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論功行賞、正向激勵，曆來是有效的治軍手段。
新中國成立以後，總結過去、繼往開來，參照蘇軍模式實行軍銜制。1955年9月的大授銜，一共評選出10元帥、10大将、55上将、155中将、798少将，此外還有1266位開國大校。
總體來看，首次評銜無論是公正性、全面性還是代表性，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由于參評人員衆多、曆史情況複雜，難免也出現個别的争議。比如一度流傳的許世友、劉亞樓争大将，王近山争上将，還有鐘偉、段蘇權和賀晉年授銜偏低的話題。
在1266名開國大校中，就有5位正軍級幹部：張力雄、尹先炳、梁金華、蕭鋒和劉瑄。按照正軍級幹部的評級，至少應被授予開國少将或者中将，他們5人為何僅被授予大校軍銜？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這5位正軍級開國大校的實際情況各有不同。
開國大校張力雄
一、13軍政委張力雄是曆史原因
張力雄，1913年11月出生于福建上杭，年已109歲。
算起來作為老紅軍、老八路和老解放，張力雄入黨都91年了，參加紅軍也有90年。這樣的履曆完全稱得上我軍的“活化石”。但是，從各個時期的經曆來看，張力雄一直是政工幹部。
紅軍時期，張力雄任紅五軍團13師連指導員，後調到紅34師機槍連任指導員，1934年2月升任100團政委，作為紅34師代表參加了瑞金會議，還受到主席勉勵。2個月後張力雄調回了紅13師，侯中輝接任團政委。湘江之戰紅34師全軍覆沒，僅韓偉等人幸存。
随後西征河西走廊，張力雄任紅5軍45團政委，在高台一戰身負重傷，幸虧被老鄉藏在家中，後來靠打短工、讨飯，和紅5軍騎兵團團長呂仁禮輾轉走了1年時間，才回到了延安。
張力雄在抗戰時期的最高職務是太行7分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時期是二野特縱政治部主任。授銜之前的職務是13軍政委，一般應授少将，但由于西路軍逃亡一年缺少證人，是以僅授大校軍銜。
曆史是公正的，張力雄的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1961年晉升少将。
尹先炳
二、16軍軍長尹先炳是個人問題
尹先炳是湖北漢川人，紅軍時期曾任紅2軍團的團參謀長。
抗戰時期，尹先炳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參謀長、團長，後任129師新11旅旅長、太行1分區司令員，後來大名鼎鼎的秦基偉是他的副手。解放時期，尹先炳人晉冀魯豫野戰軍1縱副司令、16軍軍長。
新中國成立以後，尹先炳出任貴州軍區副司令員，在大西南率先肅清了匪患。
抗美援朝後期，我軍第一個合成軍16軍小試牛刀就讓美軍大驚失色，加速了談判程序。1952年評銜開始時，二野11個軍長都暫定中将軍銜。但是，尹先炳因為個人問題自毀前程，被降為大校。
尹先炳（左一）與戰友合影
張力雄、梁金華、蕭鋒和劉瑄1961年晉升少将，唯獨尹先炳始終與将軍失之交臂。
我軍五大野戰軍的首任軍長，一野9個軍1大将、3上将、2中将；二野11個軍（含19軍、58軍）除了尹先炳其餘清一色中将；三野16個軍10 中将、3少将；四野18個軍7上将、5中将、3少将。
作為二野主力16軍和我軍第一個合成軍的軍長，尹先炳成了反面典型。
梁金華
三、24軍軍長梁金華是“二過并罰”
梁金華是湖南汨羅人，1927年參加革命，年僅14歲。
紅軍時期，梁金華曾任獨2師特務連連長、紅18師54團副營長、湘鄂贛軍區司令部特務營營長、特務大隊大隊長。主力紅軍長征後，梁金華留守蘇區堅持了三年遊擊戰争。
抗日時期，梁金華曾任新四軍7師57團團長、皖南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時期，梁金華的最高職務是三野8兵團24軍副軍長。建國後，成為24軍繼王必成、皮定均、張震之後第4任軍長。
但是，梁金華任24軍軍長已經是抗美援朝結束後，而1952年評級是副軍級。
按照副軍級的授銜标準，授少将、大校都屬正常。至于低授的原因，一說是因為在三八線手下對待俘虜出現過激行為，梁金華難辭其咎。一說是梁金華在授銜前和結發妻子離婚，造成很大影響。
是以，梁金華因為工作和家庭原因就低不就高被授予大校。不過，6年後晉升少将。
蕭鋒
四、28軍代軍長蕭鋒，一言難盡
蕭鋒是江西泰和人，1928年參加紅軍時隻有12歲。
紅軍時期，蕭鋒的最高職務是團政委，抗戰時期的最高職務是八路軍115師騎兵團政委、晉察冀一分區副參謀長，解放時期的最高職務是三野28軍副軍長、代軍長。授銜前，是第三坦克學校校長。
由于金門戰役的失利，蕭鋒頭上的“代”字一直沒有去掉，是以是準軍級幹部。
是以，在1952年評級時蕭鋒實際上隻是準軍職幹部，一般授少将軍銜。但是，金門慘敗的影響是在太過深遠，是以授大校也正常。相似的還有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失利的鄭其貴，僅授上校。
戰場上失敗，是造成蕭鋒僅授大校的重要參考名額。不過勝敗乃兵家常事，1961年，蕭鋒晉升少将。2年以後，鄭其貴也晉升位大校。考慮到鄭其貴多擔任政工幹部，評銜和蕭鋒有差距實屬正常。
劉瑄
五、“三式八”幹部劉瑄，資曆不夠
和張力雄、尹先炳、梁金華、蕭鋒不同的是，劉瑄屬于“三八式幹部”。
所謂“三八式幹部”，是指沒有經曆土地革命時期，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才參加革命的幹部。大授銜流傳“紅軍不下校，抗日不上将”說法，老紅軍起碼少校，而全面抗戰參加革命的一般不會評将軍。
來自山東鄒平的60軍政委劉瑄就屬于“抗日幹部”，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在陝北安吳青訓班畢業，分到太行軍區從事政工工作，抗戰時期最高職務是129師新11旅31團政委。解放時期，最高職務是二野11軍31師政治部主任。抗美援朝時期，任志願軍12軍31師政委。
大授銜前，劉瑄任60軍政委，但是1952年定級正師，是以授大校符合規定。
和劉瑄類似的“三八式”開國大校，還有1937年參加革命的燕趙猛将王猛，以及1938年參加革命的齊魯智将劉振華。隻不過，劉瑄是在1961年晉升少将，而王猛和劉振華則是在1964年晉升少将。
同樣是“三八式”開國大校，王猛和劉振華比劉瑄還牛，王猛擔任過廣州軍區政委，而劉振華先後擔任過沈陽軍區和北京軍區的政委。可見，授銜隻是對過去革命曆程的階段性總結，而不是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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