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4歲的黑人孩子愛默特·提爾在密西西比州探親時，在一家雜貨店和年輕女店主說了幾句話，後者随後叫來了她的丈夫和另一個白人男人，他們對黑人少年實施了私刑，幾天後被子彈洞穿、被肢解的屍體在河裡浮現。2014年11月12歲的黑人男孩塔米爾·萊斯在街頭公園蕩秋千，手裡拿着一把玩具手槍，被兩個白人警察擊斃。2014年8月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在街上和一個白人警察發生口角，之後被後者槍殺。2016年32歲的黑人費蘭多·卡斯提爾在路上行駛時，被警察攔下，檢查後發現攜帶槍支，但在沒有使用的情況下，被警察連射五槍擊斃。2020年5月46歲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因被懷疑使用假币被捕，很快被一個白人警察掀翻在地，用膝蓋跪抵在他的脖子上，九分鐘後這位黑人死去。
這些人的名字進入了黑人作家傑森·默特2021年獲得美國全國圖書獎的小說《好一本書》之中，盡管作者隻是簡單提及，并沒有講述他們被殺死的場景，但是已經足以傳遞給讀者一種資訊，一種有關苦難的資訊。确切來說，是黑人在美國的苦難，更确切而言，是作為黑人在美國生存的苦難處境，背後涉及的不但是時常會遭遇的生死風險，也涉及類似身份、奮鬥、進取、目标等任何一個人的生活不得不面對的東西，而就黑人來看，這些于常人來說是那麼平常的生活内容，在他們這裡，卻因為其膚色變得如此之困惑，繼而走向艱難，再或者被抛入徹底毀滅之深淵。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了一個不可解的問題：黑人之“黑”在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事？
撰文｜金衡山
黑人處境的沉重凝視？
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使得始于2013年的“黑人命也是命”運動又一次掀起了一個高潮。傑森·默特的這部小說顯然是有感于近幾年美國接連不斷出現的黑人被警察暴力執法以緻失去生命的多個事件，黑人抗議運動在小說中成為一個明顯的背景。但另一方面，作者的聚焦點并不隻是當下發生的一些事件—本文開頭提到的第一個事件發生在半個世紀前，而是要透過這些事件思考黑人在美國的處境，尤其是其苦難生活的緣由，并試圖從根子上找到這個緣由的發生。
以一部小說的篇幅來表述這個問題，這個任務對作者而言又實在是太過龐大，原因很簡單，黑人在美國曆史中遭受過的苦難，從早先的奴隸身份到後來的被剝奪選舉權再到此後不得不面對的種種不平等和非法待遇，太多太過頻繁，隻能用罄竹難書來形容。以往的關于這方面的文學作品已經很多，單就近幾年來美國全國圖書獎和普利策獎這兩個文學大獎來說，就已經多次頒給了黑人作家的相關作品。《好一本書》的不同之處是要從一個更高的層面探究黑人的處境，從更加整體的角度看膚色之痛，同時又要把當下與曆史一并囊括在一種叙述裡，這應該說會有相當的難度。傑森·默特采用的方式是一種虛實相結合的叙述，講述既簡單又濃縮的故事，兩個一并發生的故事，同時又加入一種超現實的描述手段，間之于自嘲，反諷的語調與凝重，憂傷的申述，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對黑人苦難處境的深度呈現，同時也展開了對其命運的一種深度憂思。
美國作家傑森·默特。
小說伊始展現的是一個有着超現實故事的場景，一家三口的一個黑人家庭突然發現不見了十歲男孩，父母的焦慮溢于言表，而實際上，這隻是孩子實施的隐身術發生了效應，他就在屋中的一個角落裡，心中叨念着“隐身，隐身”一語，果然，奇迹發生了，就在他父母面前他将自己消失了。隐身在角落裡的小男孩樂不可支地看着父母親的焦灼模樣，聽着他們關于如何去尋找兒子的對話。這個貌似頗有着喜劇色彩的故事開頭其實表現了作者對黑人文學傳統的承續和發揮。當代黑人文學的發展大多離不開著名黑人作家拉爾夫·埃裡森發表于1952年并于第二年獲得全國圖書獎的小說《隐身人》（又譯為《看不見的人》），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沒有名字，“隐身人”既是他的稱号，也被用作其姓名，更為重要的是，這成為了一個象征，訓示黑人無以立身的艱難處境。此後，“隐身人”這一隐喻被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莫裡森在内的諸多黑人作家所挪用，黑人與“隐身”間的關系不僅昭示着其生活和社會地位的尴尬，更是其經曆的苦難的縮影，它從曆史中走來，在現實中成形，更在當下顯身。
“隐身”不隻是黑人文學中的一種傳統形象，也直面黑人所處的現實。傑森·默特在小說中并沒有給出故事發生的具體時間背景，但讀者可以感覺，小男孩的故事就發生在當下美國。很顯然，作者假借這個黑人文學形象，一方面溯源黑人文學傳統，另一方面也連結曆史與當下，過去的現實并沒有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故事中的小男孩之是以要學習隐身術就是因為這是其父母反複教授他的結果，他們告訴他唯有學得此術才能躲過各種遭難，小小年紀的他尚不知遭難意味什麼，隐身于他可能更是一種好玩的遊戲。但生活很快讓他明白隐身并不能幫助他躲避現實中遭遇到的非難和苦痛，而且隐身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很快失去了效應。
種族主義的世界觀
小說作者給小男孩起了一個昵稱：“黑炭”，因為他的膚色黑如焦炭。因其膚色之黑得特别，他的遭難也是以更加痛入骨髓。在上學的校車上，作者專門設計了一個情節，讓一個長得五大三粗的白人男孩對“黑炭”極盡羞辱之能事，而此時的黑人小男孩卻失去了隐身本事，無論怎樣祈禱也不見隐身的到來，隻能痛苦地隐忍白人男孩的羞辱與整個車廂裡其他孩子的取笑聲。很顯然，這裡的情節與故事開頭的場景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照，在自己家裡可以運用自如的隐身術在這個場合宛如一個廢品，作者要表明的是現實的不可抗拒。文學中的隐喻或許可以成為一種描述的手法，或許作為對付現實的想象，更或許可以成為批判的武器，但無論怎樣，現實依舊是現實，膚色的不同引起的對人的本質的不同對待是現實之基。白人大男孩對黑人小孩反複發出一個問題：“你為什麼那麼黑？”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也是一個觸及靈魂深處的問題，它生發出的是厭惡、憎恨與不能容忍，而這全因于膚色的不同。這種緣于對身體外表的不同的視覺對一些人而言構成了生理上的本能反應，并進而上升到對一個人的情感好惡，這是種族主義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途徑。
電影《綠皮書》劇照。
緣于生理本質主義的種族主義于一些白人而言，其實隻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正如古希臘時代的亞裡士多德把黑膚色歸因于氣候原因，《聖經》中關于黑人的來源則被一些人認為歸因于人類始祖之一諾亞對其子嗣哈姆的詛咒，無論是哪種原因，表現的都是一種人對另一種人的低視，而其本質則是社會階層的不平等現象的存在。在古希臘奴隸不被視為人的類種，哈姆的後代也自然成為了社會底層的代表。種族主義把這種不平等固定化了，而通過對身體膚色的象征意義的渲染則讓種族主義更得到了普遍化的接受，在美國，膚色決定種族的優劣在一些人眼裡成為一個不成文的普遍辨別。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經曆了民權運動的強烈沖擊和批判，種族優劣觀在社會層面的美國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似乎銷聲匿迹，但對膚色不同的另眼相待并沒有從此消失，而是潛入到了一些人的心理中并得以固化，一旦氛圍形成，便時時浮現，種族主義難以消除，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小說作者聚焦膚色給黑人小男孩帶來的巨大痛苦，看來是很簡單的描述，實則反映了種族主義在美國陰魂不散的緣由，而從孩子的角度來講述膚色之感，尤其是來自白人男孩的那種居高臨下的态度，則更可以說明種族主義之本質化的危險，以及與此相關的人性之扭曲程度。
另一方面，有關膚色問題的描述也是黑人文學的一個傳統，讀者可以從莫裡森的第一部作品《最藍的眼睛》裡看到膚色對黑人自身的影響，“白”代表美，在一些黑人中間成為價值衡量标準，導緻的結果是對自身的懷疑與否定。在這部小說中，傑森·默特同樣也使用了這個傳統。小男孩的爺爺在臨死前反複提醒其兒子要相信自己，因為他曾經顯現過在繪畫方面的特殊才能，但小男孩的父親對此卻極其讨厭，因為他的畫面展現的都是白人的漂亮形象，顯然老爺爺這一輩受到的是以白為美的教育，而兒子這一輩已經開始意識到其中蘊含的自我否定的危險，但面對這一問題，他所能教授給他兒子的隻是一種起到心理安慰的隐身術，這不能不說膚色之痛于這些黑人來說是難以抹去的隐痛，難以述說的苦痛。
小說以黑人文學傳統作為叙述手段，揭示的卻是當下現實中依舊普遍存在的種族主義的深度影響，從中也可以看出，這部作品直面當下美國社會中一些諸如“後種族”之類的話語，以為在奧巴馬當了總統之後，種族問題已經過去這樣的看法隻是一種天真的想象。種族主義不僅存在，而且表現為固化和本質化，同時與美國社會在特朗普時期民權運動的返潮現象合流，小說把現實中發生的警察射殺黑人事件作為背景，表明作者對現實的深刻剖析，也是對美國的深度批判。
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Montgomery Bus Boycott)是美國民權運動曆史上的一座裡程碑。開始自1955年年底，持續了一年左右的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展現了非裔美國人以及支援民權運動的其他美國人的反抗種族隔離與社會不平等的決心與毅力。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最終促使1956年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決，裁定蒙哥馬利市的公交種族隔離法違憲。
另一方面，“後種族”思想也确實産生了影響，這反映在小說叙述的另一故事情節中。第一人稱叙述者是一個作者，講述推銷其近作的路演過程，這構成了小說的另一條主線。這個線索似乎與前面所說的黑人男孩“黑炭”的故事沒有關系。從故事情節的發展來看也确實如此，但是事實上在涉及黑人的遭遇，尤其是黑人身份的固化方面，這兩個故事互相指涉，産生了文學理論上所謂的“互文”關系，而這背後反映的是同樣的與黑膚色相關的注定命運。
這個頗有點名氣的作者，按照其經紀人的安排，頻頻出場，風光無限，小說對這些方面的描寫語調幽默，間或滑稽，既譏諷寫作市場的商業化，又展示作者自己的某些批判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黑人，直到在某一個場合突然被他人提及，忽然醒悟過來。正是在這個地方，“後種族”思潮展露了其些許端倪。很顯然，這個有着作家地位的第一人稱叙述者并沒有把自己的黑人身份當成一回事，這似乎表明了種族問題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社會裡已經不再是一個話題。從他的言行來看，這種觀念至少已經進入其潛意識之中。被人崇仰，被人關心，被人相捧，這些行為隐去了其膚色的不同，就好像是小男孩所期望的隐身術在其身上真正發揮了作用。
隻是，所有這一切在一瞬間都被打回了原形。即便在意識到自己的黑皮膚後，這也沒有太多影響其對其作品的宣傳活動，但發生變化的是作者對于黑人身份和命運的思考突然增加。此外，小說作者傑森·默特為了讓這種思考更有針對性，專門設計了另一個人物，一個名叫“孩子”的黑人男孩，他像鬼魂一樣出現在這個作者的路演中，伴随其左右，又随時隐身而去。鬼魂形象也是黑人文學中常見的描述，莫裡森的名作《寵兒》講述的就是鬼魂的故事，2017年獲得全國圖書獎的黑人女作家傑絲明·沃德的作品《唱啊，未葬者，唱》也使用了鬼魂人物，傑森·默特再次啟用這類形象一方面是為了向傳統緻敬，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鬼魂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表明黑人的處境，無論是在象征意義上，還是在現實意義上，一些黑人都處于既在又不在的狀态中。他們的“在”是因為曆史上的他們不能被輕易消除，至少對黑人而言如此，他們的“不在”是因為他們的肉體不再存在，隻能以鬼魂的形式出現。在這部小說裡，傑森·默特筆下的那個作家描述了“孩子”被警察槍殺的事件。盡管使用了一些超現實的描述手法，但現實中黑人遭遇的殘酷命運通過這種描述昭然若揭，與本文開頭提到的一些命案一同構成了最真實的背景。
文學的批判與現實的荒謬
這種頗具當下性的真實背景塑造同樣也用于黑人小男孩的故事中。他的父親隻是因為晚上出門遛彎，被警察無端盤問，最後更是被無故射殺。傑森·默特用極其簡化的方式，勾勒這種令人憤慨又無限唏噓的場景。之是以用極簡描述手段，是因為已經不用過多渲染這種為很多人所熟悉的場合。黑人的存在在那些警察眼裡，原本就是一個問題，擴大而言，在貌似平等的社會裡，這樣的事情時常發生，說明這不隻是一個警察暴力執法的事件，而是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眼裡是不是與他們一樣的人的問題。黑人的存在在這樣的社會裡面對着的不隻是生存的威脅，也是本體論上的困惑，這是這部小說要真言和直面的強烈的現實感。
托妮·莫裡森（Toni Morrison），美國著名女作家。1931年生于俄亥俄州，曾在蘭登書屋擔任進階編輯，後赴普林斯頓大學等校任教。代表作有《最藍的眼睛》《所羅門之歌》《寵兒》《爵士樂》《愛》《恩惠》等，曾獲普利策小說獎、美國書評家協會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等多項大獎。199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也是在這一點上，小說中的兩個故事最終融為一體。那個鬼魂般的“孩子”就是小男孩“黑炭”的化身，小說叙述者在故事臨近尾聲時繼續用超現實手段描述“黑炭”對于消失的期盼，于他而言，唯有徹底消失，消失在人群中，消失在天空裡，永遠漂浮在天上，才能躲避警察的盤問，才能免除恐懼的侵蝕，才能脫離暴力的怪圈。消失的意象與小說開始時表現的隐身行為合二為一，再次成為了這個黑人小男孩一家可以生存的唯一途徑。消失其實也是成為鬼魂的同義詞，既在又不在的狀态既是對現實的嚴酷揭示，更是對黑人在美國生存的哲學憂思。這是小說在多處運用超現實描述的原因。
從讀者的角度而言，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描寫過于軟弱，過于沉溺于哀歎，作者隻是幻想于超現實奇迹的發生，讓“黑炭”一家這樣的黑人超脫命運的擺布。但是，也正是這種對于超現實的訴諸或許可以更直接地反映現實的真實，一種讓人無法面對，隻能期許逃遁，但又無處可覓去向的真實。這是一種現實環境，也更是一種心理認同，這讓小說的描述對象超越了具體的幾個黑人人物而指向了作為一個種族的黑人整體。
小說結尾處，那個推銷其成名作的黑人作家對“孩子”說，“你和我是一體”。這個曾以為自己是名人，甚至一度未曾意識到自己的黑膚色身體的“作者”，開始認識到，與那個“孩子”一樣，他們都一直在逃遁中，頭頂上都一直懸着一把恐懼之劍，他們是一路人。自然，這不僅僅是小說裡的人物間的互相認同，也是小說作者傑森·默特作為一個黑人對美國社會中黑人處境的一種認知，要改變他們的地位，需要觸及種族主義的頑固本性，這不隻是依靠一個文學作者所能做到的。但其作品讓人看到了種族主義依舊大行其道的現實，讓人體悟到了黑人曾經曆過、現在依然在遭受的苦難，以及這種苦難的難以述說，這足以使人對美國社會種族問題保持警醒。這是這部小說得以獲獎的一個重要原因。
撰文/金衡山
編輯/朱天元
校對/賈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