前往美國，也算是對張學良将軍的一種回應。
二人見面之後，張學良得知面前的這名女子就是當年徐海東将軍的女兒徐文惠的時候，久久地握住對方的手。張學良與陪伴在一旁的趙一荻一齊注視着眼前的這位故人之女。
這期間，徐文惠還将一本當年被毛主席收藏過的名家畫冊贈與張學良将軍。而張學良将軍也自己所著的幾本書送給了徐文惠。
徐文惠的與張學良的這次見面，彌補了張學良與徐海東兩人一直未能謀面的遺憾。
經過這次會面，徐文惠有感于老一輩的革命者之間的這種特殊友誼。于是便立志将人生剩餘的歲月全部用到對于革命精神的宣傳中來。
出生在戰争年代的将門之後
1939年的五月，在陝西延安，周東屏在陝北延安生下了徐文惠。這一年，徐海東還在延安休養、學習。
每每在與戰友們閑聊的時候，都會提起才結束不久的町店戰鬥。那絕對可與說是徐海東的最值得驕傲的一場勝仗了，殲滅日軍第二十五師團一個聯隊，斃傷日軍近千人。一場戰鬥能去的這樣的戰績在當時的八路軍中可是不多見的。
不過，雖然戰鬥取得了勝利，但是多年來的戎馬生涯也在徐海東的身上留下了多處舊傷。是以這時候的徐海東急需好好地修養一番。另一方面，自從與周東屏結婚以來，也總是聚少離多。一年多的修養，也總算是有機會讓夫妻二人好好地團聚一番了。
徐文惠生下來之後沒多久，徐海東就接到了随劉少奇一同赴華中地區開展工作的指令。徐海東不顧病體之危，帶着妻小一同又開赴新的戰鬥崗位。
離開延安之後的徐海東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在皖東一帶堅持戰鬥。
在去往皖東時，同行的劉少奇一路上抱着三個月大的徐文惠，假扮成徐海東的秘書。沿途經過敵人所設的關卡時，好幾次都險些暴露。幸運的是，最終一行人有驚無險的從敵人的封鎖圈中走出來，順利的到達了皖東地區。
這一年的12月，才到皖東的西海東便帶着新四軍第四支隊在周家崗與日寇大戰三天三夜，取得了皖東反掃蕩的一次重大勝利。
可是，徐海東當時本就是帶病前往皖東，經過這場戰鬥之後，徐海東舊病複發，一下子便病倒了。以至于在後來的30年時間裡面，徐海東都是常年卧床。
從小徐文惠就知道父親病重卧床，是以年幼的徐文惠常常跟着母親一同照顧病重的父親。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在新四軍的隊伍中，将軍的孩子也得早當家。
徐文惠才三四歲的時候就已經能夠幫着母親一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了，甚至還“會”腌鹹菜。
徐海東的戰友們在見到徐文惠的時候，都将其向自己親生閨女一般地看待。常常帶着徐文惠在根據地的指揮部玩耍。而小時候的徐文惠因為常年與戰士們接觸的緣故，對于戰士們的日常作訓和槍械實驗等也都十分感興趣。經常纏着警衛叔叔将她扛在脖子上看爆炸。
用徐海東的話來說，這個女兒就是“投錯了胎”，一點不像是個女孩兒，到更像是一個和徐海東年輕時候差不多的小子。
一次徐文惠非要嚷嚷着讓警衛員叔叔帶着他去看戰士們做爆破試驗，結果出了意外。一枚破空飛行的石頭子貼着徐文惠的頭皮飛過，差一點就要了徐文惠的命。
這一次将徐文惠自己和父母都吓得不輕，但是還沒多久，徐文惠又嚷嚷着要警衛員叔叔帶她去看戰士們作訓了。對此，徐海東與周東屏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誰讓徐文惠身在軍人之家呢！
“準軍事化”的家庭教育，造就了其堅韌不拔的品格
由于身體的緣故，徐海東在抗日戰争後期以及解放戰争時期都一直在後方養病。即便是在解放後也都隻是在軍中從事些理論研究的工作。遠離了戰場，徐海東也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妻子和女兒。
在對于女兒的教育上，徐海東可是要求的極為嚴格。是以，徐文惠從國小習成績就很好，盡管在戰争時期經常居無定所，但是徐文惠的功課可是一點沒落下。
徐海東以治軍的方式來治家，是以徐文惠從小接受的就是“準軍事化”的教育。即便是後來上了中學後，每次外出徐文惠都要向父親請示，得到準假之後才能外出。
甚至，要确定好去的時間和回家的時間，回家之後還要準時地在父親這裡銷假。
這樣的教育方式，或許也就隻有在徐海東這樣的軍人家庭才看得見，一般人還真做不來。
據徐文惠回憶，上學時，父親每個月會給徐文惠5毛的零花錢，雖然是零花錢，但是怎麼用，用在哪裡這些都是要向父親報告的。
在學校裡面，徐海東要求徐文惠不得提起自己的父親是誰，一切都要與同學一樣，以平常百姓人家孩子的身份在學校裡面學習，不可以搞一絲一毫的特殊。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家庭環境，是以徐文惠的樸實節儉就像是刻在了骨子裡面的，在此後的人生中始終如一，即便是往後幾十年過去了也都未曾有過一點改變。
1958年，徐文惠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航空工業大學，當時徐文惠學習的是工科。
由于在學校的時候十分節儉刻苦，加上當時的生活條件差，是以在一次到工廠實習的時候徐文惠便因為營養不良暈倒在了工廠裡面。
徐海東知道之後擔心徐文惠身子弱，勝任不了艱苦的當時艱苦的國防建設工作，于是勸女兒轉學醫科。當時的徐文惠心裡面有一萬個不願意，性格要強的她當然不願意放棄。
徐海東對女兒說：“以你的身體水準，還是不要浪費國家的栽培了，換其他專業吧。”
最後沒辦法徐文惠隻能在母親的建議下，轉去了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習醫學。
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經過了五年的學習之後，徐文惠順利地畢業。組織上考慮到徐海東的身體長年抱恙，特别将徐文惠調到徐海東的身邊，專職照顧父親。
組織上原本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徐海東卻始終不這樣認為。徐海東覺得，國家花費資源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而且将女兒一直留在身邊總歸不好，還是要讓女兒去創一番自己的前途。
于是，徐文惠便放棄了組織的安排，由學校配置設定到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成為了一名軍醫。
徐文惠回憶說，剛到軍區總醫院的那一年正好的是1964年，國家剛經曆三年的自然災害，生活條件特别的艱苦，加上經常有政治運動是以生活很是艱難。
特别是在父親徐海東去世之後，各方面的壓力更是巨大。為了過得輕松些，徐文惠将将抗戰時期以及土地革命時期的一些老照片都藏了起來。沒想到的是，這些照片等到後來都成了珍貴的曆史資料。
盡管當時的環境艱難，生存不易，但是徐文惠卻始終謹記父親的話：作為一個共産黨人，不為共産黨工作就是恥辱。
是以，在那幾年的時間裡面，徐文惠受再多的苦，受再多的委屈也從來沒有抱怨過，更沒有心生怨恨。全将一切都當做是人生的一種磨砺。
對父親徐海東的緬懷
改革開放以後，徐文惠離開北京軍區總醫院在一家港資公司任職。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才為了回家照顧病重的弟弟和母親，離開了工作崗位。
回到北京的徐文惠一面在家照顧母親和弟弟，一面開始搜集和整理紅25軍、長征時期的女紅軍、父親徐海東的資料，将業餘時間都用在了紅色文化與革命優良傳統的宣傳之中。
在徐文惠的不懈努力下，記錄徐海東大将的5集電視紀錄片《大将徐海東》被搬上了熒幕，同時還出版了大型畫冊《徐海東大将》。協助國家郵政部門制作了多套關于“開國大将”這一主題的紀念郵冊、郵票等。
特别是在2006年時，徐文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時與中郵公司合作推出了《巾帼英雄》系列郵票，展現了當年長征時期，紅軍中的女英雄的故事，将這一特别的英雄群體展現在了世人的面前。
徐文惠以這樣的方式來緬懷父親，以一腔熱血和拳拳之心來表達自己對于革命事業的熱愛。
退休後依舊在為革命宣傳做貢獻
2010年12月，徐文惠與120多名開國元勳以及愛國民主人士的後人成立了一個名為“開國元勳後代合唱團”的公益性演出團體。
在此後的幾年時間裡面，徐文惠閑暇時便會和團員們一同在北京動物園附近的一處酒吧裡面排練紅色革命歌曲。隻要有時間，也都會應邀參加一些公益性的演出。演出所得則是全部捐獻出來用于對革命精神的宣傳。
2019年10月1日，徐文惠帶着父親的畫像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此時的徐文惠已經是80歲的高齡了。
2020年9月28日，徐文惠在北京逝世。直到逝世的前，徐文惠都在盡自己所能的為革命宣傳事業做貢獻。
徐文惠對于革命事業的熱愛是有目共睹的，正因為如此，徐文惠一直都受到身邊朋友們的愛戴。在衆多的“紅二代”中，徐文惠的聲望一直很高，被人們親切地叫一聲“大姐”。
在徐文惠的追悼儀式上，無數革命軍人的後代齊聚，前來吊唁的都是很多都是開國将軍的後人。人們用這樣一場特殊的悼念儀式在這裡深切地緬懷這名将軍之女。
作為一名标準的“紅二代”，徐文惠一直秉承父輩的遺志，用自己的一生來踐行對于革命事業的熱愛與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