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扶風
香港回歸後出現的亂局，香港的經濟民生和社會各方面的滑坡、困頓、衰退，都和現行的制度、結構直接相關，不在這方面動手術、做調整、施改革，香港的沉淪是不可逆轉的。切莫以為有了《港區國安法》，香港亂的問題就能解決；中央推出了粵港澳大灣區計劃，香港就可以自覺自願地融入國家發展。
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的制度設計，結構關聯，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并不能在“互相制衡”中治理好香港，積極發展。因為三者的内在問題都和“一國”、“中央”有規隔、有沖突；它們還會在“互相制衡”中“比”着如何與一國和中央相抗衡，并充分利用這種“結構關聯”強化兩國與一國的對抗或隔絕，且美其名曰“維護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而香港“三權”制度的土壤是英國殖民統治百多年，冷戰數十年的反共、抗共、崇洋媚外的意識形态和政治文化，滋生了逢中必反的反對派，他們在“三權”制度保護下如魚得水，讓制度、結構、社會運動、反對派的發展壯大互相呼應。這個過程令香港動亂不止，全面沉淪。
對于這樣的局面和問題，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權”予以改善和解決，可見中央清楚香港的“三權”制度和反中亂港勢力的搗亂破壞威脅着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威脅着“一國兩制”。然而問題在于，中央能不能全面觸動和改革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解決箇中的嚴重問題？隻有制度改善了、革新了，才能治标治本，步入正軌，跟上時代，振興發展。
“三權”整頓和改革，相對較易的是行政領域，主要是行政長官、管治團隊的挑選、監察指導和紀律方面，中央要進一步在制度上形成掌控，管治團隊的人事來源不局限于現有狀況，也即“港人治港”的标準要放寬，要讓内地精英加入治港行列；香港公務員隊伍要建“國家檔案”，要“國家觀念”和“效忠意識”先行，要明确香港公務員不存在什麼“政治中立”，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必須堅守政治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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